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区有一个被八路军总部指定篆刻革命军队印章的年轻人。他年纪不大，但篆刻刀法很有功力。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属旅、团、营、连的公章是他刻的；各县武委会、抗日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的章也是他刻的；就连朱德总司令的印鉴也出自他手。这个人，就是现住太原市杏花岭区的离休干部、老共产党员、现年85岁高龄的张志超老人。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笔者有幸对张老作了采访。老人居住在区委宿舍院内，寓所不大，但收拾得干净利落，雅静中飘散着翰墨清香。老人每天清晨四点起床，研习书法；日行万步，强身健体；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现在虽然刻刀用得少，但写字一日也不落空。夫人闫俊待人热情大方，对张老悉心关爱，照料不离左右。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兴奋地回忆起了往事，介绍了他在太行山上篆刻红色印章的难忘经历。

　　张老于1921年出生在河南省安阳县东背宋村。1936年冬天，还未读完小学五年级的他，就被送到武安县城“仪文斋石印局”（这个“仪文斋石印局”1938年以后成为八路军总部专门刻制军印的地下作坊），从一位姓王的师傅那里学习刻章的本领。三年学徒，他悟出“太巧而拙，太拘则板”的篆刻之道。但是，刻章的前提是写好字，字写不好，章也刻不好。在写字问题上，当时八路军总部派往武安县的工作团团长贾云标（建国后为山西省副省长）对张志超帮助很大，经常找他聊天，讲革命道理，讲述刻章的重要意义。在贾团长的启发下，张志超一边刻章，一边练字，书法大有长进。贾团长又来检查工作时，称赞他的作品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1939年7月，日本鬼子对太行山区进行第二次“扫荡”。张志超看到鬼子烧杀抢掠，请缨上前线杀敌。时任县委领导的李锋同志（建国后为湖南省卫生厅厅长）耐心地做他工作，说明刻红色军印同样是干革命的道理。至此，张志超下决心，一定要刻出一流的公章军印。1940年，八路军总部迁到山西省武乡王家峪村，当即决定在襄垣县西营镇建一个刻军印的作坊。张志超被调到了该作坊。为防止暴露，上级为他用白粗布制作了一个幌子，上面写着“太行·襄垣西营·华明刻字社”。张志超将幌子挂在门头，避过了日本鬼子和汉奸的多次“扫荡”。这个幌子，张老一直珍藏至今。每当闲暇，他总要拿出来看上几遍，回味当年难忘的岁月。

　　1943年秋，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收复了许多失地，抗日军民逐步转入了对日军的反攻斗争阶段。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有一天，张志超的领导向他传达总部命令，要他立即刻出三枚军印：第一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关防章”，该章为长方形篆书大印。第二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钤记”，该章为长形扁宋体。第三枚是方形隶书“朱德之印”印鉴。接受任务时，张志超有些不解，便问：“咱们不是八路军吗？怎么又要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呢？”那位领导郑重地告诉他：“抗战快要胜利了，主力部队也扩编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统一起来就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这一消息，使张志超非常激动。他立即挑选了上好的梨木，精心为八路军总部刻制了这三枚至今难以忘怀的革命印章和朱总司令印鉴。他没有想到，他篆刻的这三枚革命军印的启用，随中国革命一起成为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的见证。

　　张志超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欣慰。而他作为“太行红色篆刻第一人”所成就的历史功绩，必将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并为后人所铭记。（来源：解放军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