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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略评论:战争真的远去了吗?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8月16日 16:31 中国日报网站

  中国日报网站特约评论员文章: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发表“终战诏”。这是近1亿日本人第一次从广播中听到裕仁的声音。这声音柔和但却苍白。裕仁的广播讲话意味着自1864年以来陷入疯狂对外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战争心理第一次崩溃了,也意味着日本政府正式接受同盟国在7月28日所提出的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对于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抗战的近12亿军民来说,战争结束了,和平终于来临。

  今天,当全世界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之际,有一个声音却依然还在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心头回荡:战争真的远去了吗?

  ***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在人类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无论是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是国内政治的继续”还是拿破仑所说的“战争是英雄的事业”,这些广为流传的描述战争的经典语言似乎都在给我们诠释战争的意义。公元前9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斯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曾总结过这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生死之战的原因。在他的笔下,战争的原因是因为“强者总是要去做他认为自己强而要去做的事情;而弱者总是以为自己弱而不得不去改变什么”。现实主义的学者认为,修昔底斯道出了那个时代战争的逻辑:因为强者想更强,而弱者除了无奈地去面对强者随时可能施加的战争行动时,如何通过战争击败强者、而让自己改变弱者的地位,是历史要求他们做出的自然选择。

  “修昔底斯定律”在随后2000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是我们可以用以解释战争现象为什么频频发生的铁律。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还是古罗马帝国所进行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洲际战争,无论是英法等国近代史上绵绵不绝的欧洲争夺、还是美欧日等西方列强大肆进行的海外殖民战争,战争成为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最突出的话题。到了20世纪,战争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手段上,都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西方列强对财富、权力与威望的贪欲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21年后的1939年,德意日法西斯就把国际社会再度拉入了更为残酷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看来,战争并不是简单的国家间“强”、“弱”的差别和想要改变这种差别而自动产生的现象。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人类研究和反思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科学——已经得出了结论,战争之所以难以抑制地爆发,一是因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难以形成一种公共权威来阻止战争。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关系因而变成了“强者即公理”的强权主导的世界。就像当年日本为什么要发动“九一八事件”占领中国东北,随后又在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蓄谋已久的对中国野蛮的战争行为并没有得到当时标榜“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的有效干预,而其他的西方大国对日本的侵略则更是明哲保身、袖手旁观;世界在目睹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在西方列强中还没有彻底泯灭的道义情感,充其量只是反战力量的呼吁和零星的“飞虎队”式的杯水车薪般的帮助,尽管我们对这样的援助永远心存感激。

  二是因为国家间利益的争夺。由于世界是无政府状态的,人类的利益被局限在各个国家的范围之内,利益的争夺就变成了国家为单位的对财富和权力的难以妥协与调和的竞争,国家利益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私和相互排斥的。而国家是暴力的机器,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各种自我认同寄居的殿堂。当外在和内在的原因让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被极端主义所攫取的时候,国家间利益的争夺就会演化成为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的疯狂的冲突。一战结束后,德国民众认为他们在凡尔赛和约中受到了极大的不公正对待,而法国的军事干预、国内经济的动荡和各种激进思想的激荡,让一战后的德国人都变成了凡尔赛秩序的仇恨者。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就是靠这股仇恨挟持了历来以理性著称的德意志民族,让他们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和疯狂的对外侵略时,竟然相信这是在为国家的“生存空间”而战。

  三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贪婪和好战的。不管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去看待人性,我们相信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去约束和克制人内在的贪欲和自以为是的话,蔑视人类理性和道义立场的战争就常常会被当成是实现国家强大的梦想,会被当成是效忠某种“理想”的“神圣行为”。当年日本法西斯在侵略中国时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不禁想问,当年侵略者的人性哪里去了?历史的回答是:当日本侵略军为日本军国主义而疯狂的时候,他们只对日本人自己讲人性,而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受害国来说,显露的只有“兽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战争常常泯灭人性。

  ***二战的爆发:和平为什么如此脆弱?

  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E·H·卡尔在1939年总结为什么短短20年欧洲和世界再度堕入二战漩涡时曾痛心地指出,这是因为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德意日的发展时,西方列强陷入了和平的理想主义,认为依靠国际条约可以维护国际秩序。因此,卡尔说,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理想主义永远是“乌托邦”。

  卡尔是正确的,对于一切蔑视人类尊严、价值与秩序权威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暴易暴”应该是我们对他们最好的回答。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为赢回民族和国家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战,终于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打败的那一天;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后终于被打急了,抛弃了自私的孤立主义而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自由力量的“老大”;苏联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经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在1945年5月2日将苏联国旗插上了德国总理府的楼顶。

