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炮打下一辆坦克”

　　经过三昼夜的迂回追击堵截，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战役合围。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方圆十几公里内的杜聿明集团，断水断粮，饥渴难耐，于是抢掠百姓，宰杀军马，甚至挖老鼠洞求食，一副副惨状难以形容。从12月下旬起。连降几天大雪，到处白茫茫一片，气温骤然下降，猬集于田野、沟壑中的国民党兵，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而我军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粮食、弹药供应充足，士气高涨。我让战士一面用广播筒劝降和瓦解敌军，一面用馒头等食物诱降国民党兵。开饭时。大家就喊：“蒋军弟兄们，我们这里有热包子、大馒头。过来吃点吧!我们保证不开枪……”那些饿极了的国民党兵，不断偷偷溜出来向我军乞食。有的战士开玩笑说：“只要有个馒头，就能抓到俘虏。”

　　1949年1月6日，我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我们9纵担任西面和西北面的主要突击任务。在第73团的阵地上，7连掩护三营进攻。国民党军的坦克喷射着火舌，向7连阵地扑来。战士们急中生智，在战壕前挖一些小坑，堆上高粱秆、玉米秸和干草，燃起浓烟。国民党的坦克兵闹不清这是什么战法，我们则趁着敌人的“乌龟壳”畏缩不前时，加紧修复掩体、工事，把战壕连成一体，有的战壕挖到了国民党军阵地中，打起了“地道战”，逼得国民党军只好步步后撤。

　　1月10日拂晓，天刚放亮，凛冽的寒风使劲儿地刮着，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和国民党军施放的毒瓦斯气味，极度疲劳的战士们，正在战壕里抱着枪熟睡。我担心国民党兵偷袭，和连长轮流值夜班，一连几夜熬得眼泡又红又肿。查完一遍哨后.我找到一片洼地想“方便”一下，可是由于连续缺水上火，大便干结，蹲在那里怎么使劲也拉不出来。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轰隆轰隆”的马达声，我意识到是国民党军的坦克来了，急忙喊司号员吹号。急促的号音真灵验，不但驱散了疲劳，连大便也痛快地排下来了，我马上组织迎击敌人。

　　国民党军的坦克共有20多辆，在我军层层阻截下，冲到我们团阵地时还剩下11辆。大家对打坦克感到很新鲜，情绪高涨，一点也不害怕。我说：“蒋介石送来了坦克，让我们尝尝‘啃’坦克的味道。几十万敌人都被消灭了，剩下几只‘乌龟壳’还能让它跑掉?我们的穿甲弹就是它的‘克星’，一定能打它个底朝天!”战士们个个“嗷嗷”叫：“打，打，打它个底朝天!”

　　我带着班长陶仁祥和战士李洪各、李彪，抱着火箭筒和炸药包冲上去堵截。国民党的坦克兵，连忙开炮轰击，可慌忙之中哪还有准头，我们机警地避开敌炮火，几下快速的匍匐前进，就靠近了坦克，然后沉着冷静地以坐射的姿势端起火箭筒，只一发穿甲弹。就击中了坦克的右前侧。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坦克里冒出一团浓烟，但它还在挣扎着跑。陶仁祥火了，他赤手空拳冲到坦克跟前，“噌”的一下子爬了上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

　　坦克盖掀开了，四个国民党兵双手举着枪，钻了出来，战战兢兢地喊着：“别打了，我们缴枪!”为首的一个高个子，向我乞求说：“长官，我们投降，我是战车一团三连连长陈荣基。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肚子都饿瘪了，能给我们弄点吃的吗?”其余几辆国民党军坦克吓得逃之夭夭。我们团立即集中所有的火箭筒，乘缴获的汽车紧紧追赶，我也带了几个战士，坐上一辆汽车，瞅准一辆坦克追去。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将敌人的坦克全部截住。

　　几天后，第9纵队政治部用蜡版刻印的《胜利》报，登出了我写的新闻稿：《一炮打下一辆坦克》。

　　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历时66天，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55.5万人，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为了赢得胜利，我们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连日来大家都是饿着肚子打仗，40多岁的炊事班长李振军，找到一匹打死的马，砍下四条马腿用麻袋扛了回来，想张罗着为战士们包包子吃，可喊来喊去没有人响应。一问才知道，我们连120人伤亡得只剩下30多人，李班长难过得趴在地上嚎啕大哭。饭做好了，大家却默默地埋着头不肯吃，个个沉浸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之中。

　　这时，我又想起在攻击窦庄时和教导员的一段谈话。那天是12月7日，我们团与第74团合力攻击窦庄。守卫窦庄的国民党军是一个步兵团加一个山炮营，还有大批坦克，火力强劲，抵抗异常凶顽，况且地形平阔，不利攻击。我们团曾一度突入村内，但在敌人强力反击下，立足未稳，只得返回，就地近迫作业。国民党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出动大批坦克和步兵反击。这场搏杀异常激烈残酷。我们有十多个连以上干部牺牲，第3营的伤亡也十分严重，营长王玉芝和副政治教导员负伤，副营长的腿被打断，在阵地前沿的营领导就剩下政治教导员郭奎武一人。

　　在战斗的间隙，郭奎武来到7连，他关切地问了连里的情况后问我：“小迟，你这儿有吃的吗?我的肚子可饿坏了!”郭奎武是模范共产党员，是我在抗大学习时的领导，原任团的保卫股长。这年他刚满28岁，不久前才谈了对象，女的是师医疗队一个漂亮的护士，我到医疗队为伤口换药时，曾几次替郭奎武给她送过信。

　　我掏出身上揣的饼子，递给郭教导员。他一掰两半儿，自己吃一半，另一半又还给了我。这是支前老百姓用高粱面做的，因为天冷，饼子硬邦邦的像块石头，咬一口一道白茬儿，费很大劲儿才能咽下去。我们两人蹲在壕沟里，边吃力地嚼着饼子，边聊了起来。教导员说：“在抗大毕业的学员中，你是进步最快的，现在已经当上连级干部了。你要继续努力，为咱73团争光。”

　　面对敌我相持的严峻形势，看着受伤的战友，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郭奎武说：“浩田啊，这仗打好了，很了不起；如果打不好，我们都要见马克思。咱俩订个协定吧，如果我死了，你往我家带个信；如果你死了，我给你家报个信。你还年轻，咱俩中如果要死一个，算我的。”

　　在战场上，每个人都会想到死，但是作为革命军人，谁也不怕死。我们俩身上只带着党证，把平常记事的小本本都烧掉了，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时能和战友说说心里话，觉得轻松些。我安慰教导员说：“国民党兵没什么了不起，不要想那么多!”郭奎武淡淡一笑：“你不要轻看他们，前面的敌人比我们多好几倍，而且我们的后路也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