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3日，一个秋日的午后，开国上将吕正操走完他生命的长途。这位享年106岁的老人，是上世纪50年代授衔的上将中，唯一一位经历了人民共和国第60个华诞的战将。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和1958年，又有两位高级将领先后被授予上将军衔。这57人通常被称为“开国上将”。

    在吕正操之前，其他56人已先后谢世。

    他们的人生，浓缩着战争史上的血火传奇；他们的故事，珍藏着人民军队的奋战历程。

    仰望星空，战将当年多年轻

    硝烟遮不住他们年轻的面孔。一位位驰骋疆场的战将在佩戴上共和国上将军衔时，年纪小得惊人。

    1955年授衔时，55位上将平均年龄为45.6岁，年龄最小的肖华上将只有39岁。此外，上将刘震、陈锡联，40岁；上将叶飞、李天佑、杨成武，41岁；上将韦国清、洪学智、贺炳炎、韩先楚，42岁……这堪称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上将方阵。

    实际上，当时的十大元帅，平均年龄也不过57岁，10位大将平均年龄为51.7岁，中将平均年龄则在45岁左右。

    中国共产党诞生7年后缔造的这支新型人民军队，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一支青春洋溢的队伍。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军一级将领平均年龄约为二十八九岁，师团干部平均年龄为25岁；抗战时期，军职干部平均年龄约为34岁，最年轻的不到30岁。

    1915年出生于湖北孝感的开国上将刘震，16岁就参加红军；而1916出生于江西兴国的肖华，不到18岁就担任著名的“少共国际师”政委。

    抗战烽火中，肖华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军来到冀鲁边区，为推动统一战线，22岁的肖华前往山东惠民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谈判。沈鸿烈说：“一个娃娃，也来和我谈判？”面对面交锋之后，59岁的沈鸿烈对肖华敬佩不已。“娃娃司令”由此传开。

    1927年，年仅19岁的肖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那一天，与肖克一起亲历这一历史事件的，还有24岁的杨至成、22岁的赵尔陆和27岁的周士第，28年后，他们一同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

    1934年8月，时任军团长的肖克和政委王震，率红六军团最早从中央苏区突围，他们在长征前的西征，被称为“小长征”。那一年，肖克27岁，王震26岁。抗战爆发，肖克出任八路军主力120师副师长时，还不到30岁。

    在长征大军的每一支队伍里，都有像肖克、王震一样年轻的红军将领。

    宋任穷、张宗逊、张爱萍、王平和杨成武这五位日后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战将，当时平均年龄仅24岁。26岁的张宗逊1924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参加过北伐和秋收起义，长征开始时担任中央纵队参谋长；25岁的宋任穷担任红军干部团政委，此前当过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已经是参加革命8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了；24岁的张爱萍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27岁的王平任红三军团四团政委；而年仅20岁的杨成武已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政委，这个团是中央红军最精锐的团队之一，长征中一直担任全军的前卫。

    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将领，和他们那支同样年轻的红军队伍，走完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黄土岭之战，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率部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让这位日军的“名将之花”从此凋谢在太行山上。这一年，杨成武25岁，阿部规秀53岁。

    朝鲜战争爆发时，70岁的美国远东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面对的，仍然是这批身经百战的年轻战将。52岁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麾下的3位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和韩先楚——后来的开国上将，都不到40岁。

    邓华22岁就当上了师政委，40岁以前就成了军长、兵团司令。1952年5月彭老总归国，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代政委时，恰好过42岁生日。

    抗美援朝那一年，洪学智37岁。还在长征中，22岁的他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军政治部主任——按今天算也就是将军职务。从大别山打到陕北，从冀中打到苏北，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一生征战的他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以青春之火点燃理想之光，年轻的将士和他们的战友们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实现了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民族梦想，并从此高擎起了这个国家不可侵犯的尊严。今天，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他们离去的背影如同夜空中的明星，辉映着人民共和国从摇篮中一路走来的漫漫岁月。