  然而,卡尔的结论并不完整。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和去除那些导致战争的各种根源,即便面对侵略愤起抗争,和平的代价不仅惨烈,在当代战争手段巨大的摧毁力面前,赢得和平的同时甚至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终结。今天,我们回首60年前的那场战争,最重要的不仅是我们要宣示战胜一切人类历史上邪恶力量的信心和勇气,更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世界,让大国战争再度爆发的历史教训不再重演。

  二战的启示是深刻的。首先,强权主导一切的国际关系时代背景是二战必然爆发的直接诱因。二战的爆发,说到底是西方列强之间帝国主义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帝国主义政策的“游戏规则”就是强权即公理、就是一个国家只要有通过举国体制、调动一切资源进行战争、并能从这种战争中看到巨大的国家利益,战争就是难以避免的。意大利之所以在1922年选择墨索里尼,德国人之所以在1932年将选票投给纳粹党、支持希特勒掌权,不单单是当时德意两国民主制度的薄弱,而是因为在1919年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深深认为他们受到了巨大的不公正待遇,是因为他们相信法西斯主义代表了他们能改变现状的希望;日本军国主义在20年代的兴起不仅因为人为好战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为中心的独裁制度,还在于军国主义势力相信,他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不需要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相反,他们认为,侵占亚洲国家是他们可以和西方列强“平等对话”的基础。

  其次,如果没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没有民主化的国际制度,弱国、小国和穷国的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得不到应该有的尊重,强权政治的横行只会去刺激侵略的贪欲。

  在国际关系中,不讲道义的权力很可能换得一时的安宁,但牺牲道义原则的权力交易迟早会受到惩罚。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欧洲列强为了不得罪日本,容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1933年5月日本退出国联,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侵略的前兆,但欧美大国同样并没有就此清醒。1937年“卢沟桥事变”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关联,但这两者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因为对美宣战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必然选择。英法在1938年的绥靖主义政策,牺牲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换到的是什么呢?《慕尼黑协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外交事件之一证明完全是英法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达成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虽然是想明哲保身,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二战初期客观上成为了法西斯德国的帮凶。类似的例子还有1940年4月的苏日中立条约。这一系列的幕后交易是对苏共当时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莫大嘲讽。

  苏联军民虽然在1941年6月22日之后的苏德战争中用自己的英勇维护了俄罗斯的尊严,但历史是公正的。如果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之前不迷信于德国不会在打败英国之前侵略苏联的判断,不迷信于德国不会自己挑起“两线作战”的误判,如果苏联能和英法在1939年的夏天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苏联会有后来巨大的战争伤亡吗?但是,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在历史的词汇表中,只有让人觉醒、并可以借鉴的事实,并没有“假设”。

  第三,打着国家和民族名义的各种极端主义、无视人类人性尊严与价值的各种种族主义,永远是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敌人。

  希特勒德国标榜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和日本对亚洲邻国的蔑视,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源泉。当一个民族无视其他民族的平等存在、眼里只有自身种族主义的优越感时,就成了一切以野蛮与仇恨为核心的国际意识的土壤,其结果只会滋养和培植国家间的对立、冲突和暴力。在这种极端主义的支配下,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国家的残暴侵略竟然被宣传为是建立亚洲新秩序,是为了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这种颠倒黑白的思想意识,不仅是为了掩饰侵略举动,更是侵略行为的精神动力。

  ***二战的成果:人们开始懂得珍惜和平了

  二战结束60年了。虽然这60年中世界并不太平,各种暴力冲突和战争依然在威胁着人类的和平与文明,但大国战争已然远去。人类能够在这60年间没有再度身历悲惨的新的世界大战,是因为我们至今依然生活在60年前我们赢得的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光辉之中。

  二战的结束,让国际社会痛定思痛。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在欧亚大陆的肆虐,制造了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场景:南京大屠杀、处死犹太人的焚化炉、成吨的死者的头发和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些事件玷污了人类的良心,也永远在拷问人类的良知。此外,不仅二战的战争规模和破坏能力达到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规模,二战期间人类军事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例如核武器的产生和发展,已然揭示了战争前所未有的文明悖论:如果新的世界大战再度爆发,人类将可能无法从战争的摧残中恢复。二战一方面野蛮地将人类的人性逼到了道德的死角;另一方面,为了赢得战争而激发起的人类的巨大创造力,更让世界的文明开始面临“末日的审判”。

