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回顾百年的传奇人生，将军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其实，这位老人的生活中蕴藏着无数传奇。

　　吕正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老人102岁时接受采访，仍然身体健壮，举止灵便，谈吐风趣，思路清楚，毫无龙钟之态。

　　乡情：冀中名将心底默念两个故乡

　　从吕正操乡音不改的谈话，不难知道他是东北人。1905年1月4日，吕正操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母亲生他的时候，为了免遭不测，把他藏到隐蔽地方。战后，南满铁路归日本人占有。南满铁路就在山后村西经过，和吕正操家的菜地紧挨着。少年时代，吕正操就目睹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压榨和杀害的情景。

　　村边铁路有条人行横道，日本人不准中国人走，中国人必须绕很远到平交路走大道。有一次，吕正操看见代课老师过铁路人行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当时，他哭了。他在心中暗下决心，长大了要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

　　17岁那年，吕正操参加了东北军。不久之后，吕正操这个名字，使日本军队闻风丧胆。

　　1937年10月14日，时任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的吕正操，率部在河北晋县小樵镇正式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人民自卫军最初编为三个总队，吕正操任司令员，李晓初任政治部主任，各级领导职务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

　　“那是一个秋夜，天空晴朗，月光明亮，我们大家踏着皎洁的月光，走上了抗日征途。”时隔近70年，将军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历史性的夜晚。

　　吕正操率部改编后，进入冀中，与冀中地方党组织会合，发展抗日武装，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他说：“日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当问到他打过败仗没有，他笑了笑：“敌人来了，打不过就跑嘛。这就是敌进我退。”从百团大战到“五一”反扫荡，从桑园突围到地雷战、地道战，冀中子弟兵打出了声誉，打出了军威。

　　这一生，吕正操数不清指挥了多少次战斗了。每谈起一次战斗，他就表现出一种“得胜归来喜笑浓”的神色。冀中军民抗日斗争的实践，为开展平原游击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毛泽东主席在为冀中军区和八路军三纵队成立3周年题词时，热情称赞他们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人民武装斗争的的模范”。

　　抗战开始前后，吕正操在冀中战斗生活了10年，他的队伍和当地老百姓相濡以沫，鱼水情深。冀中的父老兄弟姊妹视他亲如家人，他也一直把那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至今听到冀中的乡音，他仍感到格外亲切。

　　战后几十年，吕正操时常怀念冀中人民，前些年他还特意旧地重游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和老房东促膝谈心聊家常，漫步在滹沱河畔，寻找当年的战场，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他说：“抗日时期，800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前仆后继，最后赢得了胜利。我不过是和人民战斗在一起的普通一兵，在党的哺育下，做了自己该做的一份工作。我常常想起失去的战友和壮烈牺牲的冀中群众，对他们表达无限的敬意和悼念。”

　　友情：抗日名将与千古功臣的莫逆之交

　　1922年春，一位远房亲戚向吕正操介绍，他在张学良的部队当军医，张学良的卫队旅重用识字的青年人。从小就想当兵打日本的吕正操，没有受“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老话的影响，说服了家人，毅然参加了东北军，在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

　　吕正操在卫队旅旅部当上士期间，张学良看他的字写得不错，便推荐他考东北讲武堂。于是，吕正操1923年冬考取东北讲武堂第5期。晚年吕正操回忆说：“我和张学良是同乡，他也是辽宁海城人，对我特别关照。”“他是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的，当时任讲武堂监督，因此我们不仅是同乡，他还是我的长官和老师，尽管他只大我三岁半。”

　　初上讲武堂，吕正操学习有些吃力，因为他只念过3年多小学，但他想尽办法，努力补课，终于赶了上去。通过一番正规而严格的训练，吕正操不仅在军事学识、文化知识方面得到很大的提高，身体也锻炼得十分健壮。

　　从讲武堂毕业后，吕正操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曾任他的少校副官、秘书、参谋处长、团长等职。

　　原以为扛枪就能打日本的吕正操，在东北军里，心情一直不尽舒畅。因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离乡背井，家破人亡，还受“亡省奴”之辱；东北军长期受蒋嫡系部队排挤、歧视和打击，待遇很不平等；再加上西安事变后，逼蒋抗日的张学良被扣押，这一切使吕正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抗日救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在旧军队里是毫无希望的。

