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官兵谈军装：军服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图)

　　如果电视里正在热播一部中国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你会如何判断它所属的时代？没错，不是场景，更不是对白，而是那一身戎装，在第一时间告知了历史的坐标。

　　军服，绝不仅仅是一身衣服那么简单，样式、颜色、用料、种类，无一不蕴含着深深的文化色彩。它记录着飞逝的激情岁月，代表着日益强盛的国家实力，更承载着无数人珍藏于心底的军旅情愫。

　　现在，就让我们聆听几段军人和军装的故事。把这些故事用针线连缀起来，就是一幅我军80年发展壮大的微缩图画。这写满荣耀的图画，足以告慰浩气长存的英烈，足以擦亮世界注视东方巨龙的眼睛。——编者

　　“一看见红五星就知道是红军来了”

　　■李中权

　　去年，我作为老红军的代表，参加了总政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歌咏大会。为了保证演出效果，组织上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套红军服。同样是八角帽、灰军装、布做的红五星、红领章，可真正的红军服和它相比，那可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1932年秋天，17岁的我参加了川东的红军游击队。那时候，部队根本没有什么军装可言，大家身上穿的要么是自己原来的衣服，要么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要么是老乡们送的衣衫。后来，我们的队伍逐步发展壮大，才渐渐地有了红军服的模样，但受条件限制，几个方面军的着装也并不完全一样。比如，一方面军的帽子就比我们四方面军的小了整整一圈。

　　那时，红军很穷，官兵们穿衣吃饭都很恼火。我听老班长说，1928年5月，红军曾在永新县打了一仗，把官僚资本家邱西美从吉安运来的300多匹白漂布全部缴获，用来做衣服。军装总不能没有颜色呀，搞后勤的战士们就拾草木灰、摘树叶榨汁，为白漂布上色。由于技术不高，一块布常常被染成这里深那里浅的。

　　可就是这样，能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对于我这个穷苦孩子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我们到县里面做扩红宣传，老百姓们一看见红五星就知道是红军来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听我们讲红军的政策。在他们的眼里，军服不单单是件衣裳，更象征着这是一支革命的、带领老百姓争取新生的自己人的队伍。

　　我常常这样感慨，建军80年来，我军军服换了好几代，但不管军服的款式怎么变、颜色怎么变，其中蕴涵的革命军人本色却始终不变。穿上它，就意味着不怕牺牲、甘于奉献，就意味着责任与使命扛上双肩。

　　（李中权：1932年参加红军，红军时期曾任藏民独立师政委，抗战期间曾任冀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任东北野战军九纵队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离休前任南京军区空军第二政委。）“

　　军服上有我的青春、我的回忆”

　　■王碧云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情景。宽阔的火车站前，挤满了前来迎接我们的波兰军民。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通，但每个人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友好得就像多年的朋友。很快，我们这些女演员就被一些男青年邀请，随着大喇叭里欢快的《波兰舞曲》跳起了交谊舞。当时，我们身穿草绿色的“列宁式”呢子礼服大衣，头戴无檐帽，脚蹬长筒靴，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和我跳舞的波兰军官通过翻译对我说：“中国姑娘漂亮，穿军装的中国姑娘更漂亮！”搞得我还怪不好意思。

　　那是1954年，我们总政歌舞团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的名义，访问苏联、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等国。当时23岁的我，是一名手风琴演奏员。那趟出国演出，时间特别长，从夏天一直到冬天，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新做的，从单衣、裙子、外衣一直到大衣，满满地装了一大箱。我们女演员都特别喜欢那件呢子大衣，它有金黄色的双排铜扣，高收腰，大翻领，还有一个可拆卸的皮领子，穿着既暖和又显身材。

　　每到一个国家，我们这支250人的队伍总是受到最热烈的欢迎，演出也是盛况空前。我总在想这次出访任务的成功，有一半是军服的功劳。因为外国人从我们的军服上，看到了新中国的不断进步。

　　回国后，礼服交由个人保管。后来，随着我军的几次换装，这件大衣就再也没有“登台亮相”。6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匮乏，人们都没有什么好衣服，我们这些老军人又有“不能随意穿着军服”的纪律要求，于是，我就把这件大衣染成了黑色，当便衣穿。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要是完好地保存下来，说不定还是件文物呢。

　　直到如今，这件大衣已经在我的衣橱里挂了50多年。每年换季的时候，我都要整理一下。夏天，放上卫生球；冬天，拿出来晒太阳，生怕它有损坏。毕竟，这件军服上有我的青春、我的回忆……

