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 曲志红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这字字铿锵的诗句，是著名诗人田间在烽火漫天的抗战岁月中所作的名篇。“田间 的诗，几乎每首我都背得下来。”当时正随学校一起迁移颠沛的少年贺敬之，吟诵着这些抗战诗篇，奔赴延安投身抗战洪流，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诗人之路。

　　60多年后的今天，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位耄耋老人仍感慨万分：抗战文学是民族的、人民的、爱国的，也是

　　“当时，很多热血青年是像这样受到一部文学作品、一首诗、一支歌或一出街头短剧的感动和激励，毅然走上抗日战场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金炳华说：“在全民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中国作家也组成了一支英雄的队伍，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以笔为枪，投入战斗，用他们手中的笔，发出民族的最强音。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决心和信心，也成为唤起民众、英勇抗敌的锐利武器。”

　　文学，永远是现实生活和作者深沉情感的表达。我国东北地区最先感受战争的残酷和亡国的悲苦，中国的抗战文学也率先在东北崛起。李辉英发表于1932年的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雪夜一样广阔而漫长，但有血性的中国人决不甘于亡国亡族。萧军《八月的乡村》，为读者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的故事，成为最早的直接反映抗日斗争的作品之一。而极富才华的女作家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在“沦陷”的背景下，写出了受凌辱的人民心底的呼号：“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国难日重，生灵涂炭，“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国文学界此时此刻扬起的已是战旗和金戈。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文协”的《发起旨趣》真切地反映出文学和文学界面临的使命：“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

　　抗战文学由此形成空前壮阔的景观：无论东北、华北沦陷区还是上海“孤岛”与香港，抑或是桂林、重庆、昆明等大后方还是陕北、晋冀鲁豫和胶东、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海外的华侨界，都有大批作家把笔墨投向抗战文学，大量燃烧着血与火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抗战、救亡成为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最为作家和读者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文学潮流。

　　历数当时的力作，金炳华认为有太多值得记住的名字：鲁迅的杂文；郭沫若、艾青、田间、徐迟、臧克家等人的抗战诗丛以及绿原、牛汉等为代表的“七月派”诗人的诗歌；萧乾、曹白、范长江、宋之的、荒煤、曾克、徐迟等人发表的大量报告文学；巴金的“抗战三部曲”，老舍的《四世同堂》，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小说佳作；夏衍、于伶、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以抗战为主题奉献的影视文学和舞台剧作……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悠久的古训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精粹的概括，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炯认为，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抗战文学中得到突出和辉煌的艺术描绘，更是当时抗战文学最普遍的主题。

　　老舍在极其窘迫的生活中写就的长篇名作《四世同堂》，虽然描绘的是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北京小胡同里平民百姓的生活境遇，但其十分鲜明的爱憎，凸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立场。

　　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精于写男欢女爱的张恨水，为神圣的抗日救亡披肝沥胆，他留下的作品中有关抗战的文字竟达800万言之多。从1931年开始，他的《满城风雨》《似水流年》《锦绣前程》《美人恩》《啼笑因缘续集》等小说里的主人公，经过感情的挫折和现实的坎坷,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抗日的洪流。

　　诞生在抗战硝烟中的各类文学作品，有的悲壮慷慨，有的金戈铁马，也有的在血与火中透出柔曼和深情。被誉为“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孙犁，以抒情诗般的风格写作了他的名篇《荷花淀》。描绘了水生嫂等一群青年妇女的寻夫、遇敌、战斗等情节和遭遇，展现了她们为人妻女，又勇赴国难的过程，为读者塑造了一种普通人的“英雄形象”。

　　当然，文学也决没有忘记讽刺和批判。茅盾的《腐蚀》、夏衍的《芳草天涯》、陈白尘的《升官图》、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如一柄柄利剑针砭时弊，抨击那些生死存亡之际仍孳生蔓延的贪婪、虚伪，尔虞我诈，昏庸无耻和腐朽黑暗。

　　“从抗战爆发到今天，反映中华儿女抗战历程的优秀作品不胜枚举。”金炳华说，抗战文学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条血脉，它们真实深刻地记述了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战争暴行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鲜明生动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传统的威武不屈的伟大品格，生动丰富地塑造了大量充满牺牲精神又各具特色的民族英雄形象，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奋斗。

　　一句话，优秀的抗战文学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记忆而不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