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4日，吕正操已年满101岁了。在新中国的57位开国上将中，吕正操是迄今健在的惟一一位百岁上将。身体健壮，举止灵便，谈吐风趣，思路清楚，毫无龙钟之态。从老将军看似平淡的谈吐中，从他家书架上摆放着的那座“毛泽东号”火车头模型以及墙上挂着的张学良、董必武等人的手书中，我读到了这位老人整整一个世纪生活中的传奇。

　　“抗战时期，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兵”

　　1905年1月4日，吕正操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上小学四年级时，家里穷得叮当响，连铅笔也买不起，他只好回家去种地，后又当了学徒工。

　　1922年，17岁的吕正操参加了东北军，走出了实现自我梦想的第一步。“我在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从心里痛恨日本鬼子。入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叫‘正言’，后来我自己改为了‘正操’，意思是操练好了去打日本侵略者。”吕正操上将说。

　　吕正操参加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他念过书，又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在第二年冬天，他被张学良推荐考入了东北讲武堂去深造。1925年毕业后，吕正操当上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吕正操一直在张学良身边任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此时，吕正操是张公馆的一名内勤，与应邀前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等人常有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到国民党五十三军任团长，被中共中央北方局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吕正操率部于1937年10月14日在冀中平原脱离了国民党军队，改称为“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平原上树起了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大旗。

　　从此，吕正操率领冀中军民在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以及京剧《平原作战》等影响巨大的文艺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真实斗争的写照。

　　吕正操这个名字，在抗日战争时期，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闻风丧胆。老将军回忆说，直到自己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时，还看到过日本人的报道，称他们已经活捉到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

　　1944年的一天，吕正操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那天，毛泽东一见到他就笑着说：你给我的信我看了，“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毛泽东问他：“干嘛要把三个字连成一个字呢？”吕正操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两天后，毛泽东派人用车将吕正操和林枫同志接到枣园吃晚饭，他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告辞时，毛泽东还端着蜡烛为他们照明，一直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不久，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吕正操出席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吕正操在冀中战斗生活了10年，他的队伍和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老百姓视他亲如家人，他也一直把那里看做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至今听到冀中的乡音，仍感到格外亲切。

　　几十年来，吕正操时刻怀念着冀中的父老乡亲，前些年他还专门旧地重游，回到自己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漫步在滹沱河畔，寻找当年的战场；和老房东唠家常，促膝谈心。他充满深情地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前仆后继，最后赢得胜利。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兵，在党的领导下，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这些年我经常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和冀中群众……”

　　难忘与贺龙、白求恩的亲密交往

　　1939年 1月，贺龙率一二○师来到冀中，吕正操与贺龙在此之前从未见过面，但二人却一见如故。贺龙一见到吕正操就风趣地说：“你这个司令官不小啊，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吕正操回忆说：“贺龙对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理解得深，运用得也灵活。那时，无论战斗多么激烈，环境多么危险，贺龙总是那么沉着、坚定和自信。在冀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敌人已经打到离我们的驻地很近了，外面的枪炮很激烈，而贺龙同志却还叼着烟斗，悠然自得地与同志们聊天。记得有两次，正好我们从村子东头出去，敌人从村西口进来，就像换防一样。在我们主动出击或打伏击的时候，他也是同样的从容和镇静。”老将军接着说：“那时，一二 ○师勇猛顽强是出了名的，为冀中的部队做出了榜样，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1939年8月，在贺龙奉命调离冀中前夕，吕正操惋惜地对他说：“贺老总，你知道，我过去是个旧军人，没有经历过土地革命，更没有经过长征的锻炼，对咱们八路军的这套东西还没有真正学会，本想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但你却要走了！”贺龙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总是说你是个旧军人，就算是个‘小军阀’吧，那算个啥！我在旧军队中不也当过师长和军长吗？和你比我该算是个‘大军阀’了。但一走上革命道路，跟上了党和毛主席，就有了觉悟，就有了突变，过去的事情还提它干啥？现在最重要的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无论遇到什么也不动摇！”

　　分手时，贺龙还嘱附吕正操，今后有事要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和上级党委请示报告，相信你一定能把冀中的事情办好。他还叮嘱吕正操：“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可以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于是，吕正操遵照贺龙的指示，给毛泽东主席写了封信，汇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吕正操认为，冀中的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住1942年日军发动的“大扫荡”，最后还能为党保存下几十万的战斗部队，这与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1939年，吕正操与白求恩初次见面的那天，他在司令部特地让炊事员为白求恩做了四个菜，还杀了两只鸡，这在当时算是最丰盛的招待了。可是还没等吃完饭，白求恩大夫就要求马上去工作。吕正操劝他先休息几天，他说：“我到中国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说完便拿出了几份已经写好了的医疗计划给吕正操看。

　　白求恩来到冀中平原时，正是战斗十分紧张和激烈的时候。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里，几次大的战斗他都参加了。让白求恩最难忘记的是，他在冀中度过了一个最有纪念意义的生日。3月3日，是白求恩的49岁生日，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这年秋天，吕正操到冀西参加晋察冀军区会议时，又一次见到白求恩。当时，白求恩是因病到后方去休息，他听说吕正操也在这里，特意来看望他。虽然分别还不到五个月，但吕正操看到白求恩的健康状况不如以前了，他面容憔悴，身体虚弱，但目光却炯炯有神。

