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科技集团具有研制多种类型战略、战术导弹等武器装备的技术和能力。研制生产了从近程到远程、洲际，从液体到固体，从陆上到水下，从固定发射到机动发射的完整配套的导弹武器系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航天这个高风险的行业，获得如此众多的成就，是在较低投入下取得的。原国家航天局局长刘纪原回忆说，“我国航天事业由于贯彻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方针，注意结合实际、精打细算，以较少的投资、较少的发射次数，掌握了比较先进的航天技术。截至1983年统计，我国专门用于航天技术的投资，仅为美国的5%，日本的4%。”即使是目前国家财力较好的时期，据《瞭望》新闻周刊了解，我国对航天的投入也远远低于其他航天大国。

　　这些投入对国民经济的回报却是巨大的。“汶川大地震时，当地面网络全部瘫痪时，就是靠卫星通讯取得了可靠联系。”马兴瑞为本刊记者讲了不少类似的故事：2008年珠海航展上，国家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拉着马兴瑞的手说，“非常感谢航天的同志们，有了气象卫星，我们没有漏报过一个台风，没有错报过一个台风登陆，挽救了千千万万个生命，你们航天人劳苦功高。”在马兴瑞看来，所有这些既值得自豪，也是不断激发航天科技工作者继续探索奋斗的源动力。

　　三大制胜法宝

　　《瞭望》新闻周刊在采访中，期望找到中国航天能在全球航天激烈竞争中得以异军突起的“基因密码”。马兴瑞直言，“航天能够一直搞得比较辉煌，有三条根本经验，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二是坚持航天系统工程理念和方法，三是通过重大工程来打造培养领军人物。”

　　首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航天科技工作者对自主创新的坚定“信仰”。

　　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回忆，1980年5月18日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后，“聂老总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他的话是有所指的。我国只有像这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实在在地干才行，绝对不能靠买。作为型号副总设计师，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远程运载火箭全过程研制，对聂老总的这句话，我的体会实在是太深了。”

　　其实，即使在最初导弹仿制时，航天事业的先辈们就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守槃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自力更生’的精神，1956年五院的组建就难以起步，1957年苏联也不会改变初衷，向中国提供技术资料。而争取到外援后，如果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满足于不断仿制，不按科学理论吃透苏联产品的设计精神，一切都要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在自行设计新产品中，如果不考虑先进国家的已有成果，则一切新的设计思想和理论也难以发扬，自主创新也无法落实。”

　　现在，坚定的自主创新精神已经传承给了新一代的航天领军者们。马兴瑞说，“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快空间技术发展已成大势，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破。”在他看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史，是一代一代航天人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历史，“自主创新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不懈动力。”

　　其次，中国特色的航天系统工程思想。

　　中国航天之所以能够充分控制风险，实现“投资小、成效大”，在马兴瑞看来，关键在于掌握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航天比较注重系统工程的理念和方法，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大的系统，需要卫星系统、运载火箭系统、发射系统、地面测控系统等多个分系统的通力合作，我们一直有一个航天大系统工程的模式。这一点，我们比其他的行业在工程理念上要先进。”

　　刘纪原认为这源于钱学森，“在钱老倡导下，我国航天事业长期应用系统工程进行任务的发展规划、科技管理、大型复杂工程管理，航天型号工程管理等，创立了航天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三位一体的系统管理方法。”

　　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两弹一星”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指出，我国成功地研制出“两弹一星”的经验之一是，“广泛运用了系统工程、并行工程和矩阵管理等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

　　“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技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研，要数千人、上万人协作，组织体系十分庞大。那时候每次搞实验，全国通讯线路的一半要由我们占用。”钱学森谦虚地认为这是周总理领导下创立的，“那时是周总理挂帅，下面聂总具体抓。我想，他们是把组织人民军队和革命战争的那套经验拿来用了，当然很灵，从而创造了一套组织领导‘两弹’的工作方法……这套组织是科学的，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是中国土生土长的。”

　　其三，创新、创造、创业的人才选拔机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聂帅强调必须把培养科技队伍作为一个战略性问题来考虑，提出要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当年30岁出头的刘纪原讲述了自己在12所工作日子里的亲历。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首飞失利，有人失去信心，主张从自行设计退回仿制。

　　但12所的一些年轻设计师们，坚定自行设计方向，勇敢地提出多项改进方案。12所年轻同志的举动，受到时任五院副院长的钱学森极大重视和支持。最终年轻人经过4个月的攻坚，彻底解决了系统稳定性难题。

　　当20世纪90年代刘纪原担任了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后，他同样倾力发现和培养航天科技领军人才、创新人才。正是那个时期，31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长征二号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37岁的马兴瑞从大学直接调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二人最后都相继出任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并由此带动引导了一大批40岁左右的项目和型号的年轻领军人。

　　“人才的高度就是事业的高度。”马兴瑞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集团公司33名两院院士的宝贵资源在军工企业和中央企业中均占首位，“目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00余名型号“总指挥”、“总设计师”的平均年龄只有44岁，45岁以下的占70%；月球探测工程研制队伍平均年龄不到40岁，正副主任设计师中1970年以后出生的占65%。”他坚信，“年轻的创新团队是比‘嫦娥奔月’更为振奋人心的宝贵财富。”

　　争夺未来竞争制高点

　　在准确把握国际航天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怎样完成航天科技集团“脱胎换骨”般的转型？

　　马兴瑞分析说，世界不少国家政府已经将航天科技的发展摆在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相继制定了本国的航天发展战略和重大工程，通过这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带动国际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随着新军事变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天地一体化”成为世界各国军事航天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太空经济时代正在到来，航天产业化发展格局已经形成，产业链在不断扩展和延伸。

　　对于中国航天而言，经过这些年“加速”奔跑后，依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尽管载人航天工程实现重要进展，但尚未建立空间站；只发射了一颗月球探测器，目前载人登月正在论证之中；还需要发展快速响应、快速发射的运载器；火箭运载能力偏低；相比于国外大型航天企业集团，我国航天经济规模还偏小，特别是利润相差较大。其中，卫星运营服务业务收入还偏低，国际化经营能力还有待加强。

　　这种局面下，马兴瑞介绍说，集团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大型航天企业集团”的战略目标，“到2015年，在宇航系统、导弹武器系统、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航天服务业四大主业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造8个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形成10个左右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的公司；国际化业务快速增长；圆满完成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阶段目标，发射空间实验室，实现月球着陆探测，新一代运载火箭首飞，第二代卫星导航与定位系统建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取得突破。”

　　马兴瑞告诉本刊记者，“宇航系统、导弹武器系统是中国航天的基石，其他所有的业务都是在这个基石上诞生出来的，在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的过程中，中国航天沉淀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我们需要建立航天技术应用产业和航天服务产业，从而把航天技术转化在了国民经济建设和服务百姓生活中，从而造福国家，反哺民众。”

　　在航天技术应用产业领域，航天科技集团将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协调发展”的方针，在卫星应用设备、新材料和新能源等六大领域，形成一批航天技术转化应用成果；在航天服务业领域，组建形成了若干以卫星及地面与运营服务、金融服务、国际化服务、信息与软件服务、航天房地产经营等为主业的大型专业公司，形成了航天服务业的基本格局。

　　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可以说，我国的航天科技工业正处于历史上任务最多、发展最快、竞争更趋激烈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形势和任务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正在把航天科技集团引向新一轮全球航天竞争的制高点争夺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