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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田事变”导致毛泽东领导危机

http://jczs.sina.com.cn 2006年07月24日 14:29 新闻午报

  “富田事变”导致毛泽东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威在30年代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倾”错误打击,但毛泽东的领导危机却在1930年夏季、1931年初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这并非是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当时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称许),而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发动的“肃AB团事件”的后果。

  共产党内正式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毛泽东对此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前期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

  此时,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争议,出现“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论与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与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的进攻。肃AB团运动由此归于总前委的直接领导。由于此前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贯彻李立三中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撤免毛泽东所信任、支持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毛泽东断定赣西南特委为“AB团”控制,派遣总前委秘书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镇压,终于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毛泽东的领导权力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逐渐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因周暂时无法脱身,由项代理书记。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随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成为排列项之后的第二位人物。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便,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项英一人,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其实际权限也仅限于中央苏区,而且因为中央局主要面临问题是红军的战争,项英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但项英在对待“富田事变”及肃反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项英改变了毛泽东与总前委认定其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和一网打尽式的过火斗争的结论,主张按照党内矛盾、教育方式与党的会议的办法来处理参与“事变”的人员,肃反斗争基本结束。项、毛此矛盾未纠结多久,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批评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继续肃反。会后不久,项职务被撤换,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中革军委主席。

  宁都会议失去红军指挥权

  但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在受到王明“左倾”中央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间仅在赣南会议后的次日。毛泽东的这个职务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一下能够消除的,动议成立这个完全按照莫斯科体制建立的政权首脑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当时对外公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为党的最高领袖向忠发,但向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当时中共中央便推荐毛泽东出任,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内定。

  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苏区中央局正在激烈争论红一方面军是否攻打赣州、吉安等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应进攻

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打通中央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毛泽东意见除朱德外无人赞成。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向忠发被捕变节被处死、王明到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为总负责人)则于1932年1月9日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不点名指责毛泽东。

  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临时中央的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部队五十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商讨军事方针,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但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放弃攻打赣州、转向外围“出击求巩固”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

  毛泽东在率中路军(随即改为东路军)行动时,说服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间,连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并检讨“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原一直担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只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实际上是闲置起来,而总政委一职则空缺。经到前方的周恩来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复争取,在8月8日,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但规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制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的军职未担任多久,在是否应攻打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发生激烈争论,并上升到“积极进攻战略”与“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则冲突。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斗争”,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毛泽东被免去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理。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对毛的处分,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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