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 张晓岗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长征中的党的东进战略的形成过程，着重讨论了东进战略的战略意义。党的东进战略经过从西进到北上的战略演变，选择东进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陕甘根据地的客观

条件决定了革命力量在此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处于抗战的前沿。东进战略的成功对红军最后夺取长征的胜利，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乃至对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态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经过两万五千里的跋涉，最终在陕甘根据地落脚，结束了征程，但是，到达陕北并不是红军的终极目标。事实上，当时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要把未来党的主要力量放到便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的东边去。由于党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也因为敌情的严重和形势变幻莫测。东进的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反复、曲折和迂回。才最后实现了党的战略目标。

　　一、从西进到北上的战略方针演变

　　自人民军队创建以来，经过无数的胜利和成功，失败和挫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惨痛教训，长征的艰苦磨砺，使得党对建立根据地的认识逐步深化。当时党已经认识到在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除了红色政权得以存在最基本的要素外，至少还要注意到：

　　第一、作为苏区，特别是中央所在的苏区，其地理位置应该是使党的一举一动不但能够影响一省乃至数省，而且能够影响全国。毛泽东在长征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的革命地区中去”，同时它在地理上还应不易被敌人封锁和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和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以致成为“瓮中之鳖”。也就是说要便于向外发展，而不会受阻于高山大川等自然天堑以及可能被敌人利用防线的种种自然地貌。

　　第二、根据地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使红军的作战地域，兵源补充，后勤供给不成为困难。否则任何根据地都不可能长期生存和发展。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在分析当前形势时，这一思想表达的特别明确，电文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狭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嵋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在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机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第三，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应考虑风土民情，一般地说，革命根据地应该建立在汉民族居住的地区，在革命未形成全国高潮之前或不是以民族战争出现时，在少数民族的居住区不宜建根据地。长征途中，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中多次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政权。”

　　由此可见，党的红色政权理论，在长征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党也正根据这一理论和思想为创造一块理想的根据地而进行不懈的努力。长征之初，中央红军曾打算从南线突破敌人之封锁线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与坚持在湘西的二六军团合兵一处。这是一个北上的方针，如果能够实现，自然可以使中央红军摆脱困境，开创出新的局面，但由于蒋介石在湘西先机布防，使我会合二、六军团，落脚湘西的计划无法实现。“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不知敌变我变的道理，硬要往敌军重兵布防的口袋阵里撞，致使红军面临巨大的危险。紧急关头，军委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挥师急取敌之薄弱环节贵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以后的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都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设想。也就是说，根据敌情等因素的变化，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也相应起了变化，从北上改为西进。

　　应当说，把长征的战略方向放到北方是没有错的，北方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人口和物产条件都比较理想，更重要的是离即将到来的抗日前线最近，便于发动和领导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壮大我党领导的力量。但是把一个好的战略方向的选择当成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则是错误的，复杂的战争环境要求党的指导者必须随时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一次提出向西发展的战略方针没有实现，当我军向西转兵之后，数十万敌军立即蜂拥而至，从四面八方向我压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这一计划，为摆脱敌之围追堵截，在云贵川边境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次修改战略计划，把着眼点放到了四川，力图在红四方面军的配合下，北渡长江，兵进川西北，进而赤化全川。也就是说中央红军再一次把目光放到了北面。

　　然而，这一计划也因战局的突变未能实现。蒋介石在洞悉了中央红军的企图后迅速将他的“中央军”和川、滇军合为一股，布防长江天险。加之一月底的土城战斗末能达到歼灭当面之敌，撕开北上的缺口之目的，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北上四川的计划。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第四次修改计划，“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中创立根据地”。这一计划也不可能实现，经过四渡赤水等激烈的运动作战之后，军委最终还是选择了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再图根据地的创建。

　　五月初，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军围追堵截圈子，六月中旬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审时度势，第五次改变计划，在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建立三省的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从这一计划可以看出，中央把眼光再次放到了北方，并有意分兵经略新疆，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二、向东发展的提出和实现

　　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红军的力量壮大了，原本应该更容易实现中央军委制定的战略方针，但这时，红军的战略一方面要受敌情变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张国焘错误的掣肘。两军会师后，中央的方针依然是向北发展。从1935 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开始到8月4 -6日召开的沙窝会议，中央一再重申北上的方针。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后，指出，只有“向北发展”的方针。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由于张国焘的一再阻挠，红军坐失良机，错过了打下松潘，开辟直通北上道路的机会。针对张国焘向西逃跑的战略，毛泽东在8月20召开的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二是向西(青海、宁夏)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该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

　　这是第一次提出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不过这个向东是针对张国焘的向西而言的，于之前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并不矛盾。此后只要还多次重申向东发展的必要性，但张国焘置若罔闻，向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中央红军之一部组成的左路军只得单独行动，坚持北上，并很快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中央到达陕北后，随即分成前后方两组人马。毛泽东在前方主军，指挥打仗，张闻天在后方主政，思考政治路线的转变。从这一期间他们之间的电报来往上看，毛泽东的东出战略有了实质性的新变化。1935 年11月30日，他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的方针应该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最大。”翌日，他再次致电张闻天：“最好是出走山西和绥远的道路。”由此可见，待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其战略目光已经东移至山西绥远等华北地区，而不再是陕甘一带。

　　其原因在于陕甘根据地的现实与原来的估计有较大的出入。还在毛尔盖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党中央曾对陕甘根据地有过较为乐观的估计，以为该地区，在政治上，有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根据地和通南巴游击区的支持，再加上中央红军便能够在短期内打开局面；在敌情上，这地区多为杂牌军，战斗力和作战经验均较差；在居民条件上，连年灾荒和阶级压迫正在酝酿着革命，且主要居民是汉族；“在物质条件上，这个地区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能够保证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需要。”

