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徐壮志)72年前的10月16日夜晚，宁静的赣南于都河两岸，突然出现了大队人马——以越过于都河为标志，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了。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4路红军先后离开养育过他们的红色根据地，踏上远征之路。

　　当时不会有人想到，他们的远征，会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他们的精神，会在70年后的今天成为超越时空的巍峨丰碑。

　　生命铸就的史诗

　　112岁的红嫂陈发姑至今也不知道，丈夫朱吉薰究竟倒在了万里征程的哪一处。

　　一个多世纪的人事沧桑，老人几乎都无法记得了。然而，提起72年前那个残阳如血的傍晚，老人浑浊的双眼中依然会泛起点点泪花……

　　夜色茫茫，十里相送。行军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战马最后一次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丈夫再也没有回来。

　　“水打石子翻转身，唔(不)知我郎几时归……”陈发姑一等，就是72年。

　　在中央红军出发地赣南闽西苏区，在红2、红6军团出发地湘鄂川黔苏区，在红四方面军出发地川陕苏区，在红25军出发地鄂豫皖苏区，都有成千上万像陈发姑一样的红嫂。她们唱着《想红军》《盼红军》，直唱到青丝变白发。一直到今天，她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丈夫那双年轻的眼睛，究竟是黯淡在湘江边、雪山上还是草地里？

　　4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中补充兵力有据可查的为1.7万余人，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超过16.6万人牺牲或失散在了长征路上。单是江西兴国一个县，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每一公里，都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化作的生命路标。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一场与后来的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一起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的战役，险些让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4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从江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拖着疲惫之躯，奔向广西境内的湘江。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之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仅在兴安至全州间的湘江沿岸，就密布着200多个碉堡和30万人左右的大军。

　　5天5夜，在湘江两岸，红军将士与5倍于己的

　　91岁的老红军唐进新，就是当时死守湘江西岸要地脚山铺的一名普通战士。老人至今难忘那场一生中经历的最为惨烈的战斗：一个上午的激战，阵地上的人几乎少了一半。当阵地在敌人潮水般冲击中动摇时，后来的共和国国防部长、其时身患疟疾的红4团团长耿飚挥着大刀带头冲了出去……

　　阵地，陆续在人员全部阵亡后被敌人占领。团政委杨成武也在反冲锋中腿部中弹。红5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毫不犹豫地给自己补了一枪……

　　断后的红5军团34师、红3军团6师18团被敌人阻断在湘江东岸，大部阵亡。34师师长陈树湘中弹被俘后，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在湘江两岸。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这众口相传了几代人的话，蕴含的是远征中难以想像的苦难风流。92岁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韩先良回忆过雪山草地时，几度泣不成声——

　　第一次过草地时，全连还有四五十人。到第二次过草地，就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有一天早上，当韩先良奉命去叫另一个班出发时，却发现那个班的人互相靠坐在篝火旁，全冻死了……

　　据专家保守统计，至少有1万名红军将士，因为饥饿、寒冷、疾病而倒在了这片凶险的草地中。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李中权一家，有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直到今天，老将军也不知道母亲究竟长眠在茫茫水草地的哪一处。

　　70多年过去，当年19岁的青年已变成了91岁高龄的白发老人。但，老人书房中那幅凭着记忆还原的母亲的画像，表明逝水般的流年并不能冲淡老人对倒在长征路上的亲人的哀思。

　　有多少生命如同李中权将军的母亲一样，默默倒在了这条纵横中国西部的红飘带上，甚至没能留下一个名字，一块墓碑。长征中，光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位，其中，包括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委吴焕先等8位军以上干部和80余位师以上干部。

　　地址成为遗址，笑容成为遗容；墓表示苦难，碑表示光荣，一样的深刻也一样的恢弘。

　　70多年过去，万水千山间征战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但，在赣南，在湘江，在遵义，在雪山草地，在长征路上的每一处，森林般耸立的墓碑，向人们无声讲述着一段段曾像火焰般燃烧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