　　（王碧云：1949年入伍，1952年调入总政文工团、歌舞团，著名手风琴演奏家。1992年离休。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三点红’是我生命的颜色”

　　■王姬

　　因为军装，我才成为一名女兵。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街上，人们见到穿军装的人，就会肃然起敬。从红小兵到红卫兵，都非常喜欢穿绿军装，哪怕只是一种用草绿色的卡其布做的“准军装”。女青年找对象最愿意找军人，军帽、军挎包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抢走……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后期。上中学的我，也梦想着能拥有一身军装。

　　高中毕业的那年冬天，我们班好几个女生都去报名参军，我也稀里糊涂地跟去了。接兵连的一位大姐问我：“为什么当兵？”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军装！”

　　新兵的衣服又肥又大，穿着极不合身，但就这样，离家的时候仍招来了许多羡慕的目光。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发领章帽徽那天是个星期天，全连女兵排好队，一个个上台去领。当指导员把领章帽徽递给我，并向我还礼的一瞬间，我差点掉下了眼泪。回到班里，我们兴奋地高声唱着京剧《红灯记》中的名句：“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为了追求身材，我们几个文艺兵偷偷地把肥大的军裤改成“鸡腿服”。可还没“美”两天，就被队长发现，挨了批。

　　虽然我早就脱下了军装，但对军装的热爱和迷恋一点都没变。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的那套“三点红”，每次拍戏演军人，也是最开心的事。我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军装怎么也穿不够。如今的军服，从质地和样式上比过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说实话，我还是喜欢“三点红”式的军服，因为它是我生命的颜色。

　　（王姬：1977年入伍，1981年退伍。著名演员，曾主演过多部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

　　“仪仗礼服是我的最爱”

　　■程志强

　　我当仪仗兵27年，几乎天天与礼服打交道。我军仪仗礼服迄今为止换了四代，我就穿过三代。锃亮的帽徽，金黄的绶带，宽大的腰带，高筒的马靴……仪仗礼服是我的最爱。

　　1974年，我还是一名刚入伍不久的新兵。那时，能穿着礼服走上检阅场，是每位新兵的梦想。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礼服随着1965年我军军衔制度的取消被废止了。全军统一配发的每年两套服装对仪仗兵来说根本无法满足需要。这样一来，我们只好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在操场上训练；到检阅场上，才舍得穿上新一点的干净衣服。

　　我们仪仗兵对礼服，那是百般呵护。在去检阅场的车上，为了不让礼服有一丁点儿褶子，大家通常都是站着到目的地。后来，我琢磨出一套坐车不让礼服出褶子的动作要领：坐前用手绷紧布料，坐时纹丝不动像雕像，坐后马上捋直、平整。你别说，还真有效！可就是这样坐一趟下来，比平时训练还要累好几倍。

　　熨礼服，也是我们仪仗兵的“看家本领”。10分钟熨好一套礼服，娴熟的动作绝不亚于专业的服装师。谁的未婚妻来队，谁就会露上一手；谁探亲回家，谁就会把家里的衣服拿出来熨一遍。这是“

职业病”。

　　现在，仪仗兵穿的是“92式”礼服。这是经过第四次改革的礼服，美观大方、实用高档。它就像一个窗口，向世界展现着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风采。穿着这样的礼服执行礼宾任务，心里特别骄傲！

　　我离开三军仪仗队至今已经有7年多，却仍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穿衣服必须笔挺、桥正，不能有一点儿褶儿。如今身上的军装和仪仗礼服比起来虽然有些普通，但这也是我们军人的“门面”，我会像爱护礼服一样爱护它。

　　（程志强：1973年12月入伍，26年从事仪仗工作，被誉为“中国第一兵”，曾荣立一等功。现任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

　　“飞行服是我亲密无间的战友”

　　■王燕崎

　　作为一名人民空军飞行员，飞行服是我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它的变迁给我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2004年初，空军为所有飞行员装备了新型的空勤被服装。这是我从1983年招飞入伍以来特种装具的第一次换装。要脱下穿了20年的老飞行服，真有些舍不得。可看见款式新颖、种类多样的新“行头”，心里也直痒痒。因为新飞行服，无论质地还是样式，都比以前强多了。胸前的标志能明显体现出我是飞行员，而且“业内人士”还能通过它辨认出我的飞行等级，从臂章上更能看出我驾驶的是什么机种。这种军服穿在身上，我们飞行员能不威武自信吗？

　　爱上新的飞行服，不仅是因为它好看，更因为它特别实用。新型空勤被服装共分4个系列，新增加了5个品种，除了有诸多“人性化”设计外，还充分考虑了战场环境、飞行技术动作对服装的要求。

