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裴建素

　　10月13日，106岁的开国上将吕正操将军安然离世。

　　他是屡建功勋的冀中抗日“吕司令”，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在冀中抗日烽火中度过，在石家庄这片土地上也书写过抗日传奇。

　　在藁城梅花镇他带领部队重击日军，这是日军自“七七事变”后首次遇到的来自中国军队的有效抗击；在晋县小樵镇他改编部队，举起抗日义旗；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他参与指挥了无数战役；在遍及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地雷战中，更集结着他的智慧与果敢……

　　本报记者多处查访党史资料、采访相关专家，再现他在石家庄的峥嵘岁月，展现他与石家庄的独特情缘。

　　指挥梅花阻击战，使日军自“七七事变”后首次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

　　提到藁城梅花镇，几乎每个人都会想到“梅花惨案”。1937年重阳节那一天，日军的屠刀击碎了梅花人民的平静生活，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1547名手无寸铁的百姓惨遭杀害，46户被杀绝。

　　至今，梅花惨案的阴影依然深埋在梅花那些老人们的心中，成为一种永远的痛。而与梅花惨案同样深刻铬印在他们心中的还有此次惨案的“导火索”——“梅花阻击战”。正是由于“梅花阻击战”对日军的沉痛打击，才使日军迁怒于梅花人民，从而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梅花惨案。

　　但是，与说起梅花惨案感受不同的是，这次阻击战更令梅花人感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尊严。因为，“那是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在中国境内首次遭遇到的来自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而这场阻击战的指挥者吕正操也成为梅花人心中永远的英雄。

　　2005年，当记者在梅花镇街头采访时，梅花惨案的幸存者、时年86岁的张真老人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深刻：

　　那是1937年10月11日，“七七事变”后不久，吕正操的部队来到我们村。部队进村后开始征集村里的民工，用麻袋装上土堵塞城门，西、南、北三边的城门都堵塞了，只有东门还留有一条窄窄的出路。当天晚上10时多，村西南响起了枪声，我们一家都没有睡觉。到凌晨2时多的时候，枪声更密了，轻重机关枪、迫击炮的声音响成一片。后来知道是吕正操的691团和日军打起来了。天快亮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在街上高声喊叫：“日本鬼子进村要杀人，乡亲们快逃命吧。”

　　原来，691团和日本人接火，打死了800多名日军，日军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691团只好从东门撤退，临撤退前，为了减少老百姓的伤亡，掩护群众从东门撤出，12日黎明，691团突围转移。

　　据党史资料记载，吕正操带领部队在到达梅花镇之前已经与日军在束鹿县有过一战。那是10月10日那一天，为了阻止日军南侵，吕正操率领东北军第53军691团在半壁店与日军骑兵队遭遇，毙伤敌20余名。之后进驻梅花镇，再一次痛击了日军。

　　在晋县小樵镇改编部队，反对南撤，举起冀中抗战义旗

　　梅花激战之后，吕正操挥师北上，开往晋县小樵镇。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

　　“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53军奉命南撤。此时，东北军130师691团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接到北方局指示：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吕正操审时度势，决心拒绝国民党政府南撤的命令，率全团官兵留在敌后。

　　梅花镇一战更坚定了吕正操的这种决心：在梅花阻击战中，面对被围困的吕正操部，53军继续弃而南撤，不予支援。吕正操及其部下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本性，决定改编部队举起抗战义旗。

　　原新华社记者解力夫在其《吕正操：首举冀中抗战义旗》一文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述：在晋县小樵镇，吕正操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大家说：“弟兄们，今天我们召开的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前途命运的会议。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我们每一个爱国军人，都负有保卫国土、收复失地的责任。”接着，他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的悲惨遭遇和他在西安看到红军的情形。

　　吕正操最后说：“53军既然把我们甩下，不要我们了，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别的选择，面前只有一条路：挥师北上，到敌后打游击去。”官兵们纷纷响应。

　　就这样，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召集全团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断绝了同53军的一切电讯联系，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宣布691团改称“人民抗日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

　　部队向冀中腹地进发，他们沿途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解决了流窜到这里的一些扰民的土匪武装，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有利支持下，部队很快由1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对冀中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久，人民抗日自卫军被纳入晋察冀军区领导。吕正操被任命为冀中军区司令员、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公署主任。

　　冀中根据地的创建由此开始，这是中共在平原地区的第一个根据地。凭着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赫赫战功，1955年吕正操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封军机密电引发百团大战，参与指挥大规模对日作战

　　著名的“百团大战”曾在石家庄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0年8月20日22时，正太铁路破袭战打响。部队指战员和民兵在雨中通过山中小道，跨越深沟、峡谷，奔赴战场。4万余民兵、自卫队，积极配合各部队对铁路、公路、堡垒、通讯等设施开展破击。到8月31日，正太破击战基本结束，共毙伤日伪军900多人；攻克娘子关等据点17处，破坏铁路33公里、公路30公里，破坏桥梁18座；缴获长短枪160支，轻重机枪8挺，各种炮5门，弹药3.1万发。

　　同时，晋察冀第五专区新乐(西)、行唐、正定，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领导下的第七专区晋县(南)、赵县，冀中第八专区深极、藁无等县群众、民兵，在晋察冀军区及当地党、政部门领导下，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对本区域的铁路、公路开展了大破击。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次在华北大地发动的大规模的破击战与吕正操的一封军机密电有关。