　　在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吕正操率六九一团走上抗日之路后，已被蒋介石软禁起来的张学良，曾让他的弟弟张学思转告吕正操：“这条路走对了。”这其中蕴含着张将军壮志未酬的遗憾，更是对自己部属表示欣慰和鼓励。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其时，吕正操正在北京301医院住院。3月11日晚，张闾蘅(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和杨虎城将军之子、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到医院看望吕正操，告知张学良夫妇赴美探亲的消息。

　　3月2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姚广代表党和政府正式宣布：张学良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数十年来，我们对他是十分关心的。现在，他和夫人到了美国，从有关报道上得知他身体健朗，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如果他本人愿意回大陆看一看，我们当然非常欢迎。我们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5月23日，吕正操一行5人搭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大洋彼岸，他们先到旧金山拜会了赵四小姐。5月29日上午，一行人在纽约张学良住地贝祖贻的太太家见到了张学良。吕正操刚走出电梯，便见张将军站在公寓门口等候，张学良一眼就认出了吕正操，老远伸出手。半个多世纪没有见面了，两人心情都很激动，双手紧握，四目相对，沉默片刻，两人问候，才进屋落座。

　　吕正操送上从北京带去的生日贺礼：一整套张学良最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国内画家袁熙坤为张将军画的肖像和一幅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手书的贺幛，书录的是张将军的一首小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两位老将军精神矍铄，思维敏锐，谈笑风生，畅叙久别重逢之情。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了，信上帝。”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这指的是当年吕正操在冀中领导军民运用“地道战”等形式，抗击日寇侵略，开展游击战的事。吕正操说：“地老鼠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者昌！”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不都是靠的人民群众！”

　　不知不觉已到中午，一行人到附近一家中国餐馆吃饭，边吃边谈。这次见面谈得痛快、舒畅，彼此都很高兴。

　　之后，张闾蘅频繁来往于海峡两岸，为张学良和吕正操传递信息。由此，他们之间书信、口信、诗作唱和，往来不断。

　　张学良过世后，吕正操在唁电中写：“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吕正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知道他其实是想回国办后事的，他的子女也希望这样。他一生志在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民族。他走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爱情：与妻子风雨相伴半个世纪

　　1942年，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干部庆祝元旦，同时为3对新人祝贺新婚之禧，其中一对就是吕正操和刘沙。刘沙后来回忆说：“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闹剧，令人啼笑皆非。就在日本鬼子加紧扫荡的关头，军区机关一片欢腾，分享3对革命伴侣新婚的欢乐！”

　　作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吕正操，惊天地泣鬼神的业绩广为世人传颂。然而，与他并肩战斗、出生入死、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妻子刘沙，却少有人知。刘沙小吕正操13岁，是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人。她的父亲是清朝末班秀才，曾任教师和文职官员。刘沙自小即向往读书自立、男女平等。她在北平上高中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1937年回到家乡，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工作，并和吕正操、黄敬、孙志远等党政领导在工作中常有接触，渐渐地彼此熟悉。

　　1940年5月，刘沙被派往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班内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已到结婚年龄的单身，仅有的十几位女干部，都是文化、政治素质较优秀的青年。学校里男女青年有很多机会交往，诚然是千载难逢的择偶良机。这期间，年轻丽质的刘沙自然也不乏执著的追求者，但都被想“先立业再成家”的刘沙婉言回绝了。

　　当时，黄敬和妇救会主任白芸很关心吕正操的婚姻。一天，黄敬托人捎给刘沙一个纸条，上写：“老吕想追你，望你找他一谈。”刘沙冲口而出：“怎么可能呢？！”心想自己和吕司令怎么能谈到一块去呢？

　　后来，黄敬又找到刘沙谈起这事。黄敬说：“不可能也得谈谈嘛。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

　　刘沙是个开朗大方的人，去就去吧。她带着“不可能”的想法去了。吕正操对她说：“我们交换交换意见，谈谈彼此的观点，谁也不能勉强谁嘛。”刘沙开门见山地说：“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因为跟大人物在一起，我受不了拘束，距离太大，我不习惯，恐怕合不来……”

　　“什么大人物小人物的，都是共产党员，能有多大距离？”他打断刘沙的话，“说来说去，还是要摆开自己的观点、想法再下结论嘛。”

　　此后，他们敞开思想，多次深谈。刘沙还去找黄敬了解吕正操的婚史、生活作风等。黄敬认真而坦诚地对刘沙说：“老吕少年时，被迫当过小女婿，外出参加东北军抗日后，女方主动离去。后来不少人给他介绍对象，因国家沦丧，战事繁忙，他不想有个家的拖累。我相信他会格外珍重革命同志间的爱情。”

