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建省之前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即正式将台湾南部和属岛隶属于福建巡抚统辖之下，在台南设立台湾府，设知府一员，并设台厦兵备道一员，兼管教育、司法。下设台南、诸罗(嘉义)、凤山三县。各设知县一员。以澎湖为防，设巡检。并在鹿耳门设海防同知等官。但是，这些官员并没有做多少有益于台湾开发和经营的事务，而专事搜 求敛财，曾引起台湾人民的不断反抗；加以台湾资源丰富，长期为许多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垂涎，于是清廷于康熙四十七年( 1708年)开始开辟台北，四十九年( 1710年)乃在淡水设置防兵。五十五年(1716年)又进而开辟台中，这一阶段重在开辟而尚少建设。

　　清政府真正着手经营台湾始于光绪初年。当时已有人感到各侵略者的觊觎，逐渐引起朝野的关注，光绪十一年( 1885年)，左宗棠奏请改台湾为省。这一建议经过王公大臣各省督抚的讨论，终于决定建省，并以福建巡抚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这是刘铭传人生旅程中所获得的第一次机遇。

　　刘铭传，安徽肥西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卒。以军功起家，是李鸿章淮军手下“铭军”的首领。平生极重建功立业，曾自誓说：“生不爵，死不谥，非丈夫也”。综观其一生事业荦荦可数者，约为三端：镇压起义，抗法保台，开发台湾。其中开发台湾不仅是刘铭传事业的最亮点。也是晚清时期最值得纪念的历史光彩，更是台湾史上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却一直处在未予足够重视的地位。近年以来，随着历史的推移，刘铭传的研究逐渐为学术界所关注，尤其是当前统一中国，振兴中华的思潮日显蓬勃之际，更需要学术界开拓探究空间，加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二 刘铭传开发台湾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刘铭传在接到建省任命后，虽因考虑建省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而奏请缓建，提出了“办防、练兵、清赋、抚番”等四大重点，积极进行建省的筹备工作。次年即设立善后、法审、官医、伐木各局。光绪十三年( 1887年)，正式施行建省各项措施。在任六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过去曾有不少学者对此有所论列，已大部分见收于《刘铭传在台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书，本文不再过多地重复，仅举数例以说明其建树。

　　1、成立省的各级组织机构。据《清史稿·地理志》所载，设省治于台湾(今台中市)，另建布政使和按察使。分管行政、司法。改变初期的行政区划，设台南、台北、台湾三府及一台东直隶州(原卑南厅)。三府下辖十一县(安平、嘉义、凤山、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台湾、彰化、云林、苗栗)三厅(澎湖、基隆、埔里社)。

　　2、在基隆与恒春间修筑铁路。刘铭传的筑路思想形成较早，五年前，当中俄伊犁之争时，他就申论筑路与军事的重要关系，认为筑路是练兵造器的“机栝”所在，铁路对用兵是急不可缓之事。而当他开发台湾时，又进一步将筑路与“繁兴商务，鼓舞新机”联系起来，将筑路视为开发台湾的首要事务，经过奏请奔走，抵制各种诽谤诬陷，终于在光绪十三年七月获准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积极着手制定《商办台湾铁路章程》，开展以商股为主的招商活动，特别是引进侨资，为前所未有的创意，接着他选聘人才，订购铁轨、桥梁、客车、机车。虽然基隆台北段在他离任后的光绪十七年通车，台北新竹段在十九年通车，使刘铭传未能乐观厥成，但这种修路兴商的思想与我们当前“若要富，先修路”的思想正相吻合而具有超前地位。这条铁路是全国最早自己筹资，自己兴造，自己管理的铁路，它的创建者刘铭传确实功不可没。

　　3、创立西学堂及电报学堂。刘铭传鉴于建设中急需人才而往往借才异国，所以准备培养自己的实用人才。于是在他就任之始，就在台北设立直属于巡抚的西学堂，教习外语、史地、测绘、算学、理化和汉语等实用课程，以适应开发建设之需。光绪十六年，在他即将离任之际，又设电报学堂培养为沟通信息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开发台湾奠定人才基础。

　　4、整理田赋。光绪十二年，设南北清赋总局，清丈土地，编订保甲，仿行一条鞭法，确定田赋，发给丈单，按单证赋，经三年完成，使田赋由原来的18万两增至67万余两，对减缓协款银的牵擎起到应有的作用。

　　5、增强海防。在光绪十一年至十四年间于澎湖基隆安平等地增修炮台，购置数十门新式大炮，设立制造军械火药机构。

　　6、颁行邮政。光绪十四年设立台湾邮政局发行邮票购置邮船通行于台湾各港口及上海福州等地传递文件，沟通信息。

　　7、设有关财政经济的招商、煤务、樟脑、石油、硫磺各局以开发资流。开放茶叶市场以发展贸易。这些建设计划都是适应时代要求，吸取国外有益经验，有利台湾走向开辟发展兴旺道路的措施。但是刘铭传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一是吝啬的清政府感到凭空增添了一笔有关新措施的支出；二是朝廷中的旧官僚认为这是“夷化”，制造攻击舆论；三是开发资源，侵犯了当地绅商的既得利益。刘铭传受到各方的压力与牵制，整个计划难以完全顺利地推行，终于在光绪十六年以病辞职。继任的邵友濂因循畏葸，无所作为，台湾的开发建设终告中断。

