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海权意识的嬗变

　　《环球》杂志记者/刘华

　　“海权”、“海洋”、“海军”等涉海问题，近来成为中国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网络上，用百度搜索“海权”，可得到47万多个条目，而搜索“陆权”，则只有5万多个结果，这种对比虽然无法说明哪个概念更为重要，但却能够反映出网民的关注焦点所在。

　　海权，从广义上说，是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自人类开始利用海洋并因此产生冲突起，海权就已经在实践上成为人类行动的一部分，并逐步成为清晰的思想和理论。在中国，这一过程同样如此。

　　由于科技发展较早，中国人很早就进入了海洋。在春秋时代，位于中国东部的各诸侯国就通过海上相互征伐。吴王夫差两次派军从海上征伐齐国，双方还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海战。这时的诸侯王，已经认识到可以通过海洋扩张自己的权力。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以及大一统政权的出现，汉唐政权开始在开疆拓土和维护国家安定的过程中频繁使用海上力量：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由5万人组成的舰队，自山东半岛出发，渡海作战，建立了后来的乐浪四郡；东汉时期，汉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率兵2万余人，乘大小舰船两千余艘，平复了交趾叛乱；唐高宗时期，唐与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白江口海战中大败日本与百济联军，奠定了此后若干个世纪东亚的基本地缘格局。

　　明代的郑和下西洋，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海上力量发展的高峰。而海军在明朝最重要的使用，应属1598年抗倭援朝战争中的露梁海战。此时明朝国力虽已衰退，但仍能借助多个朝代长期积累的造船技术、火器技术优势和海军传统，在朝鲜半岛大败日军。这次海战将日本全面侵略东亚大陆的时间向后推迟了近300年。

　　然而，如此辉煌的蓝色实践，却未能延续下去，也未能发展出西方式的海权概念和行动。

　　应当说，古代中国人对“海权”并非没有概念。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统治者也很看重“控制海洋”。但问题在于，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海上贸易只是社会经济的一种补充，甚或只是给统治者贡献“方物”的途径。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海外活动不同，古代中国的海外贸易既不涉及抢夺领土，也不涉及强迫贸易，只是一般的货物交换。尽管贸易使很多人致富，使很多城市兴旺发达，但国家本身能够自给自足，海上贸易就显得可有可无，它终究没有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

　　缺少了海上贸易的支撑，海军也就成了一种单纯支出而无收益的奢侈品。本质上，西方对海上贸易的追求，源于西方工业化以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得贸易成为确保国家原料与市场的基本手段，由此才进一步衍生出建设海军争夺海权的必要性。没有了这种动力，任何国家对于海洋的兴趣都是暂时的。

　　中国人真正深入思考海权问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敌坚船利炮的入侵，使得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并由此开始关注海权。一时间，中国海上力量出现了短暂的“复兴”。

　　但是这时，中国精英对海权的认识，大多仍停留于“海权”等同于“海防”，此时海军与海上贸易仍然是“两张皮”，海军仍是一支只能花钱而无收益的力量。当时所谓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以及清廷内部关于海军发展的诸多争论，其根源就在于此。

　　事实上，近代西方海军的背后，都有发达的海上贸易和与之相应的殖民地作为支撑，而晚清的自然经济加上少许工业化，很难长期支持一支强大的海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日本在针对北洋水师建设海军的同时，也在着力加强海运力量的建设，以海牟利，这就从经济基础上确保了政治决策的持久性。

　　甲午战争以后至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开始反思海军建设和海权问题。民国政府曾提出过庞大的造舰计划，仅1913年提出的“第一次置舰计划”就要求建造30艘巡洋舰。然而，由于彼时国家尚未实现工业化，这种对于海军的追求只能限于热情，实际上根本无力追求海权这样遥远的目标。

　　新中国建立后，包括决策者在内的社会整体对海权的认识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一段时期内，“海权”在中国还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专属于帝国主义和海洋国家的概念。在早前版本的《中国海军百科全书》中，“海权论”的词条是这样阐述的：“……海权论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它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的需要”；“……(海权论)迄今仍是某些国家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其中某些观点还为一些国家所接受，对海洋国家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

　　改革开放后，海洋问题和海权概念，又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海洋不仅本身是重要的原料来源，而且承载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进出口贸易，无论是石油、矿石的进口，还是商品出口，大都要依靠海运。纵观历史，当海上贸易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上升到这一程度时，自然而然地会促使其认真思考海权问题。

　　另一方面，外界因素也成了刺激社会思想的重要动因。近30年来发生在中国周边海域的一系列事件，都使海洋、海权等问题在中国社会的热度不断升温。

　　当然，中国人关于海权的思考也是存在不同观点的。在学术层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本质上仍是一个陆权国家，“以陆权发展为主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也有的学者认为，海权对于今日中国已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是中国复兴的根本保障；还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应建设“新东部经济区”，将沿海经济带与海洋作为整体统筹发展。

　　新一代中国“海权”论者的变化在于，他们已经开始将经济发展与军事发展结合起来看待问题，寻求将海权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轨道上，通过经济发展支撑海权，通过海权维护和牵引经济发展，这与历史上中国跨进海洋的历次活动有着本质不同。

　　然而在通俗的社会舆论中，却有着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几乎将“海权”等同于“海军”，而“海军”则几乎等同于“航母”。于是，航母成了热点中的热点。每当有重要的涉海事件发生，都会引来要求建造航母的声音。有意思的是，在百度上搜索“航母”，得到的结果超过了1000万。也许，公众的这种热情，将是中国未来建设海权的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