　　1939年末，日本侵略军为了保证其战略交通线的畅通无阻，加紧对正太路的控制，意图把山东、河北、山西三地连在一起。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采取了新的“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纵横交织成网，企图困死抗战军民。此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收到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前线发来的军机密电，报告了敌人的动向，接着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关于大举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

　　之后，1940年8月20日，为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打响。日军在当时的作战记录中写道：百团大战是自开战以来共军采取与过去游击战完全不同的战术，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在反“五一”大扫荡中，吕正操的部队最多时一天打五仗

　　许多人看过电影《吕正操1942》，在电影中，正值壮年的吕正操在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沉着果敢，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时期。5月1日，日军以5万兵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开始空前残酷的大规模“扫荡”。日军先从定县、安国和深泽、无极北部地区由西往东，接着从北、东、南三面进行分区“扫荡”，然后封锁滹沱河、滏阳河、石德铁路、沧石公路，构成所谓“铁环阵”，企图将冀中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举消灭。

　　日军以聚歼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为目的，对“扫荡”的中心区域开始了拉网式的“清剿”。5月11日，日军以7000兵力合围深安路以西的晋县、深泽、安平地区，以8000兵力合围深南地区。12日，日军以1万多兵力包围深县、武强、饶阳和束鹿地区。日军每次合围都采取多路并进的拉网战术，鱼鳞式的梯次配备，进入根据地的腹心区逐村“扫荡”，步步为营。在日军的“铁环阵”里，机关部队与外线部队相互隔绝，只能单独与日军周旋，伺机突出重围。

　　6月底，日军“扫荡”主力部队陆续撤走，五一反“扫荡”基本结束。在长达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吕正操”这个名字曾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闻风丧胆；让冀中抗日军民欢欣鼓舞，被人民称为冀中抗日名将。

　　吕正操将军在回忆这段“冀中风云”时说，1942年，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对冀中进行大“扫荡”。最多时候我一天打五仗。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我们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击伤日、伪军11000多名，那时，日本人一心想抓我这个“吕司令”，直到我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后，还看到过日本人的报道说，“捉住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

　　带领冀中军民“发明”地道战、地雷战，威震日寇敌胆，人称“地老鼠”

　　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说到这些电影，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他就是吕正操。

　　至今人们对电影《地道战》中灵活多变的地道战术仍然津津乐道。四通八达的地道村连村、户连户，地道的出口有的设在牲口槽内，有的设在隐蔽的墙壁上，有的设在水井里。各地道与高房工事相连，碾子底下、墙角处都设有枪眼，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地道内时宽时窄，窄处只容一人爬过去，一旦敌人放毒放烟时可马上堵塞；宽阔的地方人可以活动、储存物资……

　　电影中的情景就是当年冀中大地上开展平原地道战的生动展现。石家庄地区的新乐、晋深极、藁元无等县都较早地开展了地道站，打击日军。

　　吕正操在冀中大地上依靠灵活多变的地道战术一次次痛击日军。以至于近半个世纪后张学良将军还对此津津乐道：1991年初夏，吕正操前往美国探望张学良。谈话间，张学良笑着问道：“你当年有个外号，叫‘地老鼠’，你还记得吗？”吕正操笑了：“那是指地道战，是老百姓发明打鬼子用的。”

　　熟悉军事地理的人都知道，6万平方公里的冀中平原缺少天然屏障，历来被兵家视为死地，尤其是面对拥有汽车、装甲车、骑兵的敌人快速部队。在反扫荡的过程中，吕正操以多种战术与日军周旋，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交通战等战法。毛泽东曾亲笔题字他们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在晋绥军区时，吕正操把“地雷战”普及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高度。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写道：“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的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日本人虽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却不能出来取水。”

　　平原地道战在日军频繁“扫荡”、“蚕食”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中，起到了保护自己、消灭日伪军的作用，在我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情系冀中，耄耋老人回“家”探亲，在晋县、藁城重访旧日战场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吕正操与冀中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如今，翻看有关网站的纪念图册，可以看到多幅他与冀中百姓在一起的照片。

　　1985年6月，年已八十的吕正操和夫人刘沙一起回冀中探望久别的乡亲们，他将这次行程称为“探亲”。在那次“探亲”之行中，他特意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8天时间，他走了12个县，看了11个村镇。他曾经战斗过的晋县、藁城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在那里，他和乡亲们嘘寒问暖，寻访当年的战场，回忆年轻时在这片土地上的戎马岁月。

　　“我虽然不是冀中人，但把冀中看做自己可爱的家乡，对冀中人民的乡音感到格外亲切。当年，我离开冀中时真是恋恋不舍。”吕正操曾满怀深情地这样写道：“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久远，许多往昔的人和事会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以至完全淡漠，但是，那些久萦于怀的令人刻骨铭心的人和事则是永远不会被忘却，相反的，更会历历分明地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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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正操革命生涯

　　吕正操，生于1905年，辽宁海城人，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

　　1922年参加东北军。1923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东北军第五十三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第一一六师参谋处长，六四七团、六九一团团长。1933年参加热河抗战。1936年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参加“西安事变”。

　　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3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中央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4年任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工地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1965年任铁道部部长。1983年6月至1988年3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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