    时光荏苒，而他们永远年轻。

    战将自有战将的传奇

    这些永远年轻的名字里，浓缩着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段段传奇。

    长征途中，为了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堵，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一个营伪装成国民党军队，冒雨急行军160里直扑金沙江皎平渡。此时，敌人一个旅的部队也匆匆赶来，企图抢占这一战略要地。如果晚一步，让敌人烧完了船，红军可能就全军覆没在金沙江畔了。

    “干部团成员都是红军骨干，是革命的种子。不是十万火急，中央决不会动用这支部队。”宋任穷生前接受我们采访时曾回忆，团长陈赓带两个营为先导，他率一个营跟进，沿着悬崖峭壁上的小路疾行。在激烈的遭遇战中，红军拼死力战，一个团打跑了一个旅，使全军转危为安。在接下来的九天九夜中，红军昼夜抢渡，7只木船在湍急翻滚的江水中穿梭往来，红一方面军数万大军从皎平渡到达对岸。金沙江边的7条小船，成了维系中国革命命运的方舟。

    对于中国军史上的这一经典之战，宋任穷曾说，这是他长征中经历的最难忘的一仗。

    杨得志和杨成武，两位长征路上的领头“杨”。红军强渡乌江时，他们俩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杨得志强渡大渡河，杨成武则率部飞夺泸定桥，在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打出了一条生路。

    彼时正值洪水季节的大渡河，水高浪急，悬在十丈高空中的泸定桥桥板全被敌人抽空，只剩下13根碗口粗的铁链子。22名红军勇士组成突击队，踩着摇摇晃晃的索链，冒着四处横飞的子弹向对岸冲去。

    几十年后，当过美国卡特总统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以历史学家的口吻这样写道：“泸定桥一战，在长征史上的意义巨大。如果这次战斗失败了，如果红军在炮火面前畏缩不前，或者，如果国民党炸断了桥，那么中国随后的历史就不同了。”

    全面抗战伊始，22岁的八路军团长陈锡联率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取得129师抗日的首战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逊·福尔曼，曾这样描写过抗战时期的一个中国地区：“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是容易的，只要有一根垒球棒就够了。”

    福尔曼记述的，是1944年晋绥边区的抗战。晋绥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告诉福尔曼，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当地军民已用这种战术摧毁了128个日军据点。

    “刚说完，我们的同志来报告，又有两个据点被摧毁。”吕正操生前曾回忆，“敌后军民神奇的战术和巨大的战果，使最初还有些怀疑的福尔曼最终完全信服。”

    1937年10月，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当整师整团的国民党部队潮水般溃退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仅仅5个月的东北军第53军691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大地依然举起抗日的旗帜，深入敌后孤军作战。

    在冀中平原，吕正操率当地军民，创造了地雷战和地道战等游击战术。地道战的威力，让日军发出“冀中出现奇幻战争”的惊呼。

    1949年1月14日，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响。此前，凭借着“天津大碉堡化”的坚固工事，国民党守军认为天津的防御“固若金汤”。但，日后成为开国上将的刘亚楼，这位当时只有39岁的年轻指挥员立下“军令状”：30个小时内保证拿下天津城！15日拂晓，解放军攻克天津。此时，距战役总攻开始仅过去29个小时。

    196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访华时，要求见一见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金城战役的将军。贝拉总统迫切想见的中国将军，是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勇。因为与杨得志、杨成武同姓，他们三人被称作开国上将中的“三杨”。在那次战役中，41岁的杨勇率麾下4个师，在25公里的正面,仅用一小时便全线突破，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签下了停战协议。

    在烽火中发展壮大的人民军队和日渐成熟的战将，留下了太多太多的传奇。这些传奇和创造传奇的人们一起，组成了中国军队的不朽。

    战伤是勇敢者的军功章

    每一段传奇背后，都标记着一个叫做“勇敢”的符号。

    开国上将贺炳炎和彭绍辉，两人仅有两条胳膊：前者只有一条左臂，而后者仅剩右臂。

    贺炳炎将军个子不高，性情刚烈，作战极为勇猛，是贺龙麾下的名将。在1935年冬的一次战斗中，将军右臂中弹。没有手术锯，医生用一把破旧的木工锯为他截肢，准备用吗啡为他止疼。将军担心使用吗啡会影响自己日后指挥作战，令卫生员把自己绑在门板上，咬着毛巾，让医生动手。这一手术，锯了两个小时。而术后缺了一臂的贺炳炎，仍保持着他一贯的战斗作风，经常独臂端枪，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

