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干部部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总部之一，1950年9月成立时称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7月改称总干部部。总干部部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管全军干部工作的领导机关，其组建工作是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

　　1950年初，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的高度重视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至1954年10月简称军委)开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由罗荣桓总负责，毛泽东曾称赞他“对党忠诚，原则性强”。从各大军区调来12名政工干部，加上总政机关抽调的干部组成筹建组。筹建地址选在北京北池子58号。毛泽东还对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罗荣桓也认为：徐立清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领会深刻，对军队干部工作提出不少好的建议，他心胸开阔，待人厚道。4月8日，毛泽东签署军委命令，任命罗荣桓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徐立清为副部长。8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总参谋部作战部一局分管的军队军事、后勤、技术干部工作交由总干部管理部负责。政治干部管理工作仍由各级政治机关负责。

　　总干部管理部筹建期间，按照毛泽东倡导的五湖四海原则，从总政治部、总参谋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军区，中共中央组织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选调了106人。同时，还聘请了2名苏联顾问。

　　经毛泽东批准，总干部管理部初建时暂设5个处：任免处、军衔处、调查统计处、抚恤保健处、秘书处。办公地点分散在北京北池子26号、58号、中南海居仁堂。1950年9月2日，军委以电报形式将总干部管理部的组成、分工及干部配备情况通知了各大军区。9月13日，总干部管理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朱德总司令到会讲话。他阐述了成立总干部管理部的意义、地位作用、主要工作任务、干部管理权限等问题。他说：“现在我军已有90多万干部，这是我党、我军的一笔大财富。有了干部什么都可搞好……所以，干部部的工作是很艰巨而伟大的。”他强调：“正因为干部部的工作是件伟大的工作，所以必须建立，并归毛主席领导。由罗荣桓同志当部长，他在我军是很有威信的。希望大家都下决心来长期地做这个工作。”10月19日，毛泽东又签署命令，任命赖传珠为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徐立清为第二副部长(1954年10月，宋任穷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1956年7月，甘渭汉任总干部部副部长)。

　　10月27日，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就总干部管理部编制问题写请示呈毛泽东。请示说：经过数月工作体验，设立5个处的机构分工尚不够妥善，准备作些调整。同时，苏联顾问麦列日科亦起草了编制系统表及其他材料，对研究改组机构问题有很大帮助。拟将总干部部原来的5个处改为4个处。即：一般兵种干部处、特种兵干部处、军衔奖励抚保处、秘书处，但在对机构业务分工问题上与顾问存在不同意见，一时甚难说服顾问。10月28日，毛泽东在此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请考虑在适当时机与新来军事代表一谈。”10月30日，周恩来批示：“荣桓同志，请将此报告抄我一份，以便在适宜时机提出。”

　　总干部管理部的组织机构与分工，在初建时期和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经过一年的工作实践，感到组织机构与分工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同时，为适应全军整编后干部管理工作更加统一集中的需要，并参考苏联顾问卡苏林的意见，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于1951年12月16日再一次请示毛泽东，提出调整意见：总干部管理部拟设5个局1个办公室。局下设若干处，处下不再设科，直辖助理员，干部总人数为258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

　　1952年8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总干部部的5个局均改称部。即一般兵种干部管理部(后改称任免部)、特种兵干部管理部(后改称任免部)、组织统计部、军衔奖励部、抚恤保健部(1953年9月撤销，1955年5月设预备役干部动员部)。当日，军委以电报形式就此事通知了各大军区、志愿军司令部、军委各部、各特种兵、军事学院、总高级步校。总干部部各二级部长分别从西北、中南、华东军区和志愿军选调。设5个部时期，办公地点分散在北京东四四条32号、东四五条5号、东四七条39号，北池子26号、58号、64号。1956年春天，总干部部迁入北京旃坛寺1号。

　　那时，总干部部每月的工作计划要报毛泽东批准。所做过的工作，如干部调配、抚恤保健、召开业务工作会议、组织建设等要向毛泽东作出书面报告。毛泽东阅后都会在一二天内作出批示。

　　总干部部在办理师级以上干部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时，直接呈毛泽东审定。如1950年9月19日，罗荣桓关于41军军长吴克华任职问题写请示呈毛泽东：“41军军长吴克华，在四野中较为老的军长，四野建议吴升任15兵团副司令员兼41军军长，我认为可以，请主席批示。”20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

　　罗荣桓在战争年代曾因病一侧肾脏切除，长期带病工作，在被毛泽东选拔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后，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相当繁重，导致高血压和心绞痛经常发作。有时开完一个会就得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这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他在这份任免请示件上还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罗荣桓十分感动。

　　1951年12月14日，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关于师以上干部任免、处分、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请示毛泽东：“ 1，凡军以上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主席审查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阅。2，凡师级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副主席批准，总参谋长阅。3，凡以军委名义拟发之电报、指示、决定等文件，涉及有原则性的问题，均呈主席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传阅。如一般问题，则呈副主席批准。”第二天，毛泽东批示：“这样规定是适当的。周、朱、林、聂阅，退荣桓办。聂应召集一次会议，将军委各部门文件及军委自己文件的核阅，规定一个办法。其中应包括紧急情况时，有些文件先发后看一项。”

　　总干部部在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上，始终按照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教条主义。1952年12月27日，赖传珠、徐立清就关于检查和苏联顾问关系问题向彭德怀并毛泽东报告。报告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组织，缺乏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实行步骤和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实际情况。12月28日，毛泽东批示：“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的)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1953年1月6日，军委将此报告致电各大军区、志愿军司令部、军委各部、各特种兵、军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总高级步校，并请志愿军司令部转铁道兵团。

　　总干部部组建后，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军队建设总方针，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干部法规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从组织上确保了军队各项重大任务的圆满完成，保证了军队建设总方针的实现。

　　1956年11月4日，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写了《对军队建设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其中讲到：“我认为，干部部门过去一向在政治部门领导下进行工作，可将总干合并到总政，至少可将总政干部部合并到总干，把全军军政干部统一管理起来。”中央军委研究后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决定于1957年4月1日起将总政干部部并入总干部部，在总干部部内增设政治干部任免部。同年4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预备役干部动员部并入总参谋部动员部。1956年12月萧华任总干部部部长。195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总干部部并入总政治部，成为总政治部建制下的干部部，主管全军干部工作。总干部部于10月1日正式撤销。虽然总干部部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只存在8年时间，可它为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干部队伍和人才建设作出的开拓性、探索性和奠基性工作将永远载入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慕　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