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祖荣 邹维荣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各国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本报记者：随着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尤其是金融安全的地位日益凸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对我们国家的安全主要有哪些影响？

　　金一南委员：对我国安全影响最大的，近期可能将主要表现在就业问题上。现在，沿海不少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因出口业务量减少，而纷纷停产、减产，大量农民工暂时找不到工作。还有，受经济整体大环境的影响，大学生找工作也难。这种巨大的就业压力，将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一定的影响。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各国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可能对我们的正常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产生一些阻碍。比如说，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号召国民买“美国货”，如果欧洲和俄罗斯也竞相效仿，买自己的货，各国贸易壁垒提高了，将对我国货物正常出口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过来再影响到国内就业形势。

　　就像马克思讲的，一切问题源于经济。在当前扩大内需的同时，如果说我们的正常外需市场再急剧缩小的话，对我们国家的下一步发展影响就大了，因为内需毕竟是潜在市场，开发出来需要一定时间，而外部市场是个现实的市场，我国每年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成为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如果这些货物的出口受到各种阻碍，那将对国家经济，进而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存在，但各个力量之间肯定有冲突。”

　　本报记者：在人类发展史上，经济与战争一直密不可分。在20世纪，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曾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少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可能诱发战争的历史逻辑不可忽视。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

　　金一南委员：过去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在今天，世界性战争、世界大战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因为有全球化这个重要因素，大国之间存在着巨大利益交叉。以中国为例，很多人讲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不要忘了，中国和美国2008年贸易额突破3300亿美元，数量非常大，形成了一个“你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你”的格局。再比如，我们与欧盟、日本的贸易，也都是3000亿美元。西方有一种观点，两个国家之间贸易量超过2000亿美元，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不但是朋友，而且得签订经济同盟，政治同盟，甚至是军事同盟，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关系太深了。更不要说中国手中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保持强势增长对美国经济走出泥潭的巨大推动作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像中美这样的大国，尽管双方之间肯定有冲突、肯定有较量、肯定有过招，比如说经济战、贸易战，等等。但是，最后大家都不得不在一个尽量理解对方、尽量照顾对方利益的情况下，达成一个相互之间的妥协，这是现实理性和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

　　“由于经济发展形态融入了世界经济，外部经济影响至关重要，必须要增强外向型的思维意识。”

　　本报记者：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们国家安全战略有哪些启示？

　　金一南委员：第一，是要增强忧患意识，真正的忧患意识是科学冷静的分析目前的环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忧患，光看好的不看坏的，那是肯定不行的，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看到我们发展中存在的脆弱性，这脆弱性很大表现在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为什么这一轮经济危机，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还没有那么紧密。我们今天的关联度太紧密了，我们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太深了。资源是生产链条的初始，而产品是生产链条的末端，从一个头，到一个尾，我们都局部出现过度依赖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对出口的依赖在35%以上，而美国对出口依赖一般在18%，日本更低一些，在16%。上述这些发达国家，长年累月做海外贸易，他们对出口的依赖都不是那么高，这启示我们，依赖程度越高，危险程度也就越大。

　　第二个启示，就是创新意识要加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不依赖于你的模仿能力，而依赖你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看到，我们自主创新的品牌都能够维持而且还有发展，凡是模仿的、凡是来料加工贴牌销售的，都受到一定的损失。

　　第三个启示，是我重点想谈的，那就是我们要增强外向型思维意识。从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习惯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内向型的民族，我们注重审视自己，审视自身，凡是出了问题都是从自己身上找起。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条件。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当我们过度审视内部的时候，不要忘记，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融入了世界大潮，外部世界对我国的实质影响至关重要，今天我们谈很多问题都无法离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建立与国家发展形态相适应的外向型思维模式。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国际动态，分析这些动态中哪些东西可能对我国安全造成影响。今天，我们正日益走上大国崛起之路，更需要有一种大国的责任，一种大国的意识，一种自觉向外看的思维，更加主动地关注我们外部环境，不仅管好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要在更大范围上思索我们的利益，如何维护我们的利益。比如，我们这次出动海军舰艇赴索马里海域护航，就包含有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本报北京3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