　　慢慢地，固执而矜持的爱情防线终于被突破，刘沙感到自己再三说过的“不可能”的事已经成为可能。1941年年底，经上级批准，他们结为伉俪。

　　战争年代，军务繁忙的吕正操与家人难得相聚同行，他十分歉疚而又深情地对妻子说：“两个孩子累苦了你！”他深知刘沙是坚强的、顾全大局的，当即他们郑重约定：“战争期间再不能生小孩。”当时，刘沙带着两个幼儿不知辗转了多少个地方，于1946年夏回到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驻地，才开始安顿下来。

　　由相知到相爱，最终结为伴侣，风雨相伴，他们的爱情大树始终根深叶茂。“文革”期间，吕正操被关押，刘沙被逼揭发“吕正操在东北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为与将军共同战斗并生活了多年的妻子，刘沙知道丈夫为革命一片忠心，出生入死，对党忠诚，为人正直，她相信丈夫就像相信自己一样。于是，她无所畏惧，毫不屈服。因此，刘沙也被逮捕接受审查。“文革”后，这对久经磨难的老人才得以重逢。

　　真情：养生有道的百岁将军

　　1990年9月23日，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席夏特圣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将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章，授予一位85岁的中国老人，这就是时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吕正操。

　　“我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回顾百年的传奇人生，将军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吕正操打网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东北军当兵，沈阳青年会经常组织各种社会问题研究会、科学时事讲演会、读书会、旅游会等活动，吸引了许多东北青年名流加入。张学良作为青年会的董事，在景佑宫院中空地开辟了网球场。吕正操不仅参加青年会的各种活动，坚持学英语，而且常常打网球。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也能找到打网球的场地：在村头的打麦场拉上网子，就是上好的网球场地。这是吕正操他们打仗间歇最好的娱乐。

　　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网球场很少，只是在最早的国际俱乐部(北京市委大楼对面)有一块网球场而已。那时会打网球的人也很少，他就请来民主党派领导人余心清和老教练们一起打。为了组建中国网球队，吕正操一直催问贺龙元帅：“什么时候成立国家网球队？建设场馆要钱我们没有，要人要物我们可有办法呢！”后来，他又找到同样爱打网球的北京市的领导万里，共同修建了北京最早的先农坛和体委训练局网球馆，使国家队有了自己的网球训练馆。而吕正操派出了无偿的援助部队。

　　“文革”前，吕正操打球基本上在星期日和平时公务不忙下班后，几位老同志一丝不苟凭胜负轮番上场，一打就常常过了吃饭的点儿。海内外的朋友都知道他酷爱网球运动，往往都是送他球具为礼品。吕正操也不知道自己送出去多少网球拍，凡是和他打球的党和国家及各省市领导人或是陪练的好手，他都常常慷慨相送球拍。

　　前些年，吕正操每周仍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个小时，运动量颇为惊人。网球运动使他身体健康，头脑清晰。他一直十分关心中国网球运动的发展。他大力鼓励青少年尤其是女运动员一定要不断进步，像其他金牌项目一样，早日打出威风，打出好成绩来！当他听到孙甜甜、李婷在雅典奥运会上为中国首次摘取网球女子双打桂冠时，他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指示秘书：打电报祝贺她们！作为中国网球协会的名誉主席，他还时常仔细并饶有兴趣地听取协会负责人的汇报，知道近几年网球运动员和场馆发展很快，他十分高兴和欣慰。

　　不过，爱好网球的吕正操也曾有8年时间从来没有摸过网球拍。那是“文革”年代，他莫名其妙地被打成“东北叛党集团”的头子和与彭真、林枫结成反林彪的“桃园三结义”小集团，遭到非法关押。直到1974年毛泽东亲自作出指示，吕正操才得以恢复自由。“那段日子可真难熬啊，连劳动的权利都没有。开始时，书都没得看。”吕正操回忆道。后来，还是因为他对专案组发火了，他们才允许家里送来一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有书读了，他便沉下心来学习，写了不少读书笔记。

　　吕正操读书很随意，涉猎很广。书架上的理论书刊、《中国大百科全书》、《资治通鉴》等赫然在目。他自称是杂家，哲学、经济学、历史、文艺等书籍都看，广闻博览。他说，他买书都是为了读，而不是收藏。当有人送他精致的名著收藏本的时候，他总是转赠给图书馆。

