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舰艇武器装备建设成为至关重要大事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23日 15:08 新浪军事

　　海军没有舰艇及武器装备等于陆军没有双腿和武器弹药。建设人民海军，抓舰艇和武器装备建设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大事。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首先是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的破坏。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扬言，留给共军的只能是“一堆废铁”。渡江战役后，我们虽然从国民党第2舰队等起义及投诚者的手中，接收了25傻舰船，45艘小艇，并从上海等地接收了“接5”、“接12”、“接13”、“538”及“江流”等10艘舰船。但国民党军利用空中优势，对起义投诚的舰艇及各造船厂狂轰滥炸。1949年4月26日炸沉“楚嗣”舰于燕子矶，28日炸沉“惠安”舰于关头，30日炸沉“吉安”、气太原”；舰于采石矶，9月24日炸沉“安东”、“永绥”舰于芜湖一带江面；在造船厂停泊待修之“常州”、“万寿花”两舰以及其它26艘船只，也先后被国民党炸沉炸坏。对湖凵以下的各造船修船厂也进行了大肆破坏，江南造船所及浦东造船厂的设备，被搬往台湾，江南造船所所长、总工程师等200多名主要领导和技术骨干被劫往台湾，湖口造船所的设备，被搬往南昌，再搬广州。不能搬者即行毁坏。江南造船所的电气厂、船坞主要设备，被国民党派工兵炸毁。1949年8月3日又派9架飞机轰炸江南造船所，被炸毁设施达27处；1950年1月20、26日再次对江南造船所及浦东厂疯狂轰炸，使两船厂又受严重破坏。

　　在国民党飞机连续轰炸的情况下，刚起义的“长治”号军舰自沉于长江。该舰原为日本侵华时长江舰队的旗舰，国民党接收后改名为‘长治”，为第1舰队旗舰，1949年9月19日以陈仁珊、林寿安、李春官等为首的48名官兵举行暴动，于长江口起义。为避免国民党轰炸，9月24日经领导决定自沉于南京江面燕子矶。当时我正随刘少奇同志出访苏联，回国后方知此事。1950年2月打捞出水，经修复后命名为“南昌”舰。

　　当时虽然国民党空军轰炸对我们威胁颇大，但我们在长江中下游千里江面，可以到处游弋，机动规避。加上有地面炮火的掩护，多数起义和接收的军舰还是被保存下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为尽快建起一支海上力量，我们先后从上海招商局、公用局、海运局等单位征调了一批舰船和数十艘拖船、渔船，被命名为“元培”、“徂徕山”、“汾河”、“滦河”、“鄱阳湖”、“洪泽湖”、“洞庭湖”等。还从香港、广州等处购买了一批，如“洛阳”、“开封”、“枣庄”和“临沂”等舰船。

　　然而，光有这些还是不能形成海上战斗力量。国民党海军的舰艇，本来就是陈旧的，有些是已经废弃的，破烂不堪，征调和购置的船只，既无武器及其它装备，船体本身也不能适应海战要求。当时，为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配合陆军担负起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任务，并准备担负起输送、掩护陆军渡海登陆、解放台湾的任务，必须加速装备建设。我们的压力很大，必须分秒必争，突击进行舰船的修理和改装。为此，我们组织了一个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委派原海军同志曾国晟为主任，负责抢修和改装工作。

　　曾国晟，原是国民党海军少将技术署署长，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造船专业，后又去英国皇家海军学习造船，是造船专家。经原海军同志金声介绍，来到人民海军。他刚到上海，我即登门拜望，向他介绍了舰船破损毁坏的情况。他表示尽心尽责，赤诚以待，第二天便上任工作。

