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照

　　军队文化工作步入新千年，一个不可逾越的课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野战条件下的文化工作如何与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同行？部队文化工作者在没有路的路上探索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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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我从基层部队调到总政文化工作总站，负责文化器材研发工作。当时，全军部队正好启动了“基层文化建设工程”——军委决定3年拨出1.2亿元专项经费，用于基层文化建设；全军基层文化器材实行列装管理，文体器材正式有了“户口”。短短几年间，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有集团军和部分院校安上了数字立体声设备，旅团部队的营院全部装上了有线电视和智能广播系统，连队的黑白电视也早被29寸、34寸彩电所取代，有些单位还看上了大屏幕平板电视，高清数字电影也开始走进军营，“村村通”设备更是安装到了高山和海岛哨卡。

　　然而，就在这喜人的形势下，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一次，我回老部队调研，政治部孟主任对我说：“近年，部队外训、演习任务繁重，执行应急突发事件也频繁，但野外文化保障设施却相对滞后，文化生活开展受限。有的政工干部为了解国内外大事，还不得不跑到老百姓家看《新闻联播》。尽管大屏幕彩电、DVD机、VOD视频点播系统等文化器材已装备军营，但因为珍贵，舍不得拿到野外折腾。即便是忍痛割爱，搬运时也生怕磕着碰着，官兵们只好用棉被裹得严严实实，再指定一名战士抱着，很不方便。如果有辆野战文化车就好了。”

　　是啊，有辆野战文化车已成为当时基层官兵的渴望。

　　2000年下半年，一条成熟的建议被下基层调研的总政文化工作站曹燕玲副站长从广州带回了北京——广州军区某师官兵对生产野战文化车已有了具体的设想：无论在荒山野岭，还是在沙漠戈壁，车一开到现场，就能展开工作。车内卫星电视、广播收音、卡拉OK、电影光盘、报刊杂志，应有尽有，甚至车厢打开就是一个野外演出舞台。受此启发，总站领导下决心着手研制野战宣传文化车，并决定由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工作站协同组织样车的设计生产，我作为技术人员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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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部门搞文化装备研制，特别是车辆研发是个空白，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当时只好先组织了几个考察小组，深入到北京、广州、成都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等担负应急保障任务重的部队，掌握第一手资料。那阵子，研制组没有节假日和家的概念，大家夜以继日，反复讨论技术细节，常常为一个技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又为攻克一个技术难关而拥抱欢呼。正是凭着这种协作精神，研制组半年多时间便交出了技术方案和设计图样。随后，我们在广州振兴车辆改装厂，用一台5吨的东风车进行改造，反复试验，历时3个月，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台野战宣传文化车，也就是第一代车。该车在广州军区某团试用后，得到部队官兵的普遍好评。

　　2000年9月19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野战宣传文化车从广州开到了北京，给总政首长和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进行了汇报演示，总政于永波主任看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野战宣传文化车研制成功是政治工作的一件大事，你们要抓紧抓好，尽快配发部队。”

　　2001年6月，经总政、总装首长批准，第一代野战宣传文化车在太原生产了10台。按照总装装备体制和车辆改革方向的要求，这批车被命名为“野战宣传文化方舱”。这批车配发到南京、广州军区和第二炮兵等应急机动作战部队进行试用。开进时，敏捷地汇入“铁马金戈”的洪流；展开时，演、播、编、摄“十八般武艺”显神通。第二炮兵技术总队一名普通战士来信说：“我们是导弹技术工程部队，常年转战人迹罕至的山沟，工地就是我们的战场。由于地方偏僻，施工任务紧，战友们很难看上电视。自从有了你们配发的文化方舱后，我们出了坑道就能看到卫星电视节目。真的，每次听到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栏目中那优美的歌声，我们的疲劳就一扫而光，‘文化方舱’就是我们的‘战地文工队’！”部队广大官兵的认可，更加激励了我们的干劲，针对部队提出的修改意见，我们对方舱的内部结构、整车性能和具体功能进行了进一步改进。