　　他还喜欢打桥牌，曾和许多桥牌高手较量过，据内行讲，他的桥牌技艺相当有水准。刘沙曾对记者说，“读书、打桥牌、打网球，是他晚年保持体力、脑力元气的三个有力招数。”在他的客厅里，可以看到几十座熠熠发光、各具特色的网球赛、桥牌赛奖杯。

　　“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自1983年离休以后，吕正操始终关注国家大事，除在军队、铁道建设这两个自己最为关心的领域多有建言外，还对教育、经济、科技、新闻等多个领域都作过深入的调研，提出过重要建议。据了解，吕正操在20世纪80年代就热心支持大自然保护事业，他是中国麋鹿基金会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说到子女中有没有继承自己军事生涯或铁路事业的，吕正操说：“没有一个。我什么也不要求，让他们自由自在。婚姻也好，工作也好，我都是放松的。”

　　(原载《人物》杂志作者 余果)

　　吕正操将军自述

　　最难忘冀中抗日

　　我出生于日俄战争时的辽宁。从小经受了日本侵略者的压榨与残害，我痛恨日本兵。17岁时，我参加东北军，后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当了张学良的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其间曾参加过长城抗战和保卫北平城防。

　　“西安事变”时，我正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常有接触。其后，我到国民党部队任团长，其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部队不断后撤，我不愿撤出抗日前线，就率部于10月14日在冀中平原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平原上举起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

　　冀中平原的抗战，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冀中是日军十分重视的“后方”，当地平原地形，对于乘火车、汽车行动的日军十分方便，对力量弱小、以游击战袭击敌人的抗日武装则非常不利。对此，冀中军民发挥了巨大的创造力，发明了种种神奇的战术，与日军展开殊死抗争。

　　1940年春季，安国的东赵、西寇两个村民兵，把手榴弹埋在大道上，用线拉火，炸死了两个伪军。随后各地民兵竞相仿效，用各种办法制造地雷……他们有的用废炮弹、废手榴弹、破铁壶、玻璃瓶、罐子作壳，里面装上炸药；有的自制硫磺炸药，自己翻砂铸地雷外壳。

　　这就是大家后来所熟知的地雷战。当时，各地互相学习和交流，花样越来越多。就像电影上所表现的一样，有利用土炮射的抛射雷、子母雷，落地后又反跳起半人高才爆炸的跳雷，用于庄稼地小路上的趟线雷，用于地面上的鼠夹子雷、压簧跳线雷，还有挂雷等，都是各依地形地物灵活设雷的。军民们还巧妙埋设，使日军难以防范。

　　地雷战之后，冀中平原上又出现了新的作战形式——地道战。地道战改变了平原地形对游击战的不利态势。但一开始时，只是一些简陋的藏身之所，后来，军民们渐渐发现它是一个可以依托的阵地，开始不断挖掘它的潜在功能，后来就发展到具备防水、防毒功能，既可藏兵又可在众多隐蔽的射击孔偷袭敌人的作战阵地。再后来，地道从一村发展到多村相连。

　　在白洋淀地区，人民还组织起了传奇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冀中抗战，在艰苦的环境下创造了巨大的战果。

　　面对冀中平原军民的抗争，日军不得不增加大量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1日到7月1日，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了5万余主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对冀中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大“扫荡”。

　　日本兵天天“拉网扫荡”，我们部队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每天晚上都要行军百十里地，最多时，我一天打过五仗。

　　有一次，我被日军死死围困。危急情况下，我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把随身的文件、密电码烧毁，乘着敌人打出照明弹的瞬间，迎着敌人正面冲出去。当时，敌人的步机枪子弹在我们脚下像小金鱼一样穿梭，还都是炸子。我们冲到敌人面前时，敌人一时惊呆了，端着刺刀不敢动。

　　在两个月的“扫荡”中，我们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击伤日、伪军11000多名，我军指战员和区县游击队员损失近万人，被杀害、抓走的群众达五六万人，当时的冀中平原是“无村不戴孝，到处闻哭声”。

　　那时，日本人一心想抓我这个“吕司令”，直到我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后，还看到过日本人的报道说，捉住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

　　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赢得了毛泽东的肯定，他曾给我们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岁月峥嵘，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冀中平原的烽火抗战，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新华社记者 徐壮志 整理)

　　(原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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