　　三 对刘铭传开发台湾的评价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的可以进行全面地历史地评论，有的则可择其一生中最光辉的亮点，论其贡献，激励后来，那就无需详论其功过。我们历来习惯于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常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这固然是对的。但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在后世看来均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而当论及有些人物突出的历史贡献和功业时，可以不必不论前提，不分场合，人人均加上一个不足的尾巴，如林则徐是功绩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尽可以宣传其反侵略的爱国行为和关心民瘼的民本思想，用以鼓舞我们在和平崛起进程中，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必在充分肯定之余，又强调他在陕甘和云贵某些镇压反抗等所谓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等等不足之处。又如评论抗战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哪一个没有反共的历史，但从民族立场的高度考察，我们宣传和表扬他们的抗战功绩时，也可不及其他。我认为对历史人物虽然要作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但应从大节着眼以论功过，如刘铭传曾有镇压太平军、捻军的罪过，但他有抗法保台、开发台湾的重大民族功绩。我们固然可以一分为二地全面论述刘铭传的功过，但当论其开发台湾时，似乎不必在整个论述后面，“但书”其另一面。过去有些史家对刘铭传开发台湾，即突出论其功业而略其他，如台湾爱国史学家连横在写作《台湾通史》时，特为刘铭传立了专传，详尽地论述其开发台湾之功，并以史家笔法总评其功绩说：

　　“连横曰：台湾三百年间，吏才不少，而能立长治之策者，厥惟两人。曰陈参军永华，曰刘巡抚铭传，是皆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也。永华以王佐之才。当艰难之局，其行事若诸葛武侯。而铭传则管、商之流亚也。顾不获成其志，中道以去，此则台人之不幸。然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陈永华是帮助郑成功收复台湾，经营台湾的功臣，连横不仅以刘铭传与其相并列，更将刘铭传提高到与古代改革名家的管仲、商鞅比肩的地位，可谓仰之弥高。而对其“不获成其志”表示无限的憾意。即使如此对刘铭传开发台湾的功业仍认为“足与台湾不朽矣”，给予了超越陈永华的极高评价。《清史稿》不仅将刘铭传置于淮军诸将类传中的突出地位，并在传尾史家的伦赞中评称：“刘铭传才气无双，不居人下，故易退难进，守台治台自有建树。”充分肯定其守台治台两大功业而略其镇压起义的事迹。1926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袁克吾所著《台湾》一书，作者在其专著中论述刘铭传之成就说：

　　“刘为安徽合肥人，富于创造力，思想稳健，饮酒赋诗，有儒将风。治台之声誉载道，东西人士皆敬之。任职之时，劈头计划，即移台南之政厅于台北，以为省会。划一民地番界，招抚内山之番人垦开荒地。设学校，以致番童。尝抱‘德以怀之，威以畏之’之义临番人。此外如军备之整顿，交通之扩张，农工商业之奖励，调查土地，改良地租，无不次第举行，是为台湾进化时代。”

　　诸家不仅给予刘铭传以毫无异议地应有的正确评价，也给我们如何评论有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以启示。像刘铭传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却长期以来未能在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各类著述中给以一定的篇章，几近于湮没。直到近几年因台海问题的日益突出，方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取得一定的成效。史学界召开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当代史家撰写了大量的论著，对刘铭传几乎一致地给予认定与推崇，台湾著名史学家郭廷以曾说：“由于刘铭传的努力，甲午战前台湾成了全国最具有近代化基础的省份”，“刘铭传是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更是台湾史上应当特笔大书的人物。他的丰功伟绩实在不在郑成功之下。郑成功光复台湾，刘铭传除保全之外，还复予以建设。近代台湾的政治国防，经济交通，文化教育，均在他手中树立了规模，奠定了基础。”大陆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也有明显的进展。致力于安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翁飞曾撰有《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刘铭传研究综述》一文，概括了有关刘铭传研究的基本状况，对刘铭传防台、治台的功绩都持肯定态度。不仅如此，刘铭传事功的影响，源远流长，啧啧人口，台湾人民一直在怀念其功绩，台湾有以铭传命名的大中小各类学校。我在多年前访台时，还亲去访问过颇具规模的铭传学院，现已升格为大学。最近我托我定居在台湾的胞弟亲自访问铭传大学的负责人，知道他们与刘铭传毫无宗亲、血缘与经济等方面的关联，只是仰慕这一人物对台开发的劳绩而已。在基隆尚有一条刘铭传路。当前，由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已成为国家核心利益所在的重大问题，

　　2005年9月写于

　　(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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