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今天的《人民日报》辟出特刊，缅怀历史。其中亦介绍了几位长征路上的外国人的故事。]

　　洪水　矢志不渝到延安

　　肖显社

　　他来自越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惟一的外籍将军，也是越南人民军中惟一的中国将军。他曾在黄埔军校受训，历经中国革命全程，并参与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中，多才多艺的洪水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洪水原名武元博，又叫阮山。1906年10月1日，出生在越南河内的一个富裕家庭，为了探寻救国济世的真理，他曾赴法国学习和考察，有幸结识了胡志明和正在法国

　　1925年初，应共产国际特派苏联专家鲍罗廷的秘书胡志明的邀请，洪水来到当时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很快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红军中任职。为表示同反动派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他改名为“洪水”。

　　洪水军政兼优、多才多艺，曾得到毛泽东的特别赏识。为了充分发挥洪水的艺术特长，1932年1月出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后又创办了红军工农剧社。就在此时，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对洪水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因此背上了莫须有的“高级特务”罪名，并被开除了党籍。背负着“高级特务”、“国际间谍”的两大罪名，洪水踏上长征之路。

　　为了保护洪水，朱德、刘伯承等以加强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为由，让洪水进了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并让他事实上担任直属队党支部委员，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洪水不负众望，在遵义会议期间，掀起了新的宣传高潮。他以党的政治工作者和红色宣传员的高度责任感，带领战士们时而在街头演说，时而在广场表演，大街小巷张贴着他们书写的革命标语，城内城外回荡着他们教唱的红军新歌。红军指战员一扫往日的疑虑和低沉情绪，军心大振；当地群众耳闻目睹，认定“红军不是赤匪”，大批工农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自长征以来的突出表现，果断撤销了对他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

　　长征路上，洪水所到之处，宣传鼓动如火如荼。1935年6月，洪水所在部队第一次过雪山，他不顾空气稀薄、打着竹板，用尽全力做鼓动宣传。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离开红军干部团，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当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时，洪水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并同张国焘面对面地进行激烈争论，因而被张国焘打成“国际间谍”，列入了捕杀名单。幸有朱德和刘伯承的巧妙保护，才免遭毒手，但却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1935年9月，张国焘下令“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洪水同左路军指战员一道，第二次过草地南下。在接连遭受重大挫折后，洪水所在部队被打散了。于是，他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不久，党中央撤销了张国焘强加给洪水的所谓“国际间谍”的罪名，再一次恢复了洪水的党籍。

　　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了越南“八月革命”，迫切需要大批军事干部回国工作。经协商，洪水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50年10月，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56年夏，已身患肺癌的洪水，向中共中央提出回国的请求。行前，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礼堂亲切接见了洪水。次日上午，国家给这位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生的越南同志安排了专列，叶剑英元帅等有关领导亲往车站为洪水送行。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与世长辞。

　　李德　不可忽略的军事顾问

　　王爱云

　　李德，红军长征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为一名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不仅同中国红军一起亲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决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挥者。但正是由于他的错误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并在长征初期付出惨重代价。

　　李德(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32年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奥托•布劳恩是在当年秋天到达上海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 “从第一天起”，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李德来到苏区，虽然怀有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良好愿望，但是他错误的干预、指挥却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实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刻分析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神情沮丧，拒不接受批评。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正式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此后的长征路上，李德虽然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但仍然多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1935年七八月间，红军大学成立，李德被派往讲授军事理论课。不久，发生了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四方面军学员随张国焘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争吵中，毛泽东赶到说：“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随红军到达陕北。1939年8月李德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

　　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李德对长征给予了积极评价。他认为，“虽然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红军抵御了占有强大优势的敌军，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打击和成百次骚扰。红军行程1万多公里，横贯12个省，翻过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是中国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军队的全体战士伟大的勇敢、坚韧的毅力和革命的热情的明证。”

　　毕士悌　万里征程建奇功

　　沈丽文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铁流中，至少有30名朝鲜籍干部和战士与中国红军并肩征战，军委干部团的参谋长毕士悌便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

　　毕士悌(又名杨林)，1898年生，朝鲜平安北道人。他从12岁便参加反日学生运动。1919年，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一爱国起义”后，秘密来华。

　　1921年6月，毕士悌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六期，专修炮科专业，至1924年初毕业后，即辗转奔向中国革命中心——广州，经驻粤朝鲜革命者推荐，考入黄埔军校，在这里，听孙中山演讲，得周恩来指点，毕士悌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夏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跟随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屡建奇功。

　　1927年至1930年，毕士悌曾先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2年7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工农红军学校总教官。

　　长征开始后，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毕士悌所部不但要时刻准备打仗，而且打的还是硬仗、恶仗。

　　万里征途，红军几乎天天有战斗。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最为惨烈的一役。毕士悌身先士卒，用刺刀、手榴弹同敌军展开殊死搏斗，干部团激战数日，打退了敌军数次进攻，终于掩护中共中央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