　　1997年，我奉命外出执行驻训任务。由于天气炎热，在空中进行实弹射击时精神高度集中，加之动作较大，我不停地出汗。飞机返航一落地，我脱掉飞行靴，竟然倒出了一滩水！穿上新飞行服后，情况就不同了。2006年夏天，部队驻地气温持续1个月在40摄氏度以上。在中途进行的一次实兵对抗演练中，我们平均每天都要飞行10小时以上，可出大汗的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原因很简单——如今的飞行靴上设计了许多透气孔，并且还配发了专门的夏季飞行袜。

　　如今，我的飞行生活越来越安全舒适：飞行棉衣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臃肿，狭窄的座舱变得豁然开朗；衣服更加保暖，冬季转场到北方，不会再被冻得打哆嗦；飞行腰带上悬挂着各类物品，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王燕崎：1983年入伍，现为成空航空兵某团团长。曾荣立二等功两次，空军飞行人员金质、银质奖章各一次。）

　　“军服让我在世界面前完美亮相”

　　■谭善爱

　　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军官，代表祖国和人民在香港添马舰军营与英军进行香港防务交接，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

　　记得刚领到驻港部队军服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被它吸引了。那浅绿色的衬衣、黑色的领带、浅黄带灰的衣裤再佩上银燕形状的军衔标志，显得那么得体和谐。穿上这套从里到外透着时代气息和锐不可当气势的军服，照照镜子，我觉得自己仿佛变了一个人。

　　受领与英军进行防务交接的任务后，我心想：“全球都在关注这件事，一定要做个完美的亮相！”我把军装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大到每一件配饰，小到一个线头。衣服熨了三四次，裤缝又直又挺；皮鞋擦了又擦，光鞋油就用了半管；连绶带也整了好几回。

　　1997年6月30日23点50分至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我就是以这身装束，开始与英方指挥官艾利斯中校交接防务。我用洪亮的声音对他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当时，我心底涌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豪情。

　　第二天，报纸上到处都是对我们新军服的评价：“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新军服一穿，精神多了！”“驻港部队的军服就是有层次，这才与我们的大国地位相符合。”我想，正是这身漂亮的军服，让我在世界面前完美亮相，让外国人看到我们中国军队的强大威武，让香港同胞对驻港部队有了好感、对香港的未来充满希望。

　　如今，我已经转业离开了部队。但每每想念部队的时候，我就会穿上珍藏的那身97式军服，回忆起那虽然短暂却意义重大的10分钟。

　　（谭善爱：1983年入伍，先后在驻港、驻澳部队工作，历任排长、连长、参谋、驻澳部队珠海基地副主任。现为深圳保安区派出所民警。）

　　“我们成为中国海军的‘名片’”

　　■宋天新

　　海军军乐团已随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跨越了五大洲四大洋，遍访40多个国家，行程30多万海里。每当我们又一次赢得外国友人的热情赞美时，大家都会这样感慨：当激昂的军乐和漂亮的军服二者合而为一时，生发出的感染力、震撼力真是令人惊讶。

　　2002年，我海军舰艇编队进行环球出访。刚到第一个被访国新加坡，就下起了大雨。此时，编队即将到港，我们全体军乐团团员正在指定地点站坡，崭新礼服被雨水浇透了不说，更糟的是恰好站在了烟囱下面，黑色的浓烟被雨水裹挟成了黑雨，密密麻麻地落在了洁白的礼服上。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清洗礼服。其实当时我们的淡水供给很有限，根本没有多余的水来洗衣服。可我们宁可节约洗脸水、饮用水，也要保持军容严整。

　　2006年，我们受美国太平洋舰队军乐团邀请到营地进行业务交流。在十字形花园中心广场的演奏刚刚结束，美军的演奏员就走上前来，直盯着我们身上洁白的礼服。询问翻译才知道，他们早就看上了我们军服上漂亮的绶带、勋章和臂章，还说真羡慕我们有这么帅气十足的军装。听了这话，大家心里都美滋滋的。

　　在我们看来，礼服不仅是为演出而设计的军装，在它上面更多地凝聚着祖国的尊严、军队的荣誉。我们穿着演出礼服的身影已经成为一张中国海军军人群体的“名片”，鲜明地印记在世界各国人民的脑海里。这一身军装，让世界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看到了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

　　（宋天新：1995年入伍，四级士官，海军军乐团歌手兼打击乐手，曾随舰出访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次荣立三等功。）

　　（本文稿件由司儆、苏毅、郭凯、罗文义，本报记者王文斌、刘璇撰写。版式设计：陈张平。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画报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