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取决于综合国力，以及对综合国力的调动艺术。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基于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教育、国防、外交、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所具有的综合实力。其中，政治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它来自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经济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军事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制性要素，是国家能够直接用于战争的力量。科技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先导性因素，它决定着国家战略能力的长远发展。外交实力是形成战略能力的唯一外部力量，是国家可以协调和利用的国际政治资源。文化实力是战略能力中的非物质因素，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市场竞争力、思想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此外，国家意志、国民士气、民族凝聚力等也是形成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精神力量。需要强调的是，综合国力不等于战略能力，也不能自动形成战略能力，还需对综合国力进行充分调动和运用。这种调动和运用能力，包括战略动员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前者是为应对各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危机、冲突或战争所采取的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的紧急措施，将各种战略资源转化成能够立即被调用的战略力量。后者是指在预防和消除国家面临的重大威胁时体现出的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战略力量的艺术，它取决于国家的战略文化，领袖集团的素养和参谋集团的素质。

　　(三)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国战略能力建设应着眼实现三个转变，即构成要素实现由财富积累型向力量增长型转变，各要素与经济之间实现由服从服务型向支撑促进型转变，外在特征实现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

　　大力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第一次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应当看到，我综合国力的其它实力发展还不协调，尤其是科技水平总体还比较低。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01-2002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国内经济实力竞争力列第五位，而科技竞争力只位列第28位。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综合国力再次跃升和国家战略能力重大发展，关键要靠科技自主创新。应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特别要加强基础领域研究，改变基础研究薄弱、科技创新原动力不足的状况。美国的基础性研究经费在科研总投入中达17.5%，而我国仅为5%。还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加速实现军队从维护国家安全向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历史转型。当前，我国在人民战争传统优势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本土防御能力，摆脱了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威胁。但是，整体军事能力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军事能力的作用范围跟不上国家利益发展的步伐、功能强度不能有效消除多种安全威胁的问题比较突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为目标，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由维护国家安全向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历史性转变，以国家军事能力的历史性转型推动国家战略能力大幅度提升。军事能力转型的核心是形成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同时还要具备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为国家利益拓展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加强战略领导能力建设。国家和平发展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必须将战略领导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近30年来，我国在国际上长期采取低姿态策略，战略领导能力建设侧重于提高领导国内经济建设的能力。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战略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发展形势的历史性巨变。国家战略领导能力建设的目标就是领导国家实现和平发展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要求必须具有领导国家实现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坚强意志，具有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决心；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国际格局的特点走向，创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态势；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合理把握国家发展的方式和速度，有效规避战略风险；能够统筹驾驭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灵活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有效化解重大危机；具有健康自信的大国心态和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战略心态，更多地承担和履行大国的国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