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 张 健

　　1934年秋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中央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历时两年整，纵横十余省，终于在甘肃会宁等地胜利会师。这就是气吞山河、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深切缅怀参加长征的革命先辈，特别是对长征的胜利作出最重要贡献、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处于极其危急关头的时候，毛泽东力挽狂澜，排除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率领红军粉碎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住人类生存极限的考验，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革命从此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迅猛发展。

　　一、审时度势，在中央红军即将遭到全军覆没厄运的危急时刻，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避实就虚转兵贵州，挽救三万将士于危难之中

　　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国民党军设置的层层包围圈，毛泽东认为红军当时的力量是不可能就地攻破的，对付国民党军的有效方法是：“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但那时毛泽东“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他提出的正确主张遭到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拒绝，以致红军丧失了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战机，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长征的遥遥之路。

　　对于红军为什么要转移、红军将向何处去等基本问题，博古、李德等人不仅没有向各级指挥员作解释说明，甚至对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也缄口不言。长征一开始，红军在仓促准备的情况下匆忙撤离，再加上携带一大批笨重的辎重物资，致使行军速度缓慢，被动挨打，处境险恶。红军指战员凭着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必胜信念，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而此时蒋介石已摸清中央红军西进，准备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急调40余万兵力组成五路“追剿军”，倚仗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妄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11月27日至12月1日，经过数日浴血奋战，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毁灭性的：中央红军由开始出发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数以万计的红军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伤亡惨重的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剿”，未作任何休整，马不停蹄继续西进，于12月11日占领湖南通道城。这时，蒋介石为阻挡红军会合，又集结40余万大军在湘西摆兵布阵，欲在此全歼中央红军。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博古、李德仍然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固执地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如果再坚持这个主张，中央红军就有极大的可能被国民党军一网打尽。

　　占领通道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再次站出来“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中央领导的赞同。其实，广大官兵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眼看红军连连失利，几乎濒于绝境，已经逐渐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结果。红军官兵一听说转兵西进贵州，几乎是一呼百应，士气空前高涨，进发后一举攻克黎平。转兵贵州的军事主张得到实施后，毛泽东又重新开始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在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左”倾错误领导者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2月17日始，会议持续了两天，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李等人的错误意见，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向贵州前进。

　　在蒋介石屯兵湘西准备大“围剿”的危急关头，是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厄运。刘伯承后来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二、晓理动情，赢得多数中央领导的支持，成功酝酿和召开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

　　当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屡遭重创后，红军官兵的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不断滋长，在湘江战役时达到了极点。中央领导层也心存忧患，指责声一片。其实早在长征之前，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就对博古、李德提出过尖锐批评，彭德怀曾气愤地指责博、李的瞎指挥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当时毛泽东虽然被解除军权，但出于对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高度负责，使他从未放弃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斗争。他经常与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谈心和交换意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军事主张非常赞同，两人经常促膝谈心，“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在毛泽东的努力下，王稼祥、张闻天等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严重危害，得出“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的结论。在毛泽东、王稼祥的促成下，提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主张，这个意见很快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和许多军团级干部的拥护和支持。

　　中央红军智取遵义后，于1935年1月15日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扩大到部分军团级干部。会上，毛泽东继博古等人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后，作了重要发言。他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精辟地分析和客观地批评，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他考虑到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觉悟程度和所处的战争环境，在会上没有谈及“左”倾政治路线的错误，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超人的领导才华。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不仅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而且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和里程碑。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周恩来后来作了精辟概括：“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三、运筹帷幄，运用高超的指挥艺术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地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不久，蒋介石又急调150多个团共4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蜂涌而来。这对仅存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来说，又是一个极为严峻的考验。为摆脱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毛泽东等人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从遵义出发，向赤水河挺进，计划在泸州与宜宾间渡江。一路上连续击溃国民党军3个团，进至赤水河畔的土城、元厚场，摆脱国民党军追击，于1月29日胜利渡过赤水河。2月上旬，进抵川南叙永、古蔺地区，准备在宜宾上游相机北渡金沙江。蒋介石见红军渡过赤水河北上，急调川、黔、滇军阀部队和他的中央军堵截。面对国民党军步步紧逼的态势，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率红军向滇东北的扎西地区集结。

　　在中央红军撤移到扎西的同时，蒋介石仍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他一面加紧对长江重要渡口的兵力部署，一面调重兵对扎西进行合围。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依据避实就虚的战略原则，乘贵州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之际，果断挥师东进，重返贵州，二渡赤水河，把敌人远远甩在长江边。入黔后的红军以迅雷之势发动遵义战役，经激烈战斗，再次攻克川、黔交通要道娄山关，于2月28日重占遵义。“这一战役，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五日之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歼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国民党军在遵义战役中遭重创，蒋介石始料未及，哀叹之余，飞往重庆亲自“督剿”，重新调兵遣将，策划新的围攻。这期间，中革军委为了进一步加强作战指挥，于3月4日在遵义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针对下步作战方向，中革军委于3月10日在狗坝(今苟坝)召开了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会上多数人主张进攻，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他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接着，毛泽东从军事指挥需要集中统一的实际出发，提议成立了由他、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按照“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的作战目标，在派中央红军主力围攻鲁班场未克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率中央红军迅速向茅台地区机动，袭取仁怀，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摆出欲再渡长江的姿态，以迷惑、调动国民党军。