    红军时期，担任红3军团1师师长的彭绍辉在反“围剿”战斗中左臂连中两弹，仍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最后防线冲击。后来伤臂感染发炎，不得不截去左臂。在医院里，将军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等军事动作。

    出院后，将军执意要回部队打仗，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要求。就这样，他带着一只右臂，又回到红军的战斗行列，担任红34师师长。

    毛泽东在谈到我军的独臂及伤残将军时曾说，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的独特人才！

    勇敢，是勇敢者的通行证；战伤，是战伤者的军功章。

    开国上将李天佑，25岁就当上了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在平型关战役中，他负责正面进攻，与日本陆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白刃拼杀，赢得了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这一战，115师伤亡500多人，686团损失最重。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万岁军”美誉的38军，首任军长就是李天佑。

    1938年冬，日寇进军汾河。开国上将王震当年只有30岁，奉命夺回阵地。战前动员时，他让战士抬出一口棺材，挥拳大声说：“我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死后装进这口棺材里。”部队激战一昼夜，大破日军，王震头部负重伤。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至今仍陈列着许世友曾经使用过的14把战刀。这位曾学艺少林、打起仗来勇猛无敌的开国上将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死如吹灯，杀头不过碗大的疤。”他曾7次参加敢死队，5次担任敢死队长。平时上阵，左手提一把大刀，右手拎着驳壳枪，情况紧急时，挥起大刀就往前冲。即使是后来当了军长，还一样亲任敢死队长，挥刀拼杀在锋刃之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固守海南岛的国民党残部挟10万之众，在50艘军舰和30多架飞机的配合下，构成了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面对烟波浩渺的大海，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说：“既然没有翻不过的山，就没有过不去的海。”他率部一举解放海南岛，创造了用木船打军舰的奇迹，把五星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抗美援朝时，洪学智负责后勤工作。从举国“炒面运动”到利用偏方治疗士兵们的夜盲、夺回属于“志愿军的月亮”，从战役供给到战术供给，在美军每天数百架飞机的密集轰炸下，在遍布定时炸弹的道路上，将军以一线作战式的勇敢精神，出生入死，为前线数十万人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不可思议地建立起了一个“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后勤补给网。1951年底，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最高级的一级国旗勋章后说：“如果真的要论功行赏的话，得勋章的，应该是洪学智。”

    1986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洪学智应邀率解放军军事后勤代表团赴美访问。昔日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名将，如今已年逾古稀。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不停地打量着这位中国将领，好奇地询问他是从哪所军事院校毕业的。

    洪学智答：是从你们的空军学院毕业的。

    宾主大笑。美国军人明白，洪学智虽是笑谈却也道出了实情。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人以极其落后的武器装备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进行了较量，并取得胜利。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洪学智，就是参与创造这个奇迹的中国将领之一。

    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洪学智再度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

    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南征北战几十年，战将们面对的几乎全部是优势之敌。但生命里有了勇敢的因子，伤痛甚至死亡也不能吓倒他们，反而一次次地激发他们奋勇杀敌的豪迈情怀。

    有统计表明，仅抗日战争，八路军、新四军所打的仗就超过了美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打过的仗的总和。22年的连续征战，使他们成为世界上连续作战时间最长的军队之一。既使是一位普通士兵也无不身经百战，何况这些身先士卒的将军！

    勇敢的将军带出了勇敢的士兵。在朝鲜战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志愿军战士们展示了令对手心惊肉跳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堵枪口的黄继光，直至烧死仍不暴露的邱少云，冲到铁丝网上让战友们踩过去的爆破手李云峰……

    一位位英勇献身的战士，一个个战至最后一人的阵地，以至于志愿军的冲锋号声，都成了那些在朝鲜战争中幸存的敌军士兵们最刻骨的声音。

    传奇续写在硝烟散去的日子里

    胜利并不是战争的唯一战果。从硝烟中走来的战将，在新中国的蓝天下续写着新的传奇。

    朝鲜战争结束后，人民海军的组建者张爱萍，就在中国东南沿海指挥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战役：一江山岛战役。