　　在白求恩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特地把自己的一双长筒马靴和马裤送给了吕正操留做纪念。临终时白求恩说：“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够多做些贡献。”这句话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吕正操脑海里。

　　西安事变后，与张学良约定三天后见面，不料竟一别54年

　　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吕正操是张公馆的内勤。说起与张学良的离别，吕正操至今记忆犹新：“西安事变时，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张公馆和随时掌握情报。不久，周恩来一行12人到达西安，住在张公馆的楼下，25日下午，张学良身着戎装来到我的住处，他说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三天后就可返回。当时我就判断蒋介石绝不可能放他回来，劝他不要去，但张学良执意要去，他说有宋子文、宋美龄和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担保，没问题。张学良还非常讲义气地对我说：‘要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不料，蒋介石一到南京就扣押了张学良，并将他软禁了近半个世纪。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就一直关注着吕正操，并指定他做张学良的联系人。50多年来，吕正操和张学良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有时通电话，有时写信。有些信件吕正操一直保存至今。

　　1991年初夏，在张学良90大寿前，邓颖超指派吕正操前往美国探望张学良。

　　1991年5月29日，两位耄耋老人在纽约重逢。

　　吕正操带来了祝贺张学良生日的礼物。一件是张学良喜爱的《中国京剧大全》，另一件是新采制的碧螺春茶。还有大书法家启功手书的贺幛，上面书录了张学良视为座右铭的诗句：“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两位老人见面后，张学良笑着问道：“你当年有个外号，叫‘地老鼠’，你还记得吗？”

　　吕正操解释说：“那是指地道战，是老百姓发明打鬼子用的。”

　　张学良又说：“我现在信上帝。”

　　这时，吕正操若有所思地回了一句：“我也有个迷信，就是迷信老百姓，迷信人民。蒋介石不也信上帝吗？结果800万军队也被打垮了。”张学良感慨道：“还是得民者昌啊！”

　　在5月30日笫二次见面时，吕正操向张学良递交了邓颖超给他的亲笔信，并转达了中共领导对他的问候。

　　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晚上，旅美华侨先后两次为张学良举行祝寿宴会。吕正操送的贺幛悬挂在宴会大厅内最显眼的地方，这就正式向外界透露了吕正操赴美为他祝寿的消息。

　　6月4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吕正操与他再次会面，地点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的大使官邸。张学良给吕正操带来了一包台湾产的风梨酥。交谈中，吕正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策，张学良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力量。张学良说：“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我就爱打网球，打不动了就去给人家发奖”

　　“我这一辈子就是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三件事。”回顾百年人生，老将军只用了这样轻描淡写的几个字。

　　吕老将军至今还保留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头衔。

　　“在东北军跟随张学良时，我就爱打网球。张学良打网球，我也跟着他练，就这样，一直打到了90岁。后来实在打不动了就去给人家发奖。”老将军还说：我这个爱好在战争中也没有停止过。在冀中抗战时，只要战况一有缓和，我就让战士在麦场的空地上画上线，拉起球网打上两局。

　　提起打网球，那是老将军最开心、最荣耀的事了。看看客厅内挂着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名的赠画和1990年国际网联主席签署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便知道老将军在中国网坛上的地位了。书房内挂着的那张打网球的照片，是20世纪80年代老将军参加全国老年比赛夺冠时的精彩瞬间。

　　说起网球，百岁老将军来’了情绪。他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网球场很少，那时，会打网球的人也不太多。于是，他就请来了民主党派领导人余心清和老教练们一起打。为了组建中国网球队，吕正操一直催问贺龙元帅：“什么时候成立国家网球队呀？建设场馆要钱我们没有，要人要物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后来，他又找到同样爱好打网球的万里同志，共同发起，修建了北京最早的先农坛和体委训练局网球馆。

　　“文革”前老将军打球基本是在星期天和下班后，几位老同志凭胜负轮番上场，有时一打球就忘记了吃饭。吕老的儿子吕彤欣回忆说：“有时，我和妈妈在家里左等右等，我都快饿死了，可爸爸去打球还不回来！”

　　北京国际网球中心还专门为吕正操将军留了一个办公室，因为他说过：“我这个主席不能光挂个名字，而且我这个主席要一直当下去！”老将军打球一直打到了90岁，才在医生和家人的再三劝阻下挂拍。

　　酷爱网球运动的老将军也时刻惦记着中国网球运动的发展，他曾经见过阿加西、博格、张培德等名将，和他们畅谈体会并合影留念。吕正操还积极鼓励青少年尤其是女运动员要不断进取，像其他金牌项目一样，早日打出好成绩，打出我们的国威。当他得知孙甜甜、李婷在雅典奥运会上为中国网坛首次摘取桂冠时，兴奋地对秘书说：“赶快打电话祝贺她们！”虽然年事已高，但只要是在北京举行的重大国内外比赛，他总是驱车来到赛场，鼓掌叫好、助威观战。2004年，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他欣然同意百岁挂帅――担任了组委会名誉主席，并多次到露天球场观战。“打网球，是吕正操晚年保持体力、脑力的三个有利招数之一。”老伴刘沙透露了吕老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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