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军人以和平为使命，军事外交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国家安全环境。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冷战、热战威胁都有。30年后，我国赢得了历史上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我国不仅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越南等国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争端，建立了良好的军事互信，还先后与印度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6年)，与蒙古国签署了《中蒙边防合作协议》(1999年)，与越南签署了《中越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协议》(2005年)，就边境地区的军事活动透明、可控达成了共识。1998年，我国同美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两国元首还决定不把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2008年，我国又同日本就建立海上联络机制进行了首次工作磋商，为预防海上军事冲突提供了沟通平台。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罗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军事外交工作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谈理念比较多；改革开放之后，务实性合作增多，更注重具体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后，军事外交工作据此开创了不搞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开放式新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活动，增进了与各国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张邦栋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了一系列防务交流与合作，增强了各成员国联合反恐行动的能力，有效地遏制了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和各种跨国犯罪活动，为防止中亚地区因民族、宗教、边界等问题陷入动荡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也稳定了我国的西部边陲。而在东北亚地区，我国积极倡导并主持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积极化解有关冲突方的矛盾，劝说其寻求利益共同点，使一波三折的朝核问题不致脱离和平解决的轨道。

　　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助一臂之力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原主任詹懋海对本报记者说，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军事思想、武器装备和体制编制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主要大国不断加大国防投入，进一步加快军队建设步伐，我军现代化建设面临更大压力。在这一形势下，军事外交工作积极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围绕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站在军事变革的前沿，找准中外军队建设的结合点，积极拓展务实交流与合作，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其他国家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并在我军现代化建设中加以借鉴。

　　“不看不知道，原来狙击手是这样‘炼’成的。”2007年3月，武警部队选派的优秀狙击手赴法国宪兵部队最精锐的国家特勤大队参加了狙击专业培训后这样感慨道。头部靶、胸部靶、劫持人质靶、移动靶、晃动靶、隐显靶等一应俱全的全目标训练，昼、夜、雨、雪、雾、大风等无论什么天都要练的全天候训练，草地、泥地、平地、坡地、灌木丛、河湖边、建筑群等高仿真的全地形训练，近距离向穿着防弹衣的同伴身上的10厘米直径碟靶射击，以及匍匐爬过一公里长、纵横交错、高低不平的黑暗地洞的高强度心理训练，都让中国狙击手大开眼界。特别是对交通工具中的恐怖分子进行首发未中补枪再击练习，要对14种质地不同的车门、车窗玻璃和车体进行实证射击，检验弹种选择和弹道修正值是否正确，更令中国狙击手感到训练中还有不少环节要严抓细抠，才能切实提高特警部队反恐怖作战能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邦栋说，通过对外军事交流与合作提升防卫作战及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正是我们立足中国国情与军情，广泛借鉴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军体制编制调整，大力强化军官的三级培训体制，下决心推广基地化训练、联合训练和模拟训练等，都有大胆吸纳于我有用的外军军事理论与实践方法的影子。而与外军进行双边、多边联合演习、联合训练，更是从多个方面锻炼、培养了人才，军队现代化建设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