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金融危机为中国改善外部环境提供了机会，中国应当运用国家实力主动谋求更多国际空间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刚刚结束的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欧洲“信心之旅”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有资本和力量在与西方交往中占据更多主动权。金融危机带给中国外交怎样的潜在国际空间，及其如何实现潜在空间，值得思考和分析。

　　金融危机让西方舆论收敛

　　中国外交空间的提升，表面看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客观效果，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国家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这种效果就会很难体现出来。

　　换言之，中国发展到了目前这个水平，它的国际空间必然会增加。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危机要是没有作为国际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的参与就很难解决；同样，没有中国的参与，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建立不起来。这与过去“绕开中国，地球也照样可以运转”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着金融危机突显中国地位的重要性，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也随之改观。去年开始，国际舆论环境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态势。北京奥运会前，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很多都属意识形态领域，比如人权和民主。近期西方尤其是在政府层面评价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则相对淡化。特别是由于金融危机，西方出于需要中国帮助的考虑，舆论环境方面对中国有所改善。为了尽量不激怒中国，西方在打价值观牌或者人权牌上有所收敛，转向低调。

　　当然，这些都是中国国际空间增长的客观空间。中国还应当从主观上运用中国的国家实力，进一步提升国际空间。

　　中国应成为制度制定者

　　那么，中国如何利用这一机会来进一步改善自身国际环境，提升国际空间呢？

　　最明显的一点，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社会已经高声发出了重建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各国都已经在考量在未来的大谈判(grand bargaining)中如何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中国能否提升其国际地位和扩展国际空间就要看中国是否能够在国际经济秩序未来重建过程中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

　　过去，中国的重点是与世界接轨。接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西方世界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现在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重建，中国的角色就不一样了。在这个舞台上，中国是作为一个建设者，是作为一个制度制定者而出现的。

　　中国如果要参与重建这个秩序，就需要自己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原则，不能光等着别人提出来。所以应该抓住目前的时机，总结和传播中国这方面制度中所包含的优势或者说价值优势。这也是金融危机为中国提升软实力所提供的机遇。

　　要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价值

　　中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之所以没有受到像西方那样大的影响，一方面因为中国的金融经济的成分在整个经济体上不像西方那么多；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中国的经济金融改革已经领先西方一步。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外贸和内需的关系，金融规制等等方面，中国有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批评中国作为己任，但忘掉了如何去改善本身的制度体系了。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处理危机中，中国现在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正如温家宝总理这次欧洲之行所强调的，要把中国内部的事弄好，同时不会推卸中国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要应付危机和解决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效的办法就是富国和新兴国家必须共同承担责任。但实际情况则不然。富有国家总千方百计地想把金融危机的责任推给新兴国家，比如将金融危机的责任指向中国等等。中国则强调既要把自己救活，另一方面也要和国际社会共度危机。这种做法不只谋求一己之利，同时也照顾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更容易赢得国际尊重。

　　金融危机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与西方展开制度竞争乃至价值竞争的机会。但这并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输出(属于带有强制条件的“硬”输出)。中国只是提供自己有用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不过笔者以为，目前中国还远远没有把隐含于自己经济实践里面的价值观充分提炼出来，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那么中国一定要提供一种价值。西方过去认为中国的价值不如它们的价值，在和中国打交道过程中，经常充当指手画脚的“老师”，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就给了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但要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认识中国的价值，中国自己必须告诉他们中国的价值是什么。

　　用经济实力争取政治空间

　　外交不仅可以为经济服务，必要时经济也可以为外交服务。经济和外交是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美国和西方就很善于利用其经济实力争取政治甚至战略空间。金融危机也给中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危机促使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所收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利用西方对中国的需要，就可以换取比如承诺不接见达赖这样的政治利益，因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由于政权更替比较频繁，所以很难保证其政策的连贯性，现在的当权者也许出于眼前考虑暂时放弃冒险，但很难保证继任者能延续这一承诺。

　　但金融危机需要各国共度时艰，中国重视别国，别国也要尊重中国，如果谁老是欺负中国的话，中国也可以拒绝与其合作。重要的是要把对方的行为与其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告诉他们，欺负中国的结果反而可能会给它自身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这样做比批评某一个政治家的行为更为有效。很显然，政治人物是流动的，而国家利益是永恒的。

　　不过，金融危机固然为中国提升外交空间提供了机会，但也可以预见，在西方对华交往中，意识形态这个东西不可能完全消失。不管你做得多么好，总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更何况，在对付金融危机时刻，并不意味着国家间没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利益，不同形式的冲突就在所难免。对此，中国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本报记者 董晓宾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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