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官兵谈军装:军服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图)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5日 06:55 解放军报
解放军官兵谈军装:军服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图)
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演员在波兰火车站与波兰军民联欢。(右二)为年轻时的王碧云。

解放军官兵谈军装:军服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图)
身着07式军官礼服的陆海空三军军官列阵。本报记者乔天富摄

  如果电视里正在热播一部中国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你会如何判断它所属的时代?没错,不是场景,更不是对白,而是那一身戎装,在第一时间告知了历史的坐标。

  军服,绝不仅仅是一身衣服那么简单,样式、颜色、用料、种类,无一不蕴含着深深的文化色彩。它记录着飞逝的激情岁月,代表着日益强盛的国家实力,更承载着无数人珍藏于心底的军旅情愫。

  现在,就让我们聆听几段军人和军装的故事。把这些故事用针线连缀起来,就是一幅我军80年发展壮大的微缩图画。这写满荣耀的图画,足以告慰浩气长存的英烈,足以擦亮世界注视东方巨龙的眼睛。——编者

  “一看见红五星就知道是红军来了”

  ■李中权

  去年,我作为老红军的代表,参加了总政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歌咏大会。为了保证演出效果,组织上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一套红军服。同样是八角帽、灰军装、布做的红五星、红领章,可真正的红军服和它相比,那可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1932年秋天,17岁的我参加了川东的红军游击队。那时候,部队根本没有什么军装可言,大家身上穿的要么是自己原来的衣服,要么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要么是老乡们送的衣衫。后来,我们的队伍逐步发展壮大,才渐渐地有了红军服的模样,但受条件限制,几个方面军的着装也并不完全一样。比如,一方面军的帽子就比我们四方面军的小了整整一圈。

  那时,红军很穷,官兵们穿衣吃饭都很恼火。我听老班长说,1928年5月,红军曾在永新县打了一仗,把官僚资本家邱西美从吉安运来的300多匹白漂布全部缴获,用来做衣服。军装总不能没有颜色呀,搞后勤的战士们就拾草木灰、摘树叶榨汁,为白漂布上色。由于技术不高,一块布常常被染成这里深那里浅的。

  可就是这样,能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对于我这个穷苦孩子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我们到县里面做扩红宣传,老百姓们一看见红五星就知道是红军来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听我们讲红军的政策。在他们的眼里,军服不单单是件衣裳,更象征着这是一支革命的、带领老百姓争取新生的自己人的队伍。

  我常常这样感慨,建军80年来,我军军服换了好几代,但不管军服的款式怎么变、颜色怎么变,其中蕴涵的革命军人本色却始终不变。穿上它,就意味着不怕牺牲、甘于奉献,就意味着责任与使命扛上双肩。

  (李中权:1932年参加红军,红军时期曾任藏民独立师政委,抗战期间曾任冀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任东北野战军九纵队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离休前任南京军区空军第二政委。)“

  军服上有我的青春、我的回忆”

  ■王碧云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情景。宽阔的火车站前,挤满了前来迎接我们的波兰军民。虽然肤色不同、语言不通,但每个人脸上都是灿烂的笑容,友好得就像多年的朋友。很快,我们这些女演员就被一些男青年邀请,随着大喇叭里欢快的《波兰舞曲》跳起了交谊舞。当时,我们身穿草绿色的“列宁式”呢子礼服大衣,头戴无檐帽,脚蹬长筒靴,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和我跳舞的波兰军官通过翻译对我说:“中国姑娘漂亮,穿军装的中国姑娘更漂亮!”搞得我还怪不好意思。

  那是1954年,我们总政歌舞团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的名义,访问苏联、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等国。当时23岁的我,是一名手风琴演奏员。那趟出国演出,时间特别长,从夏天一直到冬天,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新做的,从单衣、裙子、外衣一直到大衣,满满地装了一大箱。我们女演员都特别喜欢那件呢子大衣,它有金黄色的双排铜扣,高收腰,大翻领,还有一个可拆卸的皮领子,穿着既暖和又显身材。

  每到一个国家,我们这支250人的队伍总是受到最热烈的欢迎,演出也是盛况空前。我总在想这次出访任务的成功,有一半是军服的功劳。因为外国人从我们的军服上,看到了新中国的不断进步。

  回国后,礼服交由个人保管。后来,随着我军的几次换装,这件大衣就再也没有“登台亮相”。60年代后期,国家经济匮乏,人们都没有什么好衣服,我们这些老军人又有“不能随意穿着军服”的纪律要求,于是,我就把这件大衣染成了黑色,当便衣穿。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要是完好地保存下来,说不定还是件文物呢。