　　我和曾国晟交谈中，向他请教军舰与商船异同之处，从中学到不少军舰与商船的构造、性能等基本知识，颇有启示，我当即称他为我的造船教师，遂决定由曾国晟出主修装委员会。我们当时是两大工作，一是修复，二是改装。按曾国晟提出的方案，将商船的舱隔缩小，以便于在作战中堵漏，再装上火炮。我们当时没有舰用火炮，便从陆军调来榴弹炮、高射炮、高射机枪等799门，对55艘商船进行改装。但是修复也好，改装也好，首先要有造船厂。黄浦江岸的江南造船所、浦东造船厂等8个修造船厂、点，均在国民党军队撤逃时遭受严重破坏，上海解放后，又屡遭敌机轰炸。如何依靠群众，恢复各修造船厂、点的生产能力，是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我偕同后勤部司令员陈玉生及曾国晟同志首先来到江南造船所。从调查研究入手，广泛发动群众，提出了“修旧利废，因陋就简，积小为大”的修建方针。经过深入动员，这所具有80多年历史的老厂，它的潜力被呼唤出来了，魔术似地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为了对付敌人的空袭破坏，我们所有的修船厂点都进行夜间作业。参加抢修的海军官兵，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处处以身作则，与广大工人群众日夜奋战。在改装抢修舰船的过程中，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群策群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是曾国晟等原海军专家的真知灼见，及时解决了如陆炮装舰等许多技术难题，确保了装修进度。到1949年10月底，经3个半月奋战，如期完成16艘炮舰、护卫舰的改装和抢修，并立即投入第二批舰船的打捞、改装和抢修的战斗，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舰艇修理史上的奇迹。

　　为了奖励广大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7月23日我们及时在江南造船所开了发奖大会，各修造船厂、点都派代表参加。华东局、上海市的领导陈毅、曾山、黄敬等到会，工人师傅沈昌焕、王荣殡、郝立清等一批先进职工受到大会奖励。陈毅同志作了豪爽有力的讲话，使全体职工精神大为振奋。

　　我们采取边修理改装，边组建部队的办法，1949年11月8日，第一批人民海军舰员培训结业，2000多名学员被编配上7艘护卫舰、9艘炮舰，编成第1、第2两个大队。人民海军第一支战斗舰艇部队胜利诞生了。

　　在纪念人民海军诞生一周年的大会上，我们将这批修复和改装好的舰艇列入战斗序列，分编成3个舰队，并举行命名典礼。第6舰队以8艘护卫舰组成，以南昌、广州等大城市命名，任命饶子健为司令员兼政委，刘中华为副政委。第7舰队以8艘炮舰组成，以延安、瑞金等老根据地城市命名，任命饶守坤为司令员，张雄为政委。第五舰队包括登陆舰、江防舰、坦克登陆艇、江防炮艇等共16艘，分别以井冈山、黄河及古田、陈集等名山大川及根据地集镇命名，另有一艘扫雷舰命名为“秋风”，任命谢立全为舰队政委，张元培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命名典礼大会上，这些舰艇部队接受了华东军区、江苏省及军委海军领导同志粟裕、江渭清、刘道生等参加的检阅。广大指战员满怀激情，深为这支新生的人民海军而自豪。

　　四

　　在创建人民海军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把人的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如果不能造就出一大批忠诚于人民海军事业、熟谙海军技术业务的人才，一切都是空话。然而，我们当时在这方面遇到的却是超乎寻常的难题。

　　作为建军骨干的从陆军来的工农同志。由于文化水平普遍低，有的甚至还是文盲，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一些技术基础知识，例如学一点数学、物理的基础知识，也十分困难。做一道题就象一次艰巨的战斗。有些原海军人员认为想要这些同志来掌握海军技术是根本做不到的，简直是“天方夜谭”。而这些同志自己对于当海军也缺少思想准备，普遍怀有畏难情绪，信心不足。原海军同志则是另一种状况。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全然不知，加之他们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军队之中，对我们心存芥蒂，疑虑重重。少数人还带有敌视我们的情绪。许多人看不起工农同志，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加上原海军同志之间矛盾甚深，留美、留英、留日人员各相隔阂，地方派系亦有影响，因而互抱成见，甚至倾轧排斥现象屡有所见。因此，对他们进行革命的基本知识教育，启发他们自觉地改造旧我，把立场、观点转变到工农大众方面来，是一项重要课题。所有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因人施教，狠抓教育训练，并在工作实践中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是至关紧要的。

