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8日电(记者  黎云)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井冈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

　　1929年的一份《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毛泽东又增加了一条“不搜敌兵腰包”，奠定了红军优待俘虏的基础。

　　但在反“围剿”中，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采用极端杀戮政策，同时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未能很好地执行。解放军档案馆收藏了一份1934年2月21日的中央军委密电。在这份密电中，红军的俘虏政策已经变成了“以血还血”。

　　不过在1934年10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一份标明“万急”的电文中，对红军的俘虏政策做出了新的指示：“对敌军俘虏，应加以优待，在短促的政治宣传鼓动后，即释放之，其连以上官长，应送至总政治部处理……”

　　这份红军电文的发电时间，刚好是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时间。可以看出，由于长征初期准备不足，红军没有时间对俘虏进行收容教育，基本上采取不“收留”的态度，只是“短暂鼓动”就释放。

　　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总司令部以明电的形式对俘虏政策再次做出规定：“(1)投降红军的不论官兵，一律不准杀害，并予优待；(2)愿当红军的，一律录用；(3)要回家的发给路费；(4)敌人伤病官兵，一律给药医治；(5)带武器军用品来投降的重赏；(6)杀死卖国官长来投降的，升职使用。”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与电文同时发布的红军布告则热情地鼓动敌军士兵：“无家可归的你们可以在苏区分田分屋，娶妻生子，安居乐业，做苏维埃独立自由的公民……”

　　同年，周恩来签署下发了《关于发白军费的规定》，其中规定：(1)缴枪回家的发二元，当红军的一元；(2)拖枪(注：携带枪支)投诚的回家发五元，当红军的发三元。

　　红军的这几份电文，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和最大程度地瓦解了敌军，也基本奠定了我军俘虏政策的雏形。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争中忠实地执行了“缴枪不杀”的俘虏政策，留下了文明之师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