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28日电题：开国全纪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贾永、王玉山

　　“尽管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可当时还是觉得来得太快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王楚英是当天在台湾听到的。

　　1945年9月9日，当王楚英在南京见证侵华日军投降的历史一幕时，22岁的他以为战争会从此结束。“人们都希望过平静的生活，我还考上了交大。”1954年回大陆定居的王楚英说。

　　然而，王楚英的大学梦最终没能成真。他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撕毁共产党作出巨大让步与国民党所签订的《双十协定》；他同样没有想到，这一战，国民党会输得这么快、这么惨！

　　事实上，这样的结局，从蒋介石逆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发动战争的那天起，就注定了。

　　——熬过了最初的寒冬，1949，共产党人的春天到了。

　　新年

　　1949年1月1日

　　纷纷扬扬的雪花中，西柏坡迎来了新年第一天。

　　这天，沱沱河畔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一篇名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那天，在每一方解放区，在每一处与国民党决战的战场上，人们几乎都在关注着这篇文章。

　　“我们团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学习了这篇文章。”今年90岁高龄的秦镜时任华野23军69师205团团长，“听说要建立新中国了，同志们那个高兴啊……”

　　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1949年的这个春天，来得特别早。

　　此刻，东北全境解放，浩荡入关的东野大军已对平津形成合围之势；淮海战役进入决胜阶段，长江以北尽在掌控之中。

　　对于蒋介石，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却是那么漫长。

　　从1948年10月到1948年底，国民党丢长春、失沈阳、弃徐州……蒋介石的专机频繁起落于各地，好像不仅是为了督战，也是为了最后的告别。

　　国民党所失去的，正是共产党所得到的。随着80多万国民党主力在这个冬季被歼——28年来，力量对比的天平第一次倾斜到了共产党这边。

　　1月2日，新年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粟裕等人，同意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4天后，在又一场满天飞舞的雪花中，华野主力向被围困在方圆不过几公里地方的20万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杜聿明集团兵败如山倒。”秦镜回忆。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60万解放军战胜了80万国民党军，杜聿明被俘。

　　“你的百万大军哪里去了？”11年后，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问一年前刚刚被特赦的杜聿明。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都送给他了。”

　　“拥有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蒙哥马利也许不曾想到，淮海战役时，500多万支前大军用88万辆小轮车，向前线送去了足够一个中等城市吃上5年的9.69亿斤粮食。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解放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陈毅曾这样感慨。

　　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人心所向，历来是决定胜负的最重要因素。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5大主力全部被歼。蒋介石写下“冬天饮寒水，雪夜过断桥”后，黯然引退。

　　而此时，毛泽东的目光已投向了华北最后两座尚未解放的大城市：天津和北平。

　　4天后，人民解放军仅用29个小时就攻占天津——这座当时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1月29日，农历春节，人心惶惶的北平城没有多少节日的气氛。

　　天津失守，使北平20多万守敌陷于绝境，人们不再相信所谓坚固的城防工事，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这其中，就包括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

　　“我就是党安排在父亲身边的传声筒。”傅冬菊曾这样形容她的地下党工作——傅作义在家里叹气、咬火柴棍、对着镜子大喊大叫，还拔出手枪来对着太阳穴，诸多类似的举动都很快由她送出消息，然后传送至解放军的高层首长那里。

　　军心涣散，人心思变，北平未战已败。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3天后，大年初六。这一天，古城北平积攒了多少年的欢呼声，终于迸发出来：解放军的入城队伍整整走了6个小时。

　　当队伍走过前门箭楼，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弯，开进了旧中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

　　“我们是特意要经过那里的。街面上空无一人，但我们知道窗户后边有许多眼睛。战士们全部美式装备，翻毛皮鞋把路面震得擂鼓似的咚咚响。”今年86岁的翟文清是当年入城式部队——东北野战军3纵7师的连指导员。

　　这个举动，让现场的老百姓愣住了：多少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军队出现在那里……

　　“中国人的地方，凭啥不让中国人进？！”翟文清回忆，“到一个领事馆门口，队列中就下去两名战士，去那门口站哨。”

　　沸腾的人群中，扭秧歌的姑娘衣服上3个红色的大字，格外耀眼：天亮了。

　　立春

　　1949年2月5日

　　立春过后，入目皆春。

　　沱沱河开始解冻，田野里麦苗返青，山坡上开出了零星的小花……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一个80多平方米的大食堂里举行。

　　“代表们坐的是高低不一的长条靠背椅、木椅。座位不固定，来得早靠前，晚了靠后。”西柏坡纪念馆馆长王荣丽说。

　　“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和胜利后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今年104岁的开国上将吕正操，是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唯一健在者。老人曾回忆，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大计是在西柏坡确定的，许多准备工作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吕正操的记忆中，这是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在指挥解放战争的同时，党就开始谋划建立新中国的蓝图。”王荣丽说，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不久，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这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和基础。

　　3月23日——会议结束后第10天，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和11辆吉普车，载着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离开了这个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从告别北平到重返北平，31年后的今天，即将成为一个新生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北平。

　　“毛主席说：‘今天是进京赶考’。”84岁的刘长明，当时是中央军委作战室参谋，老人至今记得毛泽东那有力的宣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在北平，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首先要处理的，是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秘书的王辅一说，“国民党收拢了115个师约70万人，布防于宜昌至上海的1800余公里长江沿线，企图制造‘划江而治’的空气。”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要求，双方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对此，周恩来向部分爱国民主人士解释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些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

　　然而，躲在幕后的蒋介石并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在他的眼里，毕竟还有长江——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少凭借长江天堑东山再起的前事。