　　对原海军同志的团结教育，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对他们采取信任的态度，充分地用其所长，徐时辅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是美国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研究生，并有训练海军部队的实际经验。上海解放后，经金声同志介绍来到人民海军。当时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把大批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培养成为真正的海军舰员，许多原海军同志对此都表示摇头。我就此事向徐时辅探讨求教，开始他也面有难色。我向他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先知其然，不求马上知其所以然的办法，用短促的时间、突击的方法、让新海军同志先学急需的操船、轮机和枪炮射击等操作技术，然后再深入学习，轮流深造，行不行？”我给他作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我揿动电灯开关对他说：“关于电的原理，我不要求这些陆军来的同志马上弄懂，但我要求他们先能熟练地掌握这个开关，行不行？”徐时辅同志一下兴奋起来，说这个能做到。

　　于是，我便委托徐时辅主持训练工作，由冯文华同志和他一起分任训练处正副处长。1950年初，我们到南京时随即开了一次训练会议。当时苏联顾问也来到海军。在训练会议上，有的原海军同志和苏联顾问发言中都认为文化低的工农同志难以培养成海军舰员，徐时辅同志力排众议，拿出了一个针对工农同志进行舰艇武备操作技能训练的方案，为大家所折服。最后肯定了徐时辅的训练计划，这在当时军事技术训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一直称徐时辅同志是我的海军训练老师。他本人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他后来在人民海军的各项工作上都赤诚以待，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训练会议结束后，在部队里广泛掀起了舰艇及各种武器装备操作训练的热潮。我作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也身体力行地投入了这场训练。一次，我从下关码头登舰，随“广州”舰驶往武汉，在舰桥上我对舰长卢振乾(原海军同志)说：“我要拜你为航行教师，你要将离靠码头、航行、规避等每一个驾驶动作的口令、要求都讲给我听，都要教给我。”当时随同航行的还有徐时辅、周乐亭等人。他们听我这祥说，都面带惊疑之色，继而兴奋起来，于是卢振乾同志手把手地教我。“广州”舰从武汉返航时，由我独立操作。卢舰长一旁保驾，一路倒也顺利。但到九江靠码头时，我仍按照上水靠码头的规则发口令。卢振乾笑道：“我们往武汉时，是逆水行舟，可以正面顶流贴上码头。现在是顺流而下，必须掉转船头，逆流靠上码头。”我立即按照他的话指挥靠码头，果然顺利成功。这件事大大鼓舞了陆军来的同志学习海军技术的信心。此外，我们还组织一批原海军同志编写了一批关于舰艇、各种武器装备基本原理、操作规章要求等基本知识的小册子，印发部队学习。从而，在部队里广泛掀起了操作舰艇及各种武器装备的训练热潮，迈开了人民海军起步时最重要的一步。

　　教育训练迅速把大批陆军同志和海军的舰艇装备结合起来，开始形成了战斗力。这种教学实践过程又促进了原海军同志思想感情的转化，在互帮互学中增强了这两大部分人的团结。同时，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对原海军同志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装备的修理、改装和训练、执行任务各项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使他们人格上受到尊重，科学知识和技术有了施展的舞台，大大增进了这些同志对我党、我军的认识和感情。

　　前两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对当时情况回味不已。有一位美籍华人方俪祥女士回国探亲，和我素不相识，要求与我会见。从而得知方女士是原海军同志方莹的女儿。方莹，1890年生于福州，曾任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少将司令及上海基地司令等职。上海和福州解放前夕，他拒绝随国民党去台湾，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后主动来与我们共事。开始，我们请他在原海军人员招募处做登记招募工作。后来我们为了发挥这些人的作用，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以原国民党海军中将曾以鼎任主任，方莹同志任副主任，尔后又任第6舰队副司令员，后因年事高回福州，在福建省人民政府任参事，1965年去世。几十年后，其女儿不忘旧事，从海外回国来访，使我深为感动。固然是这些原海军同志当时在工作中和我结成深厚的友谊，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当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其感召力确实是无可估量的，影响是深远的。

　　五

　　人民海军初建时，由于人员情况极其复杂，加上舰艇部队高度分散，每艘舰艇都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执行作战、巡航等各项任务技术分工极为繁杂，每个战斗单位的人员都在各种不同的技术要求下从事不同的工作。因此，对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创造一套适合人民海军特点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方法。

