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京城，热浪蒸腾。

　　解放军总医院一间病房里，59岁的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刘义权，专注而费力地回忆着征集我军历史档案走过的山山水水。

　　汗水，浸湿了他脖子上因化疗脱落的几缕头发。“唉！”过了许久，他一声叹息，抬起眼睛，愧疚地望着记者说，“记不起来了，太多太多了……”

　　走廊里，护士长惋惜地告诉我们：“太晚了，转移了，刘义权两个髋臼全是癌肿，骨头疼得像要裂开，每天要注射大剂量镇痛的麻醉剂，对他的记忆有影响……”

　　那天，记者翻开了刘义权的档案——

　　他，一生只立过1个三等功、受到9次嘉奖，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科室组长。直到55岁退休，还是中级职称。

　　然而，他退休生病后，军委、总部首长来看望他，解放军档案馆颁发给他“兰台奖”特等奖。美国国防部代表团来馆访问，听了他的事迹介绍，深受震撼，为他鼓掌，向他致敬……

　　一名平凡的中国军人，为何感动了首长，感动了战友，感动了外军？

　　含着眼泪，解放军档案馆馆长计英春、政委孙德飞说：刘义权从事档案工作38年，直接收集和参与收集的我军历史档案有83万份。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却用毕生默默无闻的奉献，为我们这支军队、这个国家、这个星球留下了永不消失的记忆！

　　他这一辈子，几乎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抢救承载历史记忆的珍贵档案

　　推开沉重的铁门，记者走进解放军档案馆的库房。只见装载数以百万份我军历史档案的铁柜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

　　随便打开一个铁柜，档案保管利用处处长宋传富指着一排排的卷宗说：“只要是卷脊上暂时没有填写全宗说明和案卷标题的，都是老刘和征集处的同志们征集来的。”记者发现，这样的卷宗，有的占了档案柜的一半还多。

　　翻开刘义权亲笔登记的《征集接收军事革命历史、现行档案登记表》，记者看到其中几页这样记载：“1986年，从1月9日到6月30日，先后到济南、合肥、太原、广州、石家庄、郑州、信阳、哈尔滨等地征集档案13982件……”

　　枯燥的数字，背后是令人震惊的跋涉。几十年来，刘义权北上南下，足迹遍及全国，行程不计其数，把星散各处的我军历史档案，像燕子衔泥筑窝一样，源源不断收集到解放军档案馆。

　　翻开这些档案，历史风尘扑面而来。在档案馆技术室，记者看到一块焦黄泛黑的“档案砖”。这批档案在地窖里放了几十年，上面有水渍，有血迹，每一页都粘在一起，技术人员正小心翼翼一张张分离，片纸只字不能丢。

　　宋处长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刘义权到陕北一个偏远小城征集一批红军时期的珍贵档案原件。当地档案馆设在一间破旧窑洞里，门前蹲着一个抽烟袋的陕北老汉，刘义权问馆长在哪里，老汉说：“我就是。”刘义权非常震惊：没想到如此珍贵的历史档案，竟然存放在这样破旧的窑洞里；没想到条件如此艰苦，还是有人默默地守护档案！

　　宋处长说：“由于战争年代部队常年转战，我军不少具有珍贵价值的历史档案散落各地，有的保存条件较差，有的处于自然损毁状态。老刘一辈子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档案尽快抢救回来……”

　　这些档案，满纸腥风血雨。记者翻开一份红军广昌保卫战的作战部署电报，只见周恩来在上面写道：“秘密，阅后焚去！！！”连续3个惊叹号，令人触目惊心。

　　“当时，红军到了危及存亡的最紧要关头，连烧文件都来不及，这份电报才幸存到今天。”宋处长告诉记者，据统计，红军最后带到陕北的档案材料只有50余斤、约数千件。红一、四方面军甚至没有留下一张长征途中的照片……

　　“可想而知，现在还遗存在世的我军历史档案，有多珍贵！解放军档案馆，是惟一收藏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军历史档案和全军撤销单位永久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老刘这辈子，每一天几乎都在和时间赛跑，都生活在焦虑中！”

　　“他收集来的每一页档案都记载着惊天动地的故事，他自己档案的每一页却很简单。现在他病了，你让他回忆吃的苦、受的累，他已经想不起来了……”说到这里，宋处长哽咽了。

　　他失去的记忆，战友们替他找回：他是我军历史长河“淘宝第一人”