　　但陕甘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却与原来的估计有较大的不一样。

　　首先从军事地理上看，陕甘苏区不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

　　陕甘苏区正好位于黄河的河曲之内，它的东、西和北面都被黄河天险所包，南面又横着一条战略公路--西兰大道。这地形犹如一个巨大的口袋，进去容易，出来难。这一地域东西长平均七百二十公里，南北宽平均四百公里左右，也就是说，连同大片的沙漠在内，黄河河曲内发展革命根据地，充其量只能赤化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敌我双方的对比上，也对我极为不利。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陕甘根据地内的红军就已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一九三五年间，仅为了对付进入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三、四千人的队伍，蒋介石就“调集东北军、二十六军肖之楚部和十七路军共约四十一个团的兵力”。9月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成立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此时正在抵近陕甘，蒋介石也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同年十一月正式成立)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职务。此时环绕苏区之敌竟有一百七十多个团，十余万人。其中深入苏区中心地带，时刻威胁苏区安全的张学良部就有六十多个团之多。而占据黄河一线富庶地区和主要县镇的阎锡山部，亦多达五十八个团。”

　　第三，从经济条件上讲，陕甘宁地域也是不理想的。陕甘宁根据地作为一个单一的根据地，版图可谓不小，但这里的自然条件，入口数量，物产资源都很糟糕。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党中央致电西北局，多次提到这里的情况：“各县论地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自然环境的恶劣给红军造成后勤供给补给，兵员补充以很大困难，更加之三十年代以来天灾人祸席卷全国，西北地区更首当其冲。根据国民党政府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一九三五年出的《陇海西兰段经济调查报告书》中记载：“西兰线西段调查区域内二十五县，各县农民生活之痛苦，有非外人女主角想象者，盖前数年连年灾旱频仍，五谷不登，农民无法生存，皆拆售房木家俱，及鬻买儿女，以作纳捐糊口之资，……各地交通不便，产销失其调济，丰年谷多价贱，农民仅免冻馁，荒年谷少价昂，民食辄起恐慌，匪患频发，耕稼不宁，兵来剿匪，粮秣之供给，夫马之征发，无一不对于疲蔽之农民生活，加以再度蹂躏摧残，一般农民，能得布衣粗食，足以蔽体保暖者，已属厚常，夏秋两季，农家儿女，十九裸体。”

　　客观条件的限制决定了在陕甘地区革命的力量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必须选择新的战略发展方向，选择东出，向华北发展当时是最为有利的，在这块土地上既有山高林密，连绵千里的众多山脉，又有一望无际，良田纵横的大平原，在这里繁衍生息着中华民族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且北方的老百姓民情骠悍，素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三十年代中期，华北又处在抗战的前沿。如果党的力量能够深入华北，必将在民族战争中如鱼得水，迅速壮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后差不多是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东征的原因。

　　东征取得了相当的利益，但未能达到把党的主要力量放到华北的目的，在山西军阀阎锡山和蒋介石共同的“围剿”下，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回陕西。东进战略真正的实现不完全是依靠军事的手段，更主要的是统一战线策略实施的结果。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这一新的策略，党成功地同东北军和西北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在客观上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进一步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党终于在抗战爆发后，合法地东渡黄河，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华北抗战的第一线上。

　　三、实现东进战略的重要意义

　　东进战略的成功对红军最后夺取长征的胜利，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乃至对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态势都有着重要意义。正如周恩来当时指出的那样，这场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争夺时间，争夺空间，争夺力量”的较量。对我党来说，这三者的关系为：争取力量是党的最终目标，只有壮大党和人民的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力量的来源，则取决于广大的的战略空间--根据地。而争取力量，争取空间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时期。这是一九三五年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华北事变之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本土已然是箭在弦上，蒋介石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剿共灭党”的方针，因此，侵华战争不仅意味着对共产党的进剿，也同时意味着蒋介石自身生存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从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出发，认识到一旦民族战争爆发，共产党的发展就可能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的时局，国内国际的舆论，都不允许他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反共“围剿”战争，而只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他是一定要在红军长征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进行孤注一掷的“剿共”，力图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彻底解决共产党。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力量必须设法坚持斗争，不被敌人削弱乃至消灭，力争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如此双方的斗争异常激烈，错综复杂，政治的、军事的、战场上的和谈判桌上的，甚至还有来自各自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都围绕着“争取时间”这个关键。在赢得时间的斗争中，党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点有三：

　　第一、选择了正确的战略方向--坚定不移地指向东面，以华北广大地区为最终目标。正确的战略方向之选择，保证了斗争有充分的回旋余地，虽有曲折但不致误入歧途，陷入绝境。并最终使党摆脱不利困境，争得战略上的主动。

　　第二、提出了正确的斗争策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正确的策略保证了党和红军的一切斗争“师出有名”，处处占“理”，对争取舆论，发动群众是决不可少的。

　　第三、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条路线的确立，保证了党在政治斗争中一直处在主动的地位上，并最终迫使蒋介石就范，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迎来举国一致抗战的新局面，其威力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斗争，成为指导全党进行民主革命的一大法宝。

　　争取了时间也就争取了空间，争取了力量。东进之后仅仅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一九四0年，

　　东进战略的成功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战争中“围剿”和反“围剿”的作战方式，大片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逐渐联接在一起，这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