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教训有两条：一是“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意思是不能以更大的冒险降低已经存在的风险。林毅夫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源于2006年美国暴发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根源是2001年美国政府为缓解“互联网”泡沫破裂而采取的刺激房地产经济等一系列措施。二是“要关注金融创新的隐患”。林毅夫认为“金融创新是必要的，但应该了解这些新产品的好处和存在的弊端，监管要跟上，不能只看到好处而疏忽了必要的监督”。

　　隔行不隔理，异曲有同工。透过这场蔓延全球的金融风暴，审视军队建设的一些成败得失，从中也可获取许多有益的警示。

　　研究解决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保守僵化。经济领域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是正常的，但处理危机不能只专注于危机本身，化解危机也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留下“西墙不稳东墙塌”的祸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军队建设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在破解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同时，衍生出来的问题也不断出现。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缺乏系统思维、全局思维、战略思维，往往只着眼现实问题的解决。有时为了解决某个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努力，甚至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导致改革措施在同一个层面、同一个维度周转；有时看似新招不断，实则新瓶旧酒，“按下葫芦浮起瓢”，上下折腾一阵子，惹来怨气一箩筐，时进事不进，出力不出彩。可见，解决前进中的棘手问题，有点像治理“堰塞湖”，有的要“疏”，避免“漫坝”；有的要“堵”，避免“管涌”，有的要“疏”“堵”结合，避免“土壅川决”溃坝遗祸；有的不仅要“疏”“堵”结合，还要主动“分流泄洪”，损局部以全整体、失小利而保大局。具体采取什么方法？关键是要以科学的眼光审视问题，敢于突破常规，以全新的思维和视角，给出标本兼治的办法，而不能在旧的思维层面转圈圈，“向左转曰改革，向右转曰深化改革”，更不能重复“治理一个问题引出更多问题”的败笔。

　　研究解决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制定的措施，采取的行动，之所以引发更多的问题，关键是制定措施采取行动时没有做到统筹兼顾，搞“单打一”、“单项冒进”，既缺乏与事物其他方面的协调配合，也缺乏有效应对可能产生新问题的防范措施，造成被动。比如一些外来物种入侵事件，往往就是因此而在不同国家、地区屡屡发生的。这就警示我们，无论是谋划建设、制定措施，还是部署工作、推动落实，都要坚持科学务实的精神，做到缜密筹划、科学论证、统筹兼顾、协调配套。

　　研究解决问题不能只图一时之快、眼前之利。美国通过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办法来化解“互联网”经济泡沫，带来了数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也培育了金融市场的巨大泡沫。军事领域的此类失误，则可能带来国亡政息的灭顶之灾。19世纪后期，当时的大清帝国暴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对太平军实施血腥屠杀，但在英勇的义军面前却连吃败仗。这时，清政府采取了更大的冒险行动，借助洋人武装来剿杀义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等外来武装力量先后走上国内军事斗争第一线。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共同镇压下，太平天国失败了。但清政府的军事“底牌”也被外国侵略者悉数掌握。随后不久，以“常胜军”等为骨干力量的八国联军进攻大清，清王朝苟延残喘几年后，终在内外交困中“寿终”。这一教训警示我们，在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实践中，既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又要科学论证，稳步推进；既要学习借鉴外部的优秀文明成果，又要努力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能力；既要“活在当下”解决各种现实矛盾和问题，又要“放眼未来”保证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

　　研究解决问题不能只制定政策，不跟进督导。此次金融危机的元凶——金融衍生品，曾为西方资本市场的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一个“好东西”。为何酿成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原因正如林毅夫所指：“没有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严格的监管。”缺失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一只养肥的鸡可能会跑进别人的窝里下蛋，一个本分的人可能会犯“意想不到”的错，一个好的政策或“工具”也可能发展到其初衷的反面。回顾近年来部队有关工作，此类“念歪了经、唱走了调、执行变了味”的现象也常有发生。上级倡导以人为本，有的末端就宽松失度、懈怠纪律、松弛管理；上级要求从严治军，有的末端就搞“一刀切”、“一锅煮”、“一院圈”；上级强调安全发展，有的末端就降低训练标准、减轻工作任务、禁示人装流动，等等。这一切，都警示我们要搞好制定政策与跟进督导的结合，以务实的作风深入基层、沉到一线，了解部队贯彻执行政策措施的具体情况，及时查弊纠偏，确保执行对路。同时，要认真研究基层贯彻执行上级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基层的视角审视机关的工作部署和制度安排，真正做到以上带下，以下促上，上下互动，两促进、两提高、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