　　面对“失忆”的刘义权，记者只能寻访他的战友，从别人的记忆里寻找他的脚印。

　　在档案征集处，与刘义权一起出差收集档案次数最多的原处长李凤明，给记者提供了一张清单，向记者讲起他记忆中的“老刘之最”——

　　最偏僻的一次：“1986年，到秦岭南坡的陕西省凤县，一路都在深山里转，沿着嘉陵江畔迂回，先后16次跨过汹涌的江面。这段路是有名的‘秦蜀天险’，路旁都是让人望得脖子发酸的高山。”

　　最危险的一次：“1990年，在福建漳州，刚出城就下起大雨，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车窗上，司机视线模糊，一不小心，车一下钻到前面一辆卡车下面，差一点就车毁人亡。当时，现场乱作一团，刘义权一声不吭，把装档案的皮包紧紧抱在怀里。”

　　反复最多的一次：“1986年，到南方某地征集档案，天一直在下雨，等了7天，也没能进去，只好回京。时隔几年再去，洪水冲断了路基，还是空手而返。印象中，前后至少去了4次。”

　　时间最长的一次：“1990年，全年连续跑了全国20几个省市。在西安，一呆就是几个月，去的时候穿冬衣，回来树都发芽了。那年，我们还跑了不少老区，太行山、江西、延安、遵义……”

　　精神最紧张的一次：“2002年到广州，收集到的一批档案机密程度比较高，装了4个箱子坐火车回京。尽管按携带机要文件的规定坐包厢，但老刘一夜没有合眼，眼睛直勾勾盯着这几个箱子。”

　　最难受的一次：“记不起哪一年了，到云南昆明收集档案，在火车上坐了3天，一直吃方便面、榨菜、面包，老刘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看见方便面胃里就泛酸水，实在坚持不住了，在站台上买了一点盒饭。”

　　最失望的一次：“一年在西南某地，翻山越岭查找了当地的几个文史部门，空跑一趟，一无所获。”

　　最好笑的一次：“因为出差特别多，一些同志就用谐音称刘义权‘溜一圈’，逗他：老刘，这次你又去哪里溜一圈了？老刘摇头苦笑：还溜一圈，累死了！”

　　“老刘啊，这辈子真是个苦行僧！他生病后，同事们梳理他一辈子走过的足迹，发现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跑了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300多个县市……”沉思片刻，李凤明这样说：“全军档案工作者有几千人，老刘从事档案收集工作的时间最长、吃苦最多、贡献最大。说他是我军历史长河‘淘宝第一人’，毫不夸张！”

　　看到好的东西，他就心里痒痒，眼睛发亮，软磨硬泡也要把档案收集回来

　　“现在全民收藏热，档案和文物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收集越来越难。”档案研究处处长丁家栋案头，有一本《粟裕档案目录》。

　　他说，不算专业的档案机构，目前国内民间的“红色藏馆”有近百家，收藏“红色藏品”达千件以上的个人也有五六百人，但刘义权收集的粟裕大将的档案最多最全，光是全宗目录就有一寸厚。

　　“有人说老刘占高端优势，你代表解放军档案馆去收集，人家还能不给？其实，也不尽然。一些老同志生前很多宝贵资料是儿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眼中的宝贝。咱中国人，老人留下来的东西，总是个念想，这是人之常情。你要把它收集过来，嘴很难张……”

　　但是，刘义权软磨硬泡也要把档案收集回来。记者看到，刘义权收集的档案中，有许许多多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手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帅、聂帅、徐帅、叶帅……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退休干部涂喜清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刘义权拉了一车‘宝贝’回来，有毛主席、周总理生前讲话的老式钢丝录音带，还有照片、电影胶片。我非常惊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来的。后来清点，他这一车‘宝贝’，光是珍贵录像带就有1145盘。原来，馆里音像档案比较稀缺，一度只有4盘！”

　　“现在，全社会档案意识空前高涨，竞争非常激烈。每当看到好的档案材料，老刘就心里痒痒，眼睛发亮。这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解放军的档案应当尽可能地完整，如果哪个历史时期、哪支部队的档案不完整，就会给利用档案研究军史带来很多麻烦。”丁家栋说。

