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锡龙

　　人物小传：廖锡龙，贵州思南人，1940年6月生，1959年1月入伍，历任战士、排长、副连长、连长、作训股副股长、作训科副科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现为总后勤部部长，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15届中央委员，第16、17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一到任就赶上搞“大联勤”

　　2002年10月，我从成都军区到总后勤部工作。当时，军委、总部正筹划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后的三项论证任务之一，就是拿出深化军队联勤体制改革论证意见。我心里很清楚，“建立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联勤体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我们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一贯战略思想。作为新到任的总后勤部部长，能赶上这一轮联勤改革，动力与压力并存，我既振奋也担心。之所以振奋，是因为机遇难得，可以为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出一份力；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从军近50年还没有直接干过后勤工作，是后勤战线的一名新兵，需要调查研究的东西太多，需要做的工作太多。联勤体制改革这件带有方向性、全局性的大事该从哪里抓起？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这些问题始终缠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下定决心，在干中学、学中干。

　　先是静下心来读书，从浩繁的文件、资料中看清这项改革的基本脉络。涉及我军后勤建设发展的许多文献资料，清楚记载着联勤体制改革的历程：自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探索三军统供联勤之路、实行三军联勤体制”的设想开始，我军于1955年在旅大警备区进行了划区供应改革；1971年在粤东地区进行了三军划区供应改革；1983年在济南军区进行了三军后勤保障体制改革；1988年在驻海南岛部队试行了网络型划区保障改革。后勤保障体制改革试了又试，走走停停，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2000年，在全军实行的以军区为基础、统供与专供相结合的联勤体制改革，才在改革范围和力度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受当时诸多因素制约，改革还是初步的，统的范围还很小，运行机制还不顺畅。面对历史这面镜子，我反复想，实行联勤体制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我军后勤的一贯要求，是后勤保障体制建设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几代后勤官兵乃至全军将士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必须坚定不移。但深化联勤体制改革，必然要打破现有体制框架和资源配置结构，必然要牵扯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制约因素很多，难度可想而知。

　　推进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改革的“接力棒”既然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就要负责任地接好这一棒、跑好这一程。2002年11月下旬，总后党委中心组用两周时间，结合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主席关于我军联勤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入理解、把握建立和完善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联勤体制的实质和内涵，明确任务，理清思路。党委一班人联系国家建设、军队建设和后勤建设的历史经验，讲认识、谈体会，形成了三点共识：千任务、万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千条线、万条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第一主线；千困难、万困难，只要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以改革求活力、以创新求发展，就不怕难。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首先要摸到“石头”。推进联勤体制改革，要摸的“石头”在哪里？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总体部署，我们就联勤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于2002年底和2003年初两次在全军范围内展开调研。从各军区、军兵种和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大单位反馈的意见看，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联勤模式是“总部联”还是“战区联”，这两种模式无论改革范围还是涉及矛盾都有所不同；另一个是联勤要不要“联计划”，这涉及建制系统和联勤系统的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第三个是改革步骤是分步实施还是一步到位，这关系部队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安全稳定。对这些问题如何认识、怎样处理，直接关系到改革方案的可行性。

　　联勤体制改革第一步，是拿出方案建议。2003年3月20日召开的总后领导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这个问题，原计划开半天的会，结果开了一天半。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军委的决策意图，深入研究机关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充分发表意见。得到的结论是，这次联勤改革是在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未变、军费供求矛盾仍很突出、军事斗争准备任务繁重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必须贯彻积极稳妥的原则，既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又要考虑各方面的承受程度，把各种矛盾和困难想深一些、想全一些、想细一些，以对历史负责、对战争负责、对广大官兵负责的态度，向中央军委上报一个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5月，中央军委明确，先选择1至2个战区按照“战区联”模式搞试点，摸索经验后再在全军推开。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在济南战区进行大联勤改革试点的意见。之所以选择在济南战区搞试点，主要考虑济南战区军兵种部队比较齐全，历次保障体制改革试验搞得不错，在该战区试点既有代表性也有把握性。

　　保障体制改革，是整个军队后勤改革的核心。搞“战区联”试点，面临着体制编制、职能任务、保障方式的调整变化。中央军委领导亲自做工作。郭伯雄副主席反复讲，联勤体制改革是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重要方面，同志们要站在军队建设全局上看问题，跳出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有些事情在局部上作出了牺牲，但对全局有利，这种牺牲就是值得的、必须的。2003年6月上中旬，我先后到北京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等单位，与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各单位领导一致意见是赞成改革。

　　大联勤改革涉及战役联(后)勤机关如何取舍、保障力量如何整合、后勤保障计划如何运行等一系列实际问题。总后先后8次召开专题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我认为，中央军委决定搞试点，目的是探索路子、总结经验，叫我们拿方案，我们就要高度负责任，既要思前想后，也要兼顾左右，尽可能把矛盾问题搞清楚，把对策措施想周全，把一些同志担心的问题变成放心的问题，同时也不能做“墙头草”风吹两边倒，对看准了的事情要坚决改，对看不透、把不准的问题要敢于试，只有通过试才知道行与不行。6月27日，总后勤部正式呈报了《试点方案》。

　　这个《试点方案》，与2000年建立的联勤体制相比较，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进步：联勤机关“三军合编”名副其实，军兵种干部比例大幅增加；保障实体“统管共用”比较彻底，体现了集中集约使用原则；供应保障“通专一体”，联勤范围进一步扩大；后勤管理“分工协作”符合现代管理理念，有利于建立多边协作、纵横结合的矩阵式管理模式；精简机构力度较大，可精简各类保障机构25个，有效解决“对门库、隔墙库”和一个城市多家医院、疗养院等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问题。许多同志讲，这次改革是“兴利除弊”并举，如果方案得到全面落实，将是一次“强筋壮骨”的有益探索，意义重大。

　　《试点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9月22日以四总部名义颁发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