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景　李忠

　　纵观当今世界军事舞台，人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美军的军事理论创新如火如荼，成果叠出，从“网络中心战”、“基于效果作战”到“快速决定性作战”等等，仿佛进入了一个“井喷”时期。那么美军的军事理论创新为何能保持如此强劲的势头，产出如此多的成果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不能不提及。

　　危机意识

　　欧美文化圈的许多学者有一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做社会发展的“乌鸦”。他们从不唱赞歌，也绝不歌颂太平盛世。他们眼里只有问题。他们的研究只有一个目的——找出下一个危险在哪里，预测谁将是他们的下一个对手。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让他们大喊环境危机，全球气温的上升让他们疾呼“海平面升高”，“多利”出生时他们则担心人类伦理的破坏，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他们则放眼寻找下一个危险的对手。不可否认的是，这群“乌鸦”让全世界都提高了警惕。

　　在这些“乌鸦”的大声疾呼之下，美军也成了一支充满“危机意识”的军队。在美军中就流行这样一种观念：美军没有“和平时期”，有的只是“战争时期”和“准备战争时期”。在很多时候，美军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风吹草动都会看作是(或找出)对美国的威胁。虽然如此太过神经，但这也成了推动他们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包括军事理论创新)的精神动力。

　　战争需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争逐渐成为贯穿美军建设和行动的主旋律。即便是冷战结束后，美军仍深感“天下并不太平”，时刻处于战争准备或进行当中。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及随后对

　　技术牵引

　　上世纪末以来，美国防部先后制订了《国防科技战略》、《基础研究计划》、《国防技术领域计划》和《联合作战科技计划》等诸多关于军事科技开发和发展的规划，在军费投入上，也加大了向这方面的倾斜。1981至1990财年，美国军事科技研究与发展经费由166亿增至395亿美元；1991至200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中用于军事科技研究与发展项目的拨款，平均每年占整个国防预算的23%。为了保持美军在21世纪的技术领先优势，在原先国防经费的基础上，2001至2005年间，又追加1100亿美元用于美军向新世纪的技术转型。正因为如此，美军在军事技术方面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以精确打击技术为例，1943年，美国空军在整整一年的行动中仅打击了50个战略目标。在海湾战争最初24小时内，盟军空中力量打击了150个战略目标，与1943年相比提高了100倍。到2020年，在战争头一分钟内美军拟打击的重要战略目标将达500个之多，将是海湾战争时的5000倍。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原有的军事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其军事理论不断变革创新。同时，由于军事理论具有超前性、指导性，先进的军事理论又用于对技术发展的指导，从而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

　　作战模拟

　　如果说战争经验与教训是对理论创新的“历史推动力”，那么作战模拟则可以称之为“未来推动力”。过去，人们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而现在将“从实验室中学习战争”；过去，人们是“从历史中学习战争”，而现在将“从未来中学习战争”。而这个“未来”，就是在作战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美国有一位将军就曾直言，我们就是要在实验室创造出未来的战争，使得我们的将军和士兵在真正的战争中所遇到的，都是他们曾经在实验室中演练过的、似曾相识的东西。

　　目前，美国许多军事院校和部队都建立了相应的作战实验室，主要从事战术、战役、战略层次的研究、教学和训练，包括对抗模拟演习、政治军事对抗、危机反应与分析等。这些实验室的设立，创造了一种鼓励进行创造性思考的教学和训练环境，可以使官兵在模拟的未来战场上探索和研究各种新的战术和战法等。

　　借鉴外军

　　美军在军事理论创新方面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关起门来搞建设、谋发展是不行的，必须紧跟世界军事发展与变革的潮流，积极向外军学习。这在历史上表现得虽尤为明显，但今天也没有丢掉此点。

　　美国在从独立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长时间内，除了马汉的《海权论》外，没有什么独创性的东西，基本上是沿袭欧洲传统的军事理论。即使是对美国军事理论有重要贡献的马汉和米切尔两人，也主要是受了克劳塞维茨、约米尼、杜黑和鲁登道夫等人的影响。而今天，美军的许多军事理论都带有别的国家军事理论的痕迹。如美军在发展其指挥理论时，吸收和采纳了德军的“委托式指挥法”；其“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和“全纵深作战”理论也是在借鉴前苏军“大纵深作战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军在启动新军事革命时，再次借鉴了苏联的“军事技术革命”理论；美军目前信息战八大原则之一的“斩首原则”，则深洛着英国军事家富勒的印迹。

　　当然，美军的军事理论创新毕竟是他们的，其活动和动力也带有其自己的印迹和需要，对我军有多少借鉴意义要依我们的国情军情而定。但美军在军事理论创新上的活力，却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