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陈怡)今年1月，北京律师刘钢收藏的一张古地图引发了“中国人是否最早发现美洲”的争议。昨晚在北京三里屯的“书虫会”，刘钢公布了“地图截取纸片”碳-14年代检测结果：纸张年代为1730年至1810年间或1640年至1690年间。

　　据刘钢介绍，此次提供给新西兰维卡托大学的检测样本是从《天下全舆总图》上截取的两张1.5厘米宽、3厘米左右长，合计重量超过1克的纸片。作为对此前种种质疑(见早报1月17、18日相关报道)的回答，《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凯文·孟席斯和美国发现历史协会及华盛顿地图协会成员、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博士贡纳·汤普森也应邀到场向公众作了演讲。

　　中国人早知“大地球形”？

　　贡纳·汤普森在演讲中提出，从《天下全舆总图》来看，它作于1418年的母本《天下诸番识贡图》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地图，它不像16世纪的欧洲地图那样画满经纬线交错的方格；地图将中国置于中心地区，但不在正中心，表现出从宗教的世界观向更实际的商业和科学的世界观的转变；该地图不是由有经验的航海家，而是由朝廷官方地理学家绘制的，目的是要指引蛮夷国家向明朝皇帝进贡，因此地图强调了那些随郑和船队向中国纳贡或进献礼物和派驻使臣的国家，而边远的蛮夷国家(如英国和挪威)则被忽略。

　　近百年来，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利玛窦参考欧洲的资料绘制了“第一幅完整的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但在贡纳·汤普森看来，该地图中的一些地名(“苏木”、“西红海”、“东红海”、“牛蹄突厥”等)、注释和图形显示，利玛窦参考了中国当时已有的世界地图，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中国人就已获得“大地球形”的认识。而《天下诸番识贡图》仿绘本上的一个错误―――“长脖子”型非洲，也以讹传讹地流传到了欧洲。这种大错误只有不熟悉苏伊士海峡的人才会犯，而欧洲地图保留了这个错误，恰恰反映了当时权威的明朝地理学对欧洲的影响。

　　历史偏见是怎样形成的

　　贡纳·汤普森进一步指出，中世纪给欧洲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影响在于旧世纪文化死水中留存的自卑、偏执情绪。欧洲人生活在对于诸如中国、埃及、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的财富和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深畏惧中。13世纪欧洲的间谍们从中国带回的先进发明―――如指南针、火枪、火药、轧钢磨、机械钟等，似乎打开了欧洲军事占领世界的通途。“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欧洲学者在鼓吹欧洲探险者的丰功伟绩并抹煞其他民族的历史成就方面，比以往所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古代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发现，将迫使西方学者重新评估他们食古不化的教条、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

　　我国海图研究专家、原海军测绘研究所制图室主任朱鉴秋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元代的《朱思本舆地图》就已经把非洲画成了当时欧洲地图中还未出现的三角形，学界现在认为可能吸收了当时阿拉伯人的地理知识，但欧洲或许也吸收了许多东方的知识。文化互相影响的类似实例在历史上非常多见，并不能根据相似性证明其渊源关系。排除检测造假的可能，目前至多只能说刘钢收藏的《天下全舆总图》是《天下诸番识贡图》的仿绘本，依然不能确证其与郑和下西洋有关。

　　相关质疑

　　刘钢收藏的《天下全舆总图》是否真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摹本？如果是，它与“郑和船队最早发现美洲”有何必然的联系？今年1月，葡萄牙中葡研究中心的金国平研究员提出的质疑，代表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就金国平提出的部分具体问题，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了刘钢。

　　1、北亚墨利加、南亚墨利加、欧罗巴、地中海等汉译名称直到16世纪耶稣会将相关地理知识传入中国后才有，怎么会在15世纪地图上出现？

　　刘钢：16世纪才出现的汉译名在1763年仿制的《天下全舆总图》中未加红圈，表明是后人仿绘时，根据当时已有的知识添加的。

　　2、我国自南北朝梁元帝时代就有“职贡图”这一专门图种，《天下诸番识贡图》中是否在仿冒时误为“识贡”？

　　刘钢：“识贡”二字在清朝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收录的明朝书籍《陶菴全集》卷八“入識贡者，熊皮鵰羽”中就有记载。“职贡”一词含有担负职责并定期进贡之意。“识贡”则为认识进贡的意思，从词意上，它更符合郑和时期中国刚刚发现、认识新大陆的历史语境。

　　3、与同时期海内外地图对照，只有《天下全舆总图》以“天下”指代“世界”，这种孤例非常可疑。

　　刘钢：像

　　4、郑和船队出航周期通常为两年，在帆船的最大航速、季风期、休整时间等因素限制下，实现环球航行可能吗？

　　刘钢：郑和船队虽然每次出航为期两年，但不是所有的船员都如期归来，不排除那些未归来者实现环球航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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