　　2004年7月12日，暑气逼人。北京西郊总装某招待所气氛更加热烈，“野战宣传文化方舱”技术鉴定会在这里举行。总装组织的专家和部队代表对《野战宣传文化方舱的技术方案》和《野战宣传文化方舱的施工方案》进行了全面的审议和鉴定，检查验收了样车的各项功能和技战术指标，对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最后的确认，一致同意通过试验定型和技术鉴定，并建议把“野战宣传文化方舱”改称为“野战宣传文化车”，使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代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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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2月，经军委批准，野战宣传文化车正式列编列装。听到这一消息，我们研制组成员紧紧拥抱，相互击掌致意，多年的心血终于换来了成功的喜悦——这项成果填补了我军野战条件下宣传文化装备的一项空白。2005年，车辆正式投入批量生产，在河南商丘组织生产了94台，并配发到全军应急作战部队。该车具备了卫星电视接收转发、电影播放、调频广播发射、摄录编辑、文电处理、演出保障、器材携带等9项功能，在技术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2007年，我担任了文化工作总站科研处处长，野战宣传文化车的升级改进任务又交到了我手里。为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对已配发的104台车进行了全面技术普查，发现第二代野战宣传文化车数字化、信息化功能比较弱，不能满足部队信息化建设的需要；车载模拟电视发射系统传输距离太近，覆盖范围小，旅团部队展开后，有些地方电视信号覆盖不到，图像效果也不理想；车辆行驶中不能广播，无法进行临时动员和野战广播；没有网络接口，接入不到战地作战指挥网，限制了车辆功能的发挥。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集中力量，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梳理。柴岩柏站长明确要求：“现在部队信息化建设力度很大，如何运用科技手段促进宣传文化工作创新，是总政首长给我们提的新课题。这次车辆升级应该在数字化、信息化和系统化上有所突破，应该充分考虑部队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文化需求，要在提高部队战斗力上有所作为。”对此，我们很快拟制了第三代车辆技术改造和升级方案，把电视发射系统由模拟改为数字；传送距离从方圆3－4公里提升到10公里；增配了逆变电源，车辆行进或停止时都可以广播；增加了网络功能，提高了信息化处理能力，使车辆真正成为了野战政治工作移动指挥平台。

　　2008年5月，总装组织专家在太原对第三代野战宣传文化车进行了重新鉴定，专家们觉得第三代车辆在技战术性能上有了显著提高，运用了大量先进技术，结构合理，工艺先进，文档齐全，一致通过了鉴定。八一前夕，10台第三代野战宣传文化车正式下线并投放部队使用。

　　在基层部队，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第二炮兵某旅，依托野战宣传文化车建成了训练中政治工作智能化决策系统，利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模式，对训练中各类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实现了网络化指挥和文电资料的快捷传输，提高了训练中政治工作的信息化水平；在北京军区某高炮团车载直播间里，摄像兼编辑员王顺祥说，依托这些平台，既可以满足基层部队自办节目的录制，也可以通过车载发射设备定时传送视频信号，组织官兵收看节目。

　　野战宣传文化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它凝聚了各级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的心血，体现了军委总部首长对部队宣传文化工作的关心。它在填补了野战文化装备空白的同时，也见证了我军文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2000年9月，广州军区文化工作站研制的第一台野战宣传文化车进京汇报演示，我们负责护送。

　　由于准备时间短，大家心里都没底。动员会上，站长李金咏大声鼓励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们这些‘娘家人’不能心虚胆怯！”10人汇报演示小组马上分头准备，虽然压力大，但一种激动与光荣交织的情绪包围着每个人。

　　9月9日凌晨2点，“丑媳妇”乘着火车到达北京丰台车站，同一条战线的同志都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迎亲”的队伍中。可是，“丑媳妇”又耍小脾气不肯与大家见面(火车进不了站、靠不了站台)，直到第二天深夜才把她接出火车站。我们为此整整等了22个小时！

　　9月13日，在总政机关大院作第一场正式汇报演示，其功能作用受到充分肯定。总政领导高兴地说，野战宣传文化车的研制成功，填补了我军宣传文化建设的空白，完全符合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的要求，是一个创造发明。“丑媳妇”得到了认可，“娘家人”跟着长了脸，我们都兴奋不已。

　　19日上午，北京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在西直门宾馆大院里，总政首长与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的100多名代表一起进入现场。简短仪式后，身着军绿色迷彩的“丑媳妇”亭亭玉立在场地中接受检阅。首长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野战宣传文化车的结构布局、操作演示和录像介绍，其优美身姿和出色表现引起代表们的极大兴趣。此时，“丑媳妇”像个“大明星”，在闪光灯的照耀下，充分展露她俊俏美丽、婀娜多姿的风采。

　　“丑媳妇”一夜间成了“明星”，让所有关心、爱护她的人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