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既可理解为书籍滋养着人类的智慧，推动着社会进步，也可理解为书籍本身的发展史，折射出人类前进的脚步。在思想活跃激荡的年代，伟大的著作层出不穷，书界盛事也会不断。相反，在诸如西方中世纪那样的黑暗曲折时期，不但像样的作品颇为少见，即使是一些伟大的著作也难逃被禁或焚毁的命运。可以说，书籍的命运本身就体现出时代的特点。

　　如此来审视以“今天，世界在读什么书”为主题，9月3日至7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人们不禁会问，这一国际图书盛事折射出怎样的世界？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互动中，中国从世界吸收到了什么？中国又向世界传递了什么？世界为何会出现中国话题热？图书未来的命运如何？

　　换言之，我们知道世界在读什么书时，也应该从中思考世界。从被喻为“世界书店”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来观察世界的变化，不啻为一次机会，一面镜子。

　　中国人通过图书知道了俄国的托尔斯泰、果戈理，美国的海明威、杰克·伦敦，法国的雨果和巴尔扎克，英国的莎士比亚，还知道当代外国著名作家的名字如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而中国在了解世界的同时，在《红楼梦》、《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这样的世界名著之外，如何让世界读到更多的中国图书？让外国读者像熟悉他们本国的作品一样熟悉中国作品，进而了解中国。

　　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记者在三楼发现了一个几乎占据该楼层半壁江山的展区。展区每个书架上都写着“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图书”。书架上排列着诸如《中国古代兵器》、《西藏民间艺术珍藏》、《北京的胡同》、《于丹〈论语〉心得》、《应用汉语词典》、《国史十六讲》等五花八门的图书。

　　那什么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据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国际版权贸易部主任李迎庆介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旨在用外国读者熟悉的语言翻译推介中国图书，为其了解中国提供便利。其做法主要是采取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主题图书。截至目前，该计划已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36个国家156家出版社签订了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出版各类图书990种，涉及21个文版。

　　为加大对中国图书“走出去”战略的支持力度，本届图书博览会还首次设置了“国际出版与翻译资助展区”，以便为有意参与该计划的各方提供平台。据记者观察，强烈的“走出去”意识可谓本届图书博览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即便在不少国内展区，都可以看到许多中英或中文与其他外文的对照读物，更不用说那些推介材料。其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要让外国朋友看得懂，记得牢。

　　中国图书为何有如此强烈的要让世界读更多中国图书的意识？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的回答一语破的：“文化贸易逆差”。在对外文化产品交流尤其是国际版权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入多出少”，“逆差”较大。1999年中国国际版权贸易进出口比值为15.46∶1，2008年虽有缩小但仍为7∶1。聂震宁说，这导致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巨人，文化对外盈利能力和影响力都显得薄弱。不少地球人都穿着“MADE IN CHINA”的鞋子和衣服，但他们还很少为中国的书掏钱。为了抢占国际文化市场，为了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出去”已势在必行。

　　10年来“文化贸易逆差”有所缩小，说明“走出去”战略正在逐步取得成效。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正从传统文化向现代科学文化转变。以前多是中医中药、烹饪、旅游等，现在涉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作品逐年增多。以前多是《红楼梦》等古典作品，如今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开始走红。如美国的哈帕·柯林斯出版集团就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每年引进3-5种中国现代小说。

　　当然，中国图书业并未就此满足，而是不仅要走出去，还在想办法“走进去”。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出版社通常是在完成国内市场销售之后，才把图书拿到外面看看行情。事实上，这是把国际版权贸易当作了一种副产品。而且由于缺少强有力的中介机构，往往事倍功半。聂震宁形象地把这种现象比喻为“隔山卖羊”。所以，现在许多人都提出“走出去”之后，还要寻找新突破口“走进去”，积极在海外设立图书出版分支机构，以用外语直接出版，或与国外同行共同组稿、联合出版等形式出版中国图书，依托国内在海外“就地养羊、卖羊”。以便与世界兴起的汉语热、汉学热相呼应，为中国图书和文化培育更多的外国读者群。

　　不过，卖图书不同于卖冰箱和电视，并非要单纯地看书卖多卖少。图书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地方在于，它包含着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准则、审美情趣等，代表着一个国家精神层面的世界影响力。让世界读更多中国图书，既是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华文化振兴的需要，更是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