　　组织基础问题，是保证人民海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性质的根本问题。我们在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党委的领导支持下，多次从陆军部队抽调战斗骨干参加海军建设，他们当中有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有高级领导干部，也有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到1951年已先后从陆军部队调来了3万余人，成为当时海军的主干力量。1949年9月讨论军舰配员问题时，发生过这样的争论：有的同志主张，军舰配员应以原海军人员为基础，否则军舰就开不动。我们认为这是关系到建军原则的重大问题，必须坚持党委确定的以陆军为基础的建军方针。因而一开始我们便在舰艇上建立起政治委员制度，在舰上增设了政治委员的住舱，从陆军调来一批团、营领导干部，上舰担任政委工作。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按照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采用的方法，规定政治委员为舰艇上的最高领导，舰艇出动及舰到何处等重大行动，决定权属于政治委员，航行操作训练等行政与技术性的工作由舰长、艇长决定。并要求他们也要学会做政洽工作。同时也规定了政委必须向原海军同志学习航海等操作技术。这些政工干部配上舰艇后，绝大多数同志都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不仅处处以身作则，团结全体同志完成各项任务，许多同志还很快地学会了舰艇的操纵技术。曾泉生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在党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在陆军来的同志中，涌现了大批军事、政治和技术工作的骨干力量，其中如饶守坤、苏军、谢立全、张元培、邵震、聂奎聚、刘友法、赵汇川、来光祖、潘友宏、王英杰、徐世平、等同志，他们深入基层，团结群众，尊重并虚心向原海军人员学习，在海军长期建设中成为重要的领导骨干。

　　我们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舰艇上建立基层党组织，规定党支部为舰上领导核心，一切大事都要先经过支部讨论决定，然后分工执行。在基层积极开展建党建团工作，大胆吸收进步、符合条件的原海军同志和知识分子人党、入团。这祥就有效地保证了党的绝对领导，保证了人民海军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基层党组织—经组建之后，便迅速在整个部队中开展起训练和作战中的政治工作，新老同志、上下级、干战之间普遍进行互帮互教互学运动，发扬军事民主，掀起军事技术训练高潮。并广泛开展立功创模活动，大大激发了全体指战员建设—支新型人民海军的革命热情，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骨干队伍不断扩大。在上下一致、齐心协力的工作中，年轻的人民海军开始形成了战斗力。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海军是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密集型的作战部队又是高度分散、长期在海上过着单调枯燥生活的部队，大力加强文化工作，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我们建设新型人民海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从一开始就重视广集人才，组织一支高质量的特别能战斗的文化队伍。我们在进驻苏州时，苏州市为迎接解放军进城，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在演出晚会上，一支配器齐全、演奏水平高超的乐队，作了精彩表演。经打听他们原是清朝皇家宫廷乐队，后来流落江南，暂归苏州市文化局收管。我便当即动员他们参加人民海军。随后30军、35军文工团也来到海军，共同组成了一个包括话剧团、歌舞团、军乐队共600余人的华东军区海军文工团。这个团体一经组成，在赵忠、胡士平等同志带领下，显示了很强的能力。他们编演各种节目，创作海军歌曲，经常组织小分队到舰艇、连队，把甲板、饭堂作为活动阵地，巡回演出，帮助舰艇和地面部队培训文艺骨干，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使部队龙腾虎跃，生气勃勃。这支文艺队伍不仅对部队建设起着良好作用，还以他们成功的文艺作品在南京、上海、江浙一带社会上产生很好的影响。我们还调来了著名的木刻家和诗人芦芒，他和画家月甫一起办起了《人民海军画报》，由他俩分任正副社长。由宣传部长潘子明兼任主编办起了《人民海军杂志》，由夏平同志创办起了《人民海军》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我们时，接受我的请求，亲自题写了“人民海军”，作为这个报纸题名。此外，我们还请来摄影家薛伯青等同志入伍，从事拍摄电影和图片等工作。这些文化形式，都以它独特的作用和能量鼓舞部队，教育部队潜移默化地加强部队战斗力建设。

　　六

　　边建边打，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这是人民海军创建时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

　　人民海军一经诞生，她就担负着突破敌人海上封锁、配合陆军解放沿海岛屿，并担任护渔护航、严防敌人袭扰等等战斗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对我们既是考验，又是锻炼。

　　渡江战役后，江南的大片土地虽已解放，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勾结一起，他们利用湖叉、港湾、岛礁作隐蔽，对我新解放的地区进行破坏骚扰活动。1949年9月至10月，我新建的第一纵队江防炮艇、登陆艇先后到太湖、吴淞口、白龙港、崇明岛一带剿匪，有力地打击了这些地方的土匪活动，保护了水上交通和渔业生产的安全。这是我人民海军成立后的首次战斗。