　　1935年2月，二克遵义之战打响，毕士悌同干部团指战员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一天强行军60公里，夺占娄山关，保障中央红军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有勇有谋，冲锋在前打头阵，是毕士悌在战场上的鲜明个性特征。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亲自下令干部团抢占皎平渡，作为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领受任务后，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徒步急行军140公里，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按时抢占皎平渡。由于战场情况急剧变化，其他渡口的船只均被敌人烧毁，全军都须在皎平渡渡江。而通安州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以直接控制皎平渡，因此，军委严令：不惜一切牺牲，拿下通安州！毕士悌受命亲率干部团前卫营，担负这一重任。由于从金沙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的半山腰上。敌人占据有利地形，边射击边从山顶往下滚石头。毕士悌冒着枪林弹雨，冲杀在前。他身先士卒，机警地贴着绝壁，巧妙利用敌人的射击死角躲闪跃进。紧随其后的红军战士，模仿他的战术动作，一举攻占了敌人扼守的火焰山隘口，继而乘胜直奔通安州，最终以极小的代价夺取了通安州，使大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干部团被改编成红军学校特科团，毕士悌继续任参谋长。当张国焘公开分裂红军，强令红军学校原四方面军学员南下时，毕士悌带领原干部团的干部坚持北上。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毕士悌参与指挥所属部队，踏过岷山千里雪，突破天险腊子口，攻克哈达铺，穿越渭河封锁线，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6年2月22日，毕士悌在率部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的战斗中，将最后一滴热血洒在黄河岸旁。

　　武亭　神勇炮兵留英名

　　占善钦

　　武亭，红军中骁勇善战的朝鲜籍指挥员，他精湛的炮术，不仅博得了红三军团长彭德怀的赞扬，还被广大指战员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长征路上，他率领炮兵营斩关夺隘、屡建战功。

　　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1919年，武亭参加了朝鲜“三一”反日爱国运动，由此开始他的革命生涯。1923年初，他和无数朝鲜志士一样，秘密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寻求争取朝鲜独立复国的道路，开始了他在中国22年的传奇经历。

　　武亭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后，武亭担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武亭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武亭率领炮兵且战且走。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武亭率炮兵营在坪石单独作战，击溃敌1个保安团，歼敌100多人。最为精彩的是武亭在广西龙胜地区指挥的一场阻击战。当时红军突破湘江不久，人员伤亡过半，只得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途中，中央纵队遭遇广西军阀李宗仁部队。红三军团拼死撕开敌人的防线，并派彭雪枫率领的第四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通过。第四师打了一天一夜，伤亡很大，总部命令武亭率炮兵营参加战斗，彭雪枫对武亭交待：“哪怕打到一兵一卒，也要守住。你们的背后就是中央纵队，不能后退一步。”武亭指挥炮兵营，打得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此后，红三军团炮兵顽强战斗，不断配合步兵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在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炮兵大显神威，对战斗的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乘党中央面临的暂时困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8月中旬，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发现军委参谋部将各军间以及各军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通报的密码全部收回，各军与军委的直接联系中断，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即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通报。为防不测，彭德怀指示红三军团另编密码本，并设法与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恢复联络，共同保卫中央的安全。彭德怀将此重任交给了武亭。武亭带着电台、密码本，拿着指北针前往甘肃俄界寻找红一军团，历尽艰辛完成了任务。

　　就在武亭将密码本送达一军团的当天，张国焘密电陈昌浩要“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果断决定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即刻前往俄界，与红一军团会合，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武亭接通的红一、三军团的电台联络，在这次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结束后，武亭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后担任红军总部作战科长。1937年，武亭接受了重组八路军炮兵的重任，并于1938年1月亲任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总部炮兵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武亭回国，历任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中央委员、劳动党第二书记、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长、首都防卫司令官等职，1951年7月病逝于平壤。

　　薄复礼　难忘560天风雨路

　　肖玥

　　70年前，一位不穿军服却骑军马，不带武器却享受武装警卫的外国人,走在红六军团的长征队伍中，他就是瑞士籍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

　　薄复礼1897年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此前父母生活在瑞士。1922年秋，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在贵州境内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1日，薄复礼和妻子由旧州前往镇远的途中，同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当时的红军官兵，对于来华传教的洋人多抱有敌视态度，但传教士们有可能提供一些经费和药品，以解红军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度匮乏之急。因此，红六军团要求薄复礼暂时不要离开红军，以帮助筹措经费或医疗用品。

　　红军占领旧州后，在一座法国教堂里得到了一张法文贵州地图，萧克将军如获至宝，他急需人将此图译成中文，于是请来薄复礼。薄复礼懂法文，能讲一些中国话，却不会写中文，于是就采取了由薄复礼读中文，萧克在地图上标记的方法。交谈中，萧克不仅掌握了许多对军事行动有用的材料，也了解了薄复礼的身世。萧克后来回忆说，他同传教士的这次合作“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他帮助翻译的法文贵州地图，“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这幅地图是红军“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红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薄复礼却享受着特别礼遇。红军官兵夜宿时打地铺，却让他睡躺椅，红军以野菜充饥，他却吃米饭炒白菜。夜幕降临，征战驻止，传教士进入梦乡，红军哨兵则在户外彻夜守卫。在红六军团主力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的过程中，尽管经常见到弥漫的炮火硝烟和英勇阵亡的红军战士，但传教士却总是安然无恙。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踏上了长征路程。部队日夜兼程疾进，薄复礼却患上了疟疾，红军为他请医问药，行军中让他以马代步，晚上有专人为他生火取暖，这些点点滴滴使他铭记难忘。

　　1936年3月的一天，萧克告诉薄复礼：“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萧克还亲自下厨，设“家宴”款待薄复礼等人，大家不分等级就座，厨师也不按程序上菜，气氛轻松，无拘无束，谈笑声不断。4月11日，萧克、王震等再设午宴为薄复礼饯行。席间寻问他需要多少路费？他提出需要4块银元，当即有人拿来10块银元，供他上路。12日，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薄复礼带着万千感慨，离开了曾与他朝夕相处的红军官兵，踏上归途。

　　回首560个日日夜夜，薄复礼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委屈。但是，作为红军长征的见证者，他更为这一壮举所折服。他用3个月的时间，将这段经历写成书。当红二、红六军团尚在长征途中时，薄复礼的《抑制的手》已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这是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所写的第一本印象记。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来源：《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