杨 毅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的主要精力并没有聚焦在与中国的关系上，而此次访华将对奥巴马总统最终制定自己的对华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

　　应该说，当前的中美关系总体上是稳定的，两国在各个领域内的合作是积极的。但美国在各个领域中的对华政策存在比较突出的“不同步”现象。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相比，两国在安全领域，特别是在两国军事关系方面远远处于滞后状态。虽然已重新启动正常交往，但中美两军关系的结构性制约因素还没有消除，战略互信需要增强。为了使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持续地保持积极向上的势头，有必要塑造一种新型稳定、健康的中美军事关系。笔者认为，这需要把握“政治基础、战略定位、构成要素、沟通机制”等几个重要问题。

　　政治基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也是国家间相互关系中的高端政治。军事关系在国家间各种关系中最具敏感性，服从并服务于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彼此关切对方的核心利益是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保障，也是维系稳定和健康的两军关系的政治前提。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最敏感和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军关系的起伏跌宕，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台湾问题所引发。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其他地区和全球重大挑战中，中美两国需要密切加强合作。我们善意地提醒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

　　战略定位。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提出了一个“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的口号，中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回应，中国的学者们正在研究，有的已经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笔者认为，“战略再保证”含有增进战略互信、进行战略交底、摸清战略底牌、维持两国关系的战略稳定等内容，但是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如何相互战略定位的问题。也就说两国之间如何互相对待的问题，这是个双向的互动问题，不是单方显示姿态的问题，决不是一方向另一方作出保证，让对方放心的问题。两国的战略定位需要两国政府之间的战略沟通，更需要两国和两军的具体行动来证明和促进。

　　构成要素。通常来讲，大国之间保持稳定的关系需要“共同利益”与“力量平衡”两大要素牵引。“共同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意识形态利益等，应对“共同威胁”也是共同利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力量平衡”，即大国关系中实力均势理论，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旗鼓相当，或者说差距不大，哪个国家也不敢轻易运用军事手段冒犯对方的重要国家利益，从而达到两军关系的稳定。

　　目前，单靠“共同利益”已经不能维持中美两国军事关系的稳定了。由于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军力差距将不断缩小，甚至达成某种不完全对等的平衡关系会成为促进中美两军关系的促进因素。当中国的战略核武器能够突破任何导弹防御系统，从而确保能够拥有和保持可靠的战略反击能力的时候，当中国拥有强大航空母舰海上编队时候，当中国的空军和陆军有强大的战略机动能力、远程兵力投送能力及快速反应作战能力的时候，中美军事关系可能会更加稳定。这里的关键，第一是美国要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未来的军事大国和军事强国的地位，第二是中国要永远坚持防御性军事战略，不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

　　沟通机制。畅通的渠道能够增进战略互信。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自己要干什么，防止因误判而引发危机甚至冲突；一旦出现危机又能够及时地有效控制；增进战略互信，提升两军在应对共同安全威胁中的合作，这些都需要有效的沟通机制。这种沟通机制要做到多层次、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多轨道的形式。在沟通中，要及时、坦诚、高效，重大问题做到直通最高决策当局。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做更多的努力，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沟通，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告诉美国和其他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增强军事力量，国家海外利益的拓展、国家经济发展对国际海上通道的依赖加深，需要中国发展和拥有航空母舰等大型海上作战平台。在这方面不要遮遮盖盖，要敢于自信地把自己的大的宏观武器发展规划告诉别人。比如，我们将来要建造几艘航空母舰，大体上要保持一个什么规模的战略核力量。中国在坚持防御性军事战略和不先发制人思想的同时，不要让任何国家存在欺负中国而能够逃避中国惩罚的幻想。

　　在沟通中，我们要坦率地告诉美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美国的封锁、制裁和遏制政策只能刺激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欢迎和接受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是唯一的出路。一旦我们把这样的“家底”亮明了，别人就不再胡乱猜疑了，“中国军事威胁论”也有可能会降调了，即使继续存在，市场也会越来越小了。这就是辩证法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作者是海军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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