  直到如今,这件大衣已经在我的衣橱里挂了50多年。每年换季的时候,我都要整理一下。夏天,放上卫生球;冬天,拿出来晒太阳,生怕它有损坏。毕竟,这件军服上有我的青春、我的回忆……

  (王碧云:1949年入伍,1952年调入总政文工团、歌舞团,著名手风琴演奏家。1992年离休。曾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三点红’是我生命的颜色”

  ■王姬

  因为军装,我才成为一名女兵。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街上,人们见到穿军装的人,就会肃然起敬。从红小兵到红卫兵,都非常喜欢穿绿军装,哪怕只是一种用草绿色的卡其布做的“准军装”。女青年找对象最愿意找军人,军帽、军挎包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抢走……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后期。上中学的我,也梦想着能拥有一身军装。

  高中毕业的那年冬天,我们班好几个女生都去报名参军,我也稀里糊涂地跟去了。接兵连的一位大姐问我:“为什么当兵?”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军装!”

  新兵的衣服又肥又大,穿着极不合身,但就这样,离家的时候仍招来了许多羡慕的目光。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发领章帽徽那天是个星期天,全连女兵排好队,一个个上台去领。当指导员把领章帽徽递给我,并向我还礼的一瞬间,我差点掉下了眼泪。回到班里,我们兴奋地高声唱着京剧《红灯记》中的名句:“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

  为了追求身材,我们几个文艺兵偷偷地把肥大的军裤改成“鸡腿服”。可还没“美”两天,就被队长发现,挨了批。

  虽然我早就脱下了军装,但对军装的热爱和迷恋一点都没变。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的那套“三点红”,每次拍戏演军人,也是最开心的事。我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军装怎么也穿不够。如今的军服,从质地和样式上比过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说实话,我还是喜欢“三点红”式的军服,因为它是我生命的颜色。

  (王姬:1977年入伍,1981年退伍。著名演员,曾主演过多部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

  “仪仗礼服是我的最爱”

  ■程志强

  我当仪仗兵27年,几乎天天与礼服打交道。我军仪仗礼服迄今为止换了四代,我就穿过三代。锃亮的帽徽,金黄的绶带,宽大的腰带,高筒的马靴……仪仗礼服是我的最爱。

  1974年,我还是一名刚入伍不久的新兵。那时,能穿着礼服走上检阅场,是每位新兵的梦想。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礼服随着1965年我军军衔制度的取消被废止了。全军统一配发的每年两套服装对仪仗兵来说根本无法满足需要。这样一来,我们只好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在操场上训练;到检阅场上,才舍得穿上新一点的干净衣服。

  我们仪仗兵对礼服,那是百般呵护。在去检阅场的车上,为了不让礼服有一丁点儿褶子,大家通常都是站着到目的地。后来,我琢磨出一套坐车不让礼服出褶子的动作要领:坐前用手绷紧布料,坐时纹丝不动像雕像,坐后马上捋直、平整。你别说,还真有效!可就是这样坐一趟下来,比平时训练还要累好几倍。

  熨礼服,也是我们仪仗兵的“看家本领”。10分钟熨好一套礼服,娴熟的动作绝不亚于专业的服装师。谁的未婚妻来队,谁就会露上一手;谁探亲回家,谁就会把家里的衣服拿出来熨一遍。这是“

职业病”。

  现在,仪仗兵穿的是“92式”礼服。这是经过第四次改革的礼服,美观大方、实用高档。它就像一个窗口,向世界展现着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风采。穿着这样的礼服执行礼宾任务,心里特别骄傲!

  我离开三军仪仗队至今已经有7年多,却仍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穿衣服必须笔挺、桥正,不能有一点儿褶儿。如今身上的军装和仪仗礼服比起来虽然有些普通,但这也是我们军人的“门面”,我会像爱护礼服一样爱护它。

  (程志强:1973年12月入伍,26年从事仪仗工作,被誉为“中国第一兵”,曾荣立一等功。现任北京卫戍区副参谋长。)

  “飞行服是我亲密无间的战友”

  ■王燕崎

  作为一名人民空军飞行员,飞行服是我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它的变迁给我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

  2004年初,空军为所有飞行员装备了新型的空勤被服装。这是我从1983年招飞入伍以来特种装具的第一次换装。要脱下穿了20年的老飞行服,真有些舍不得。可看见款式新颖、种类多样的新“行头”,心里也直痒痒。因为新飞行服,无论质地还是样式,都比以前强多了。胸前的标志能明显体现出我是飞行员,而且“业内人士”还能通过它辨认出我的飞行等级,从臂章上更能看出我驾驶的是什么机种。这种军服穿在身上,我们飞行员能不威武自信吗?