  1945年6月25日联合国宪章签署并得到颁布。宪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重申基本人权及价值尊严”,将保护国际和平、保障人权与自由、促进国家合作列为联合国三大宗旨。这60年来,国际关系从二战中孕育和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因素得到了发展,成为了维护今天国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

  首先,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体系崩溃了,帝国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政策在全球退潮。虽然强权政治并没有得到根本铲除,但国际关系的性质与内容在战后时代已经与二战前的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民族自决旗帜的号召下,不仅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世界政治力量的多元格局建立并得到了发展,而且,传统列强在战后民主制度的发展,也大大弱化了强权政治的国内动因。

  其次,在结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基础上,自由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虽然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并不能完全保障国际和平,但至少大大降低了为争夺资源、市场而使国家间冲突和竞争恶化、升级的可能性。经济的繁荣和自由竞争机制的建立,是使得世界珍惜和平的重要基础。

  第三,各种层次、各种议题、各种形式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制的普遍建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在国际经济、社会和道义领域形成了“全球治理“的基本格局。虽然联合国的作用和改革存在着各种争议,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地位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拥护和支持。国际关系在克服个体国家利益对峙与冲突、协调和发展各国共同利益的道路上取得了积极进展。

  第四,各种国际规范和规则逐步深入人心,对国家行为的社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虽然这些国际规范和规则还难以决定性地影响国家行为,至少权力与道义的结合开始得到加强,维护和平与发展、促进人权与自由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在这一前提下,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能力在进一步增强。全球发展议程、和平议程、环境保障议程、人类安全议程等等新课题、新挑战,成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家合作、增进国际共同体进步的重要努力方向。二战以前那种无序的、分割状的国际现实已经被全球网络状的合作与互动方式所取代。

  第五,冷战时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规律,大国间战争的合理性在人类理性和生存压力面前已经被基本排除。为此,有的学者曾乐观地提出,1945年8月6日和9日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已经彻底结束了大国间的世界级战争。

  二战在让人类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用战后60年的世界和平回报了人类。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次人类的巨大灾难无不以人类的巨大进步为补偿”。

  ***世界和平尚没有摆脱其脆弱的本质

  尽管如此,在二战结束60年之后,我们展望未来,不能不说世界和平的脆弱本质并没有完全改变。如果我们无法继续遏制人性的贪欲与有效地协调各种国际冲突,和平依然会与今天的世界渐行渐远。

  人性的话题是国际关系中永远不会结束的争论。国际关系中基于人性的立场往往是对历史的态度、责任和对权力的认识与追求方式。今天的世界和二战前相比已然“换了人间”,但人性的多样性没有改变,人性中善与恶、自私与公理、贪婪与自律之间的较量永远不会结束。而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恰恰是由这种多样化的人来掌控和行使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什么样的人在掌握什么样的权力的问题永远保持清醒和警觉。与此同时,国际关系是权力系统的本质没有变,“强者”与“弱者”将永远“对话”下去的“修昔底斯定律”还在延续。因此,我们看到,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依然还在威胁着人类安全;日本继续在靖国神社的问题上拒绝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的正义要求;日本极右势力代表石原慎太郎不仅在继续用种族主义的观点蔑视中国,甚至还狂妄地叫嚣要为钓鱼岛与中国一战。中国人好不容易过上了一点小康的日子,“中国崛起”就成为了众多“中国威胁论”的理由和依据。台独思想作为一种极端主义依然还在困扰着中国复兴和东亚安全。尽管美国的强大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基石,但用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来说,没有一个国家会是真正的现状的维护者。美国即使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想改变现状。问题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究竟会走多远?

  没有大国战争,并非是和平的理想状态。未来的世界和平需要稳定、合理与各国的利益可以兼容的世界。继续巩固和发展各国、各民族之间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在这个环境中,反对单边行动、普及多边主义、共同维护和发展各个问题领域内的国际制度,反对以个体国家的价值和意识形态“解释”世界,是国际和平秩序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们拥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作用,支持和维护任何跨国军事行动必须得到联合国授权,这是在国际关系中行使武力唯一合法的原则。

  只有共同繁荣、全球富裕的世界才是真正可以实现的和平世界。二战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西方列强之间对殖民地体系的争夺,通过武力抢占可以垄断和拥有排他优势的海外市场与原料产地,是强权之间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基本保障。为此,世界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以及全球化是否能真正促进财富合理分配的自由、繁荣的世界经济;那种以邻为壑、在国际贸易中相互排斥和自我保护的世界,必定是个体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将愈演愈烈的世界。

  世界和平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日报网站特约评论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朱锋)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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