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

　　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

　　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

　　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

　　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

　　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

　　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

　　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

　　那时候·华侨遭遇

　　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

　　(新华社1960年7月3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6月29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6月30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

　　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

　　(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