    战事结束后，45岁的张爱萍被授予上将军衔，受命参与领导国防尖端武器研制试验。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洲际导弹、潜射战略导弹……将军先后4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和现场实验总指挥，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实验等重大任务。

    1966年6月6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二炮兵。张爱萍赴各地勘察、选址，为第二炮兵和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此后，他又出任共和国第六任国防部长，是唯一担任过国防部长的开国上将。

    上将王震，这位抗战时期在南泥湾“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著名战将，率十万大军挺进新疆，为建设和巩固西北边疆倾注了全部精力。将军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人们将他的骨灰撒放在巍巍天山。

    1949年11月11日，新中国成立40天后，人民空军宣告成立。刘亚楼和肖华分别出任第一任司令员和第一任政委，空军从此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担负起保卫祖国蓝天的重任。抗美援朝爆发，新生的人民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飞行员不足200人，人均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但面对拥有1200余架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出风头的对手，他们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425架的赫赫战果。

    当年带领冀中群众炸桥梁、扒铁道的吕正操，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铁道部部长、铁道兵政治委员，架桥铺轨，一步步延伸着新中国的铁路交通事业。

    战争虽已结束，战将从未下鞍。新中国成立后，不管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这些昔日驰骋疆场的战将们，始终以战争年代那种打仗的精神，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开国上将中，还有几位海外归侨和少数民族将领。其中，后来担任过海军司令员的叶飞上将为菲律宾归侨，担任过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上将是蒙古族，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是壮族。

    在福建，正是在叶飞的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著名的金门炮战。当响了10天的炮声停止后，中国政府郑重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舰船，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不得进人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乌兰夫，这位出生于大青山下的蒙古族将领，长期以来一直战斗、工作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绥蒙政府主席，率领大批蒙汉干部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民族自治运动，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又回到了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草原上，使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逐步改善，人口和经济空前发展，整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开国授衔时只有42岁的韦国清，少年时就投身革命，16岁参加百色起义，后又参加了长征，抗战中率一班人马突入淮北创建根据地，解放战争时已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纵队和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不久，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邀请，中国政府指派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赴越，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抗法战争，把传奇带到了异国他乡。

    昔日战场对手同耀共和国星空

    开国将领中，还有一批来自昔日战场对手的国民党将领。陶峙岳、陈明仁和董其武，3名起义的原国民党军官，同样被授予上将军衔。

    上将陈明仁，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两次东征，官至国民党中将兵团司令。1944年，陈明仁率部在中缅边界展开对日反击作战，与驻印远征军一道，大举歼灭日军，重新打通了中国通向海外的重要枢纽——中印公路。陈明仁因此蜚声海内外。

    1946年，陈明仁率两万国民党军死守四平，一度令占领了四平五分之三面积的解放军主动撤出战斗。蒋介石因此将他誉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并将他升为兵团司令，亲手为他颁发勋章。

    就是这位解放军曾经的对手，于1949年同国民党元老程潜一起率部起义，对和平解放长沙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此，毛泽东在电报中称赞：“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授衔时已经63岁的陶峙岳是开国将领中的一位长者。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因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少将师长。新中国成立前一星期，陶峙岳宣布起义。数天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在甘肃酒泉会见他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1982年9月，陶峙岳在90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另一位上将董其武，起义前任绥远最高军政长官。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军队，率领所部9万余人通电起义，实现了绥远和平解放，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绥远方式”。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披坚执锐，战斗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璀璨的星空，无数颗明星在闪耀。

    一篇短文，无法尽述开国上将们的传奇经历和人生故事。就让我们记住这些不朽的名字吧。

    他们是：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泗淇、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李聚奎、杨勇、杨至成、杨成武、杨得志、肖华、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峙岳、阎红彦、董其武、彭绍辉、韩先楚、傅钟、傅秋涛、赖传珠……

    遗憾的是，在开国上将方阵中，也有人在后来道路上背离了自己最初的选择，走向了对立面。他们是黄永胜和谢富治。（新华社记者 贾永 徐壮志 王玉山 白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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