　　刘义权征集档案最有传奇色彩的贡献，莫过于找到了“丢掉的红十三军”。红十三军是1930年5月在浙南建立的一支红军部队，在敌后坚持斗争两年多失败。从此，这支部队的历史就成了红军史册上的一个“黑洞”。一年，刘义权从报纸上得知浙江、福建等地市县党史办有200余件珍贵的红十三军档案，兴奋不已，急匆匆买了一张硬座票挤上了火车。到达目的地后，他反复与当地档案部门交涉，在南方雨季里苦苦等了7天，好不容易征集到这批档案，让这支红军部队迷失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漫漫几十年，刘义权收集来的档案珍品堪称汗牛充栋。但是，在私人收藏家那里，他常常碰钉子。“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彭德怀元帅写过一首词，手迹在上海一个收藏家手里，开口就要8万元。我们的征集费过去一年才两三万，都花了也不够一幅字！”李凤明说：“老刘把一生献给了档案事业，千辛万苦去淘宝，他要是个人收藏家，早就身家数亿，富可敌国了。”

　　记者问李凤明：老刘一生收集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沉默半晌，他说：“都珍贵，哪怕是半张纸！”

　　他守护的是人民军队的宝贵战略资源，光照千秋万代，惠及三军官兵

　　革命圣地西柏坡纪念馆，有一条长长的“电报长廊”，在汉白玉墙上镌刻着当年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的197封电报的手稿。记者注意到，这些电报手稿很多勾勾画画，涂涂抹抹。可见，当时的决策是多么艰难！

　　如今，包括这些电报手稿在内的100多万份我军原始档案，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国军队将帅学习战争指挥艺术的宝贵战略资源。

　　然而，鲜有人知，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还装在豫西山区一个简易库房的近千个麻袋里。刘义权和战友们连续奋战15个月，完成了我军历史档案的分类、甄别、整理、编目，为解放军档案馆建馆奠定了基石。

　　更鲜有人知，这些珍贵档案，有的险些湮灭人间。1981年，解放军档案馆准备鉴定销毁10几万份档案材料。刘义权发现，这些档案尽管多数是重复的文稿，但上面有不同首长批示和修改过的痕迹。他认为，这些批示记录了首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思考决策过程，同样珍贵。于是，他一头扎进故纸堆，挑选出近百件周恩来、彭德怀、黄克诚等军委总部首长批示和批注过的文件。从此，解放军档案馆多了一条规定：“要注意保存决策生成过程中的档案。”

　　“如今，这些档案派上了大用场。”解放军档案馆馆长计英春介绍说，每逢军队重大政策出台、重要行动展开，诸如编制体制调整、演习作战、安保维稳、抢险救灾乃至工资改革、编史修志，无不需要参考历史档案。

　　据不完全统计，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和军队重要文献起草、党和军队领导人军事文选编纂、党史军史战史研究、军队院校《战略想定库》的编写、《大决战》影片的拍摄、我军恢复军衔制、国庆大阅兵准备等重要工作的研究论证中，都大量运用了刘义权亲手征集和整理的档案资料。

　　“长年累月干档案工作，老刘成为我军‘活档案’。我军成立直到现在，部队移防整编的沿革、驻地行政区划分的变化、地名番号的更迭，都装在老刘的脑子里……”计英春馆长介绍说，每到需要查找档案时，刘义权总是又快又准。

　　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再次提上党中央、国务院议事日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刘义权配合总部，紧急调阅五六十年代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防空工程论证方案以及周总理生前关于该工程的指示等12份档案。

　　1983年，刘义权受命为我军恢复军衔制查找历史档案，仅用一个晚上，他就查出五六十年代军委总部关于编制评定军衔的指示、意见、草案、决议等近500份档案。总部同志赞不绝口，刘义权却笑着说：“我也想尽快戴上军衔啊！”

　　5年之后，全军恢复军衔制。刘义权却成了全军第一批文职干部，不但没有如愿戴上军衔，连军装也没有穿上。

　　回忆往事，总参办公厅一位将军深情地说：“今天的每一名共和国军人，摸摸肩上的军衔，都应当记住刘义权这个一辈子没有戴过军衔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