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君华

　　编者按：胡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子”。这一思想，将对我国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融合的不断深入，如何坚持走军民融合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既是一个关系国防建设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课题，也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实践的重大系统工程。本文在宏观上就此进行了论述，相信会对军民融合的研究有所启发。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坚持走军民融合的国防发展之路，既是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的必然要求，又是应对世界经济衰退的一项战略举措。

　　国防建设转型的必然趋势

　　自有国家以来，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就是一对矛盾体。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建设正常运行，必须相应地发展国防力量；发展国防力量，金钱投入铸造利剑，又可能影响到经济建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以千日之巨费，谋一时之功效，常使战略家陷入两难：发展国防，影响经济建设；放松国防，危及国家安全时又没有应对能力。

　　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化，信息化战争和军队建设对资源需求越来越呈现出数量大、时间急、技术含量高等特点，必须更多地依托国民经济体系。和平时期的国防军队建设，当然也应对国民经济提供支持，尽可能减少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总成本。因此，实行军民兼容、平战结合，既是综合国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新军事变革的战略选择。

　　军民融合是国防建设转型的必然趋势。走在新军事变革前列的国家，普遍重视军民兼容、军民结合，不断推动军民兼容、军民结合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美国国防体制改革的名言就是：“凡是地方能做到的事，都从国防系统移到地方去。”国防部必须学会当一个“挑剔的买主”：凡是能在市场上买到的，就直接拿来满足军事需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军又把新军事变革称之为“军事采办的革命”。法国和日本的大型科研项目，也都注重“民为军用”，充分利用民用高科技推动军民融合。

　　从新军事变革实践看，军民融合的内涵相对宽泛：一是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既可将军事技术转民用，也可将民用技术转军用。如日本曾提出：日本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要想到对提高自卫队的战斗力有何帮助。二是国防采购首先选择商业市场上可获得的产品，市场上可买到的同类技术，军队就不再搞重复性研制。三是在装备采办的各个阶段，从产品制造和部件开发到列装后的维修保障等，全系统考虑军民兼容，或利用民营技术、产品和劳务为军事服务。四是在产业层面，开发军民共用的产品和技术；在企业层面，形成军民共有共用的资源。五是在科研活动的各个环节推进军民融合，包括需求提出、基础性研究、预先研究、立项论证、工程化试验等。六是利用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培养军民两用人才。如美国地方大学就为军队60%的军官和40%的上将，提供了学历教育。英军新任军官则全部在地方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七是军队的非核心保障任务，向地方服务行业转移，利用社会资源提高保障效益等。

　　新军事变革的趋势表明，新技术使军民通用性愈来愈强，军民融合面愈来愈宽。特别是信息技术不断更新，要求军队再不能封闭建设。科学发展的战略抉择，只能是充分利用社会的巨大创新能力，提高军队信息化建设水平，以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

　　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创新

　　把军民融合作为国防发展战略，作为国防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我党创新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成果。上世纪80年代，国防科技工业在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原则下，开始探索“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路子。在国家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主要强调了“军转民”的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我军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全面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统筹兼顾、寓军于民的思想：“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建立和完善国防工业运行机制，提高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化能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按照这一指导方针，我们进一步调整完善了国防动员体系，提高了国防动员能力。与此同时，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等，也相继迈出坚实的步伐。

　　军民融合是国防建设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创新。新世纪新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成熟，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顺势而发，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求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加快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些重要思想，深化了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关系的认识，明确了军民融合战略地位和实现途径，是党的创新理论在国防建设上重要体现。

　　近年来，我们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拉动作用，利用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支撑作用，军地互寓，双向受益，有效促进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

　　需要在国家层面统筹设计

　　国防建设是国家行为。军民融合作为在变革中出现的国防建设新模式，首先要求在战略高度上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使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互兼顾、相互促进。军民融合必须在国家层面决策，在国家层面统筹设计，通过军地双方共同组织，依靠各级政府和军队共同推进，实现军民融合又好又快发展。

　　发达国家在军民融合过程中，大都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划和立法进入，在国家管理层面形成稳定机制，由政府、军队共同出面制定军民融合计划，内阁各部门通力合作，支持国防部门的采办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军民一体化的措施。1995年，新军事变革兴起不久，美国政府就签署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完成的《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要求大力推进军民两用技术，逐步建立一个“无缝链接”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随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推动军民一体化，国防部则通过制定国防采办新政策和管理体制改革，组织推动军民一体化战略的实施。这一国际经验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

　　进入新世纪，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综合国力成为社会发展中心目标。在这一背景下，统筹国防与经济建设显得更加重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国家层级的管理体制建设。而在地方层次上，则应依托省军区系统，建立各级地方政府与驻军共同参与的地方性国家安全发展机构，统筹本地区军民建设整体规划，使国防建设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7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江苏、湖北和陕西三省进行军队后勤社会化保障改革试点，对军队的餐饮、医疗、营房和油料等7个保障方面进行全面改革，逐步形成军民兼容的后勤社会化保障体系。这一试点经验证明，军民融合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是国家行为和国家意志的反映。军民融合的过程及其实现，不是社会的自发行为和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也不是军民各基层部门的微观合作，它需要国家制定政策和在国家层面由军政部门协力推动。

　　当然，军民融合并不是把军事科研、生产、保障、人才培养等全部推向社会，独特的国防科研、人才培养以及保密产品等，还必须保持军民分离状态。许多高新武器装备，虽然某些部件和配套产品可以通过民品和民用采购方式获得，但最后装配和集成还必须由军工部门进行。因此，在研究制定军民融合政策、建立军民融合体系时，还需要考虑军民融合的适宜度。对于那些仍需保持分离状态的核心能力，应采取恰当的政策和措施，确保其自身的强势。

　　经验证明，在军民融合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风险。如“融合品”能不能满足作战需求，融合中因市场依赖性增加，会不会削弱军队的技术优势等，都需要在规划和制定政策时预先思考。在这些方面，理论研究应当发挥科学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