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发现极为珍稀《红军长征记》版本

　　2002年，国内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朱德签名赠给埃德加·斯诺的一本《红军长征记》，它正是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苦苦寻找的《红军长征记》一个极为珍稀的版本。翻开此书，得知它是1937年2月由作家丁玲主编，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们亲笔所写的长征纪实作品，原名初为《二万五千里》，直到1942年出版时，才由总政治部更名为《红军长征记》。我军许多刚经历过长征的高级将领百忙之中也参与了写作，有的还写了多篇。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谭政、陆定一、刘亚楼、彭雪枫、谢觉哉、徐特立、萧华、杨成武、舒同、陈士榘、莫文骅、邓华、黄镇、耿飙等等，于书中的目录上看到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我们就已知道它的价值。可惜1942年在延安只少量印制发行，仅供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现已难见其踪，这次发现无疑令人振奋。

　　应该说，《红军长征记》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部最早的长征纪实文学作品。它既证明了红军是一支能文能武的军队，也使史无前例的长征，不仅在军事史学上永载史册，在文艺创作上也留下了辉煌篇章。

　　1936年春，上海的《字林西报》，撰文谈到长征时说：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这家有帝国主义背景的媒体在破例惊呼红军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因此，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不久，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在总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并亲自起草征稿信，所幸的是中央档案馆完整保存着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和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以下为原文：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

　　(1936年8月5日)

　　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莫忽视。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做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征稿启事发出后，对丁玲等编辑人员来说，仍存在着极大的担心。拿笔杆毕竟比拿枪杆还难，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士们，写起文章来，是否也能不使人失望呢？他们感到没有把握。不久，稿子从各方面涌来，看了稿件，他们既兴奋又骄傲，丁玲惊呼：“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在“关于编辑经过的说明”中特别指出：“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1937年2月，当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时，丁玲长出了一口气：“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由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们一个刻苦的嘲弄。”全书共收录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幅。

　　然而，这本书从编辑好到出版中间却耽搁了5年半时间，伟大的抗日战争使编辑和有关人员离开延安投入了战场，以致此书久未得以付印。后来由于借阅的同志开始多起来，而编辑好的原稿只有一本，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同志深恐损毁或遗失，于是趁印刷厂工作较空闲的机会，把它印了出来。随着时光的流逝，国共合作抗日，当年将士们写作时所用的一些语句，在出版时已有些不妥，但为了保存原始史料，出版时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因此，只作为内部参考读物，“不准再行翻印”。这样，这次出版虽为我们保留下原始史料，但它的流传范围却极其有限。可见，这个版本的《红军长征记》其文化史学价值、军事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和文艺史学价值都是很高的，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将这个版本重新整理出版，既广泛保存了这一史料，又弘扬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为长征纪念日的出版市场添上了传奇的一笔。 (解放军报/侯健飞、樊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