　　在我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接到华东军区命令：协同陆军进剿苏南沿海岛屿的敌人。苏南沿海岛屿是宁、沪、杭的屏障，是上海港南北海运的必经之道。为了封锁这条海上要道，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率领所谓“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张阿六、袁国祥、黄八妹等部600余人，以马鞍列岛的嵊山、嵊泗列岛的泗礁、崎岖列岛的大小洋山、杭州湾的滩浒山岛为中心设防，肆意劫掠，切断南北航运，破坏渔民生产，并以此作为向大陆派遣特务的跳板。不拿下苏南沿海岛屿，不仅不能打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而且刚刚创建起来的华东军区海军也无立足之地。根据敌我状况，决定首先攻下滩浒山岛，再扩展夺取其它岛屿。12艘炮艇组成的炮艇大队，由大队长陈雪江、政治处主任廖云台带领指挥，战胜险恶的风浪袭击，采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术，先击退敌舰，出敌不意地攻上滩浒山岛，全歼岛上守敌。首战胜利，军心大震，乘胜进击，从六月中旬起到七月上旬，经过连续几次战斗，解放了苏南沿海全部岛屿，歼敌近四百人，打出了我人民海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50年1月，国民党海军在长江口圆圆沙、新港、横沙东北江面及南北航道上布设了水雷，使多艘客货轮触雷沉没，严重影响上海港航运事业的发展，使上海市的经济和市民的生活供应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我舰艇的出海活动。为了消灭这些水下“敌人”，我们决定迅速组织力量予以清除。用1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和10艘小型登陆艇(代扫雪艇)组成了扫雷大队，这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支扫雷大队。由孙公飞同志担任大队长兼政委，会同曾国晟等专业人员在舰艇上装置扫雷工具，研究扫雷方案，后来又将“古田”、“周村”、“张店”和“枣庄”等舰改装为扫雷舰，经过多次摸索，于1950年9月底清除了长江口的水雷，保证了长江口航道的安全。

　　从此我舰艇作战区域转至海上，直捣浙闽沿海，主要作战任务是配合陆军和空军，解放敌占岛屿，粉碎海匪骚扰，保护渔民生产，保卫航运安全。由于当时之掩护。陈雪江、陈小龙同志等都是小艇作战的虎将，创造了多次小艇打敌大舰的战例。

　　在人民海军诞生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舰艇在海上作战近50次。战斗中发扬了人民解放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敢打敢拚，取得了一次次战斗的胜利，涌现出“头门山战斗英雄艇”等英雄集体和邵剑鸣、张桐、陈立富、王维福、赵孝庵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他们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批英模集体和人物，也引起社会上的重视。当时，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同志特地带领几位画家来海军，为这批英雄画像。

　　43年过去了。今天，人民海军的舰队，已遍布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人民海军的足迹已远涉太平洋、印度洋和南极。抚今追昔，内心充满了欣慰和喜悦。从而，使我想起一件往事：1950年10月我乘坐“遵义”舰出海，勘察海岛海岸炮阵地。在舟山海面，突然飓风大作，暴雨恶浪，狂打猛击，船体一会被大浪举起，螺旋桨空转，一会被摔下低谷。我和航海员张韵同志(原吴淞海运学校毕业)在驾驶台上，被海浪打得浑身湿透。他也从未遇到过这祥的风浪，军舰处于危急之中。当时，我让大家镇静下来，号召有懂得在大风浪里驾驶的人来应对险情。这时一个原海军上士陈子午同志出来，向我报告了驾驶的方法，改变顶风前进的常规办法，改用顺势调头。当时决定由他指挥，我来下令。经5次反复后，果然使军舰驶出了浪区，安全到达港口停航。我当时有感写下了一首记事篇：

　　东方破晓

　　起锚航行早

　　乌云骤起飓风啸

　　浪打千丈天地倒

　　水泼舷台透绒衣

　　座舰浪抛

　　同心力保

　　腾空顺势导

　　骑鲸恶战斗狂涛

　　临危不乱舵稳操

　　人民海军首巡航

　　胆壮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