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影响及其后遗症

　　中苏两国因关系恶化和军事对抗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面对压力，中国国内一度提出了“备战”口号，消耗了大量资源；而对于苏联来说，同样付出巨大代价。当然，迄今为止，尚无关于对抗年代里中苏在经济、社会领域付出代价的权威数据和研究成果。

　　中苏对抗迫使中国的外交路线急剧转变。中国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划线，转而寻求新的战略盟友，与美国修好(其时，美国在越南深陷泥潭，开始收缩；与中国改善关系，可以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撤出，结束噩梦)，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1975年越南建国后，在维持与苏联的紧密关系的同时，开始将之前帮助其反抗美国侵略的盟友中国视为威胁，悄悄地泛起反华喧嚣；并且自愿充当苏联的地缘政治工具，对周边国家表现出侵略性，与中国关系恶化。

　　苏联在蒙古、中亚、远东、东南亚方向对中国全面实施战略和军事压力，这种态势持续了将近20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才结束(中国强烈要求苏联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此长时间的对抗也使其国力受到很大牵制。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边陲造成地缘政治压力；但是，阿富汗也使苏联遭遇了类似美军在越南的命运，或许就是压垮苏联这匹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俄罗斯有学者认为，中、美合作曾经为“解体”苏联做出贡献。

　　珍宝岛事件及其历史记忆，对于中苏两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对于苏联国民来说，潜在的“中国威胁”似乎是一场噩梦。1973年9月5日，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影响非常广泛。索尔仁尼琴认为，在10年到30年内，苏联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与中国的战争，战争将使苏联失去6000万人口，而且都是最优秀的人口；在这场战争之后，俄罗斯民族将不复存在。导致战争的原因，就是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对未开发的西伯利亚的巨大压力和意识形态压力；但双方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为了争执是“列宁著作533页写的是真理、还是中国方面断言的335页写的才是真理”这样的问题爆发战争，显然是不值得的。

　　1991年至今，一些俄语国家中对于中国的消极态度和观念，仍体现了中苏对抗时期的遗留作风，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些反华消极言论，仍用“中国威胁”来吓唬俄罗斯政府和国民；反过来，苏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也曾在中国人的心底留下阴影。

　　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还原历史真实，因为他们的职务、地位等原因，不足以让他们了解事件的全貌；此外，政治考量仍然存在，且许多细节涉及国家秘密。一些人言之凿凿的，其实只是部分真相——而部分真相，多半也就是假象(甚至可能是谎言)；一些人为的神话、臆想大行其道。

　　需要提及的是：珍宝岛事件的苏方亲历者维塔利·布贝宁因立下战功，逐步被提拔为将军；在勃列日涅夫的过问下，他还负责组建苏联特种部队“А小组”(即“阿尔法”小组的前身)。他曾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血染达曼斯基之雪》。作者在为苏联一番辩护之后，也在书中写下了惶惑：“能在谈判桌前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打一仗呢？”

　　现在，中俄边界问题已全面解决，而那些牺牲的生命和流血也并非无谓，我们要予以珍视；尽管说，他们都置身过程之中，是大历史中身不由己的客体。我们必须让历史鲜活起来，获得真知，积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