　　“长江长，长江宽，燕子也得飞三天；海无边，江无底，秤砣掉下不落底。”78岁的老战士徐法全至今仍记得长江边上那首流传已久的童谣。

　　4月20日，蒋介石拒绝同意国民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第二天，毛泽东和朱德下达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80岁的王辅一回忆。

　　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一生中最后的机会。他忽视了这样的历史：从乌江、赤水，到金沙江、大渡河……从没有哪条河流能够阻挡共产党人前进的步伐。

　　一面鲜艳的红旗，从此取代了南京城头的青天白日旗。

　　昔日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一部翻开的日历，定格在1949年4月23日。

　　立夏

　　1949年5月6日

　　湿漉漉的江南，进入了多雨的季节。

　　南京解放后，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解放军将一鼓作气解放上海时，这支队伍却按兵不动。

　　“解放上海是一场特殊战役。”103岁的开国少将、时任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回忆，“毛泽东说，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

　　“为此，打上海我们也作了两手准备，除了军事准备外，还有一个就是政治准备。”陈锐霆在上海解放后又担任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在距上海仅200公里的小县城丹阳成立了一个庞大的上海接管班子。”

　　此时的上海，钢筋水泥筑成主碉堡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以行吉普车；永久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电网、鹿砦数不胜数，还有2万多颗地雷……国民党称其为“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死守上海、决战上海，是蒋介石败退大陆前最顽强的一次挣扎。”今年86岁的王楚英时任国民党防守上海的主力部队52军副参谋长兼296师参谋长。

　　“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陈毅下令：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部队进城一律不许住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

　　“上海战役比正常作战要艰苦得多，歼敌一个营，甚至要伤亡1000多人。”60年过去了，当年苏州河畔的战斗，在84岁老战士秦基的记忆中，仍是一片血红。

　　5月27日，上海解放。

　　第二天一大早，蒙蒙细雨中，33岁的荣毅仁走上街头，惊讶地看到：为了不打扰市民，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排排解放军抱着枪，和衣而卧。

　　胜利之师的仁义之举，令上海市民感动不已。其时移居上海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三点，起微雨，子夜大风……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

　　在那个多雨的春夏之交，上海的经济状况亦是“凄风惨雨”：国民党残余政权在5月份接连发行10万元、50万元、500万元、1000万元面额的金圆券和定额本票，引起物价狂涨，每斤猪肉1200万元，油条每根100万元……

　　对时局失去信心的荣毅仁，早已在香港租好房子，准备迁居。

　　然而，这一天的见闻以及随后人民解放军的城市政策，让他下决心留在上海。

　　时隔一周，上海市长陈毅在外滩中国银行会见荣毅仁，向他阐述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回到公司后，面对众人不安的目光，激动不已的荣毅仁只对公司经理说了4个字：明天开工。

　　上海解放前夕，随着5月18日最后一批库存的黄金、银元、美钞被押运离沪，共有277.4万两黄金、1520万元银元和1537万元美钞被蒋介石运走。人民政府接管中央银行时，仅剩黄金6180两。

　　“上海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宋斌说，“解放后，从平息涨价风波到稳定工商业，仅仅半年时间，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物价趋于稳定，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画上了句号。”

　　共产党人不仅要为恶性的通货膨胀画上句号，而且要为旧中国的一切画上句号。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同日，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正式下发全军。

　　“当师里把那面崭新的八一军旗授予我们时，所有人都高兴得把帽子扔上了天。22年了，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军旗。”今年89岁的耍清川时任第四野战军343团副团长，“人不能没有魂。军旗，就是军人的魂！”

　　走过22年征程的军队，从此有了自己的军徽和军旗。

　　走过28年历程的政党，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文章说：“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如同春天“进京赶考”一样，在这个火热的夏天，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冷静而清醒。

　　立秋

　　1949年8月8日

　　夏去秋至，北平进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驰过去，当我看到无数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宋庆龄以这样的语言，记述她在1949年8月26日乘火车从上海赶赴北平途中的所闻、所思。

　　正如宋庆龄所说，此时，建立一个新政权的一切基本条件业已具备——

　　早在这年的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一个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就收到来自海内外，包括当时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国歌歌谱632件，歌词694首，国徽图案900幅。

　　“《复字32号》作品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今年91岁的彭光涵参与了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见证了国旗诞生的过程，“最终定下来的就是这一件，只是稍作了一些修改和说明。”

　　彭光涵所说的这件作品的设计者，是上海一名叫曾联松的普通财务员工。上海解放，给当时31岁的曾联松带来了无比的兴奋和无穷的想像。

　　9月25日，在就国旗、国徽等问题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上，毛泽东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

　　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凝聚，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开创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

　　在这个明媚的秋天，多少曾颠沛流离的民主人士汇聚北平，多少颗心从此向往五星红旗即将升起的地方。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的这句开幕辞，从此成了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在这次历时10天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决定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确定以公元纪年，五星红旗为国旗，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共同纲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团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人民制定的建国大纲。”今年88岁的谢邦定当时作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参加了政协一届全会，“事先酝酿，充分协商，共同纲领先后经历了7次大的修改，小修小改不计其数。”

　　“听到父亲写的歌被作为国歌，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今年85岁的田汉之子田申，作为开国大阅兵战车团代理团长，那时正和他的战友们在京郊刻苦训练。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由作曲家聂耳和剧作家田汉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曾鼓舞人们挺过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而今，人们又唱着它，迎来了一个收获的秋天。

　　9月30日，美联社发自旧金山的一篇电讯说：毛泽东，一位转向革命的农民的儿子，已经被指派为新中共政府的首脑。

　　当晚6时，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脱帽，默哀。

　　毛泽东缓缓走出行列，宣读那篇今天早已镌刻在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也早已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的不朽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英烈乘风去，理想化彩虹。

　　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迎着初升的朝阳，在秋日里喷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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