  爱上新的飞行服,不仅是因为它好看,更因为它特别实用。新型空勤被服装共分4个系列,新增加了5个品种,除了有诸多“人性化”设计外,还充分考虑了战场环境、飞行技术动作对服装的要求。

  1997年,我奉命外出执行驻训任务。由于天气炎热,在空中进行实弹射击时精神高度集中,加之动作较大,我不停地出汗。飞机返航一落地,我脱掉飞行靴,竟然倒出了一滩水!穿上新飞行服后,情况就不同了。2006年夏天,部队驻地气温持续1个月在40摄氏度以上。在中途进行的一次实兵对抗演练中,我们平均每天都要飞行10小时以上,可出大汗的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原因很简单——如今的飞行靴上设计了许多透气孔,并且还配发了专门的夏季飞行袜。

  如今,我的飞行生活越来越安全舒适:飞行棉衣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臃肿,狭窄的座舱变得豁然开朗;衣服更加保暖,冬季转场到北方,不会再被冻得打哆嗦;飞行腰带上悬挂着各类物品,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王燕崎:1983年入伍,现为成空航空兵某团团长。曾荣立二等功两次,空军飞行人员金质、银质奖章各一次。)

  “军服让我在世界面前完美亮相”

  ■谭善爱

  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军官,代表祖国和人民在香港添马舰军营与英军进行香港防务交接,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

  记得刚领到驻港部队军服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被它吸引了。那浅绿色的衬衣、黑色的领带、浅黄带灰的衣裤再佩上银燕形状的军衔标志,显得那么得体和谐。穿上这套从里到外透着时代气息和锐不可当气势的军服,照照镜子,我觉得自己仿佛变了一个人。

  受领与英军进行防务交接的任务后,我心想:“全球都在关注这件事,一定要做个完美的亮相!”我把军装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大到每一件配饰,小到一个线头。衣服熨了三四次,裤缝又直又挺;皮鞋擦了又擦,光鞋油就用了半管;连绶带也整了好几回。

  1997年6月30日23点50分至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我就是以这身装束,开始与英方指挥官艾利斯中校交接防务。我用洪亮的声音对他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当时,我心底涌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豪情。

  第二天,报纸上到处都是对我们新军服的评价:“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新军服一穿,精神多了!”“驻港部队的军服就是有层次,这才与我们的大国地位相符合。”我想,正是这身漂亮的军服,让我在世界面前完美亮相,让外国人看到我们中国军队的强大威武,让香港同胞对驻港部队有了好感、对香港的未来充满希望。

  如今,我已经转业离开了部队。但每每想念部队的时候,我就会穿上珍藏的那身97式军服,回忆起那虽然短暂却意义重大的10分钟。

  (谭善爱:1983年入伍,先后在驻港、驻澳部队工作,历任排长、连长、参谋、驻澳部队珠海基地副主任。现为深圳保安区派出所民警。)

  “我们成为中国海军的‘名片’”

  ■宋天新

  海军军乐团已随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跨越了五大洲四大洋,遍访40多个国家,行程30多万海里。每当我们又一次赢得外国友人的热情赞美时,大家都会这样感慨:当激昂的军乐和漂亮的军服二者合而为一时,生发出的感染力、震撼力真是令人惊讶。

  2002年,我海军舰艇编队进行环球出访。刚到第一个被访国新加坡,就下起了大雨。此时,编队即将到港,我们全体军乐团团员正在指定地点站坡,崭新礼服被雨水浇透了不说,更糟的是恰好站在了烟囱下面,黑色的浓烟被雨水裹挟成了黑雨,密密麻麻地落在了洁白的礼服上。欢迎仪式结束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清洗礼服。其实当时我们的淡水供给很有限,根本没有多余的水来洗衣服。可我们宁可节约洗脸水、饮用水,也要保持军容严整。

  2006年,我们受美国太平洋舰队军乐团邀请到营地进行业务交流。在十字形花园中心广场的演奏刚刚结束,美军的演奏员就走上前来,直盯着我们身上洁白的礼服。询问翻译才知道,他们早就看上了我们军服上漂亮的绶带、勋章和臂章,还说真羡慕我们有这么帅气十足的军装。听了这话,大家心里都美滋滋的。

  在我们看来,礼服不仅是为演出而设计的军装,在它上面更多地凝聚着祖国的尊严、军队的荣誉。我们穿着演出礼服的身影已经成为一张中国海军军人群体的“名片”,鲜明地印记在世界各国人民的脑海里。这一身军装,让世界看到了祖国的繁荣富强,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发展壮大,看到了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

  (宋天新:1995年入伍,四级士官,海军军乐团歌手兼打击乐手,曾随舰出访过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三次荣立三等功。)

  (本文稿件由司儆、苏毅、郭凯、罗文义,本报记者王文斌、刘璇撰写。版式设计:陈张平。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画报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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