　　毛泽东的“迷魂阵”又让蒋介石上了钩，蒋急令川、黔军主力在叙永至赤水河沿岸拦阻，同时令周浑元、吴奇伟率部向西“追剿”。见国民党军被“调动”起来，毛泽东又指挥红军突然急转东进。3月20日至22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迅速东渡赤水，在数十万国民党军的“缝隙”中穿插，挥师南下，突破乌江天险，把疲于奔走的国民党军抛在了乌江以北。接着，毛泽东又声东击西，派红九军团伪扮红军主力接近贵阳，吸引国民党滇军赴援，自己则指挥中央红军主力以不可阻挡之势相继攻克定番、长寨、紫云等县城，向西直逼昆明。由于此时滇军主力远在贵州，较弱的昆明守军连连告急，蒋介石闻讯大惊，匆忙飞往昆明，亲自调兵遣将。毛泽东见中央红军调动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再度实现，遂决定率中央红军折转西北疾进，于5月3日至9日，率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在滇、黔交界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也在东川(今会泽)以西地区渡过金沙江。至此，国民党数十万“追剿军”被甩在金沙江以南，中央红军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

　　毛泽东在敌我力量悬殊、处境恶劣的条件下，运用高超的指挥艺术，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巧妙地牵制、拖累、打击国民党军，谱写了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的辉煌，成为中央红军从被动走向主动的分水岭，红军长征胜利的转折点。

　　四、高瞻远瞩，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坚决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确定并贯彻北上方针，将革命的大本营奠基西北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毛泽东又指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妄想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终于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全国已处于抗日民族运动新高涨前夜的政治形势，以及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集中、士气高昂的有利条件，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到接近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建立新根据地，以便在中国西北创建抗日前进阵地，肩负起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历史重任。然而，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北上抗日这一正确的战略方针电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时，却遭到其反对。张国焘认为北面有胡宗南部二十余团兵力，红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主张应首先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向南打成都，尔后再向川康边发展，建立川康根据地。

　　6月26日，为解决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战略方针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又提出他的退却逃跑主义，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有力批驳：“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会议最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确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苏区。

　　会后，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只有3万人，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封建军阀思想作祟下，张国焘把8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看成他个人谋权的资本，“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要求改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种种借口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并假借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之口致电中央，扬言“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赤裸裸地要当军委主席。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方面坚决拒绝这一无理要求，另一方面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把周恩来兼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转给他担任。同时，以最大的诚意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批评和帮助。可是这一切并未能使张国焘回心转意，他仍一意孤行，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时间，最终贻误战机，使红军夺取松潘的计划无法实现。

　　面对复杂、严峻的局势，中共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言，批评了张国焘的右倾错误，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会议还研究决定，吸收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沙窝会议后，张国焘仍坚持退却逃跑路线，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以上干部大会上，竟公然提出要红军西出阿坝、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坚持北上，8月20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详尽分析了红军在东、西两个发展方向上的利弊，最后明确指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西(青海、新疆)。”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8月下旬，由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组编的左、右两路军，几经周折，分别抵达阿坝、班佑地区。9月初，负责左路军的张国焘在阿坝借口葛曲河涨水，拒绝执行向右路军靠拢的中央决定，不仅不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次去电劝说，还密电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央。幸亏这封密电由时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得到，及时报告了毛泽东。

　　为避免两大主力红军冲突，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毅然于9月10日凌晨以筹粮为名，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并于次日再次电令张国焘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依然置若罔闻，就在接到电令的数天后，率左路军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调成立所谓“第二中央”，在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道路上越滑越远。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仍然采取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方针，做到以诚相待，仁至义尽。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说：“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这对后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正确处理党内斗争树立了榜样。

　　毛泽东坚定地贯彻北上方针，率只有七、八千人的右路军，突破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一路翻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一鼓作气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及时作出在陕甘地区建立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

　　五、发展陕甘，遂行东征、西征战役，做好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成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苏区之初，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兵员不足，周围敌情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陕甘苏区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地位就成问题。为巩固和扩大苏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亲率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战役。东征战役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逐步高涨。5月至8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领导红一方面军遂行西征战役，解放了陕甘宁边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注重做好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所有这些，都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分裂行为，致使红四方面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由8万余人削减为不足4万人，在国民党军的四处追堵中，部队被迫撤至甘孜地区。此时，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的红二、红六军团已北渡金沙江，正分路向甘孜地区前进。6月初，粤、桂两省地方势力反对蒋介石统治的“两广事件”爆发，国民党军嫡系胡宗南部由陕甘地区调往湖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决策。6月19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示红二、红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应“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接着，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8月上旬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9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全部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渭源、通渭等8座县城和附近广大地区。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制定了三个方面军会师甘北、协力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并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要求红四方面军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但张国焘却借口在西兰大道一带作战不利，不愿北进同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9月21日，张国焘推翻了中共西北局岷州会议的决定，命令红四方面军在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向青海和甘肃西部发展。9月24日，部队向西开进。9月27日，毛泽东等人连电张国焘，督促他“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劝导、督促下，经过朱德等人的坚决斗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又强烈要求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加之西渡黄河遇到困难，张国焘才被迫同意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至会宁县，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拦，在隆德县将台堡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终于实现，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得力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密切配合和相互支持，得力于红军官兵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慨，但毛泽东的贡献和作用却是决定性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在红军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虽然只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片断，但它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却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危难时刻，是毛泽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把中国革命带上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