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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与中国南京:两个民族的大屠杀记忆

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7月06日 07:49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冯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100多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经过刻有3000个死难者名字的石墙。

  他们没有停下。带队老师的声音通过喇叭传来:“你们想想,3000个名字刻了这一面墙,30万人要刻多少面墙!”

  实际上,在这面石墙前能稍作停留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参观者,经过这里时,只是脚下略微缓一缓,眼光扫过墙面,随即匆匆穿过。

  青灰色的墙面上,3000个大屠杀死难者的名字:张金财、叶田氏、陈恒有、薛棠、王长生……谁认识他们呢?那些三个或两个的汉字排列,与你,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仅仅是死于那场劫难人数的百分之一,其余百分之九十九在哪里?是谁?

  点击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网址(www.yadvashem.org),我进入另一个民族的大屠杀记忆。

  首页上,一个大眼睛的犹太小女孩,双手合在一起,托着腮,调皮地微笑着。继续,打开“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很容易查到,这个小女孩叫玛若·科布里克(Mara Coblic),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其斯瑙(Chisinau)。从现有的资料看,她的亲人只知道玛若和妈妈都死于其斯瑙的“隔都”,死亡日期不详。

  1941年,波兰维尔那(Vilna)集中营里,一位名叫大卫·博格(DavidBerger)的犹太人,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

  大卫·博格这个卑微的愿望,现在,至少在玛若和其他300万犹太人身上实现了。

  2004年11月22日,“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借助这个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相关个人资料。如出生地、职业、国籍、父母及配偶的名字、战前的居住地、遇难地点等等,此外还有遇难者的亲人、朋友、邻居讲述的关于“名字背后的故事”。

  这项庞大的搜集、整理、核实工作,早在50多年前就开始了,目前仍在继续。在大屠杀网站上可以下载十几种语言的“遇难者登记表”。

  一辆接一辆的大型客车。导游手里挥动着三角旗和喇叭。可容纳3000人的广场里,满是戴着红色、黄色和白色不同旅行社帽子的游客。还有拉着“××学校红色之旅”横幅排队集体合影留念的大学生、中学生。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热闹”,着实让我意外。

  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这算什么,你还没见黄金周的时候呢。上厕所排队的就有几十人。”

  纪念馆自2004年3月1日免门票后,参观人数剧增,每天都在5000人上下,最多时,一天达到1.5万人。大多数旅行社都把这里作为南京游的一站。

  沿参观路线,路边、墙边散置着13块小型石碑,上面分别记载着1937年底至1938年初,发生在南京13处大屠杀的主要遗址及史实。几位说着德语的外国人,蹲在石碑前,细细地看英文翻译。

  5月末的阳光已经有些灼人了。一队中国游客经过,其中几人停下,想细看上面的文字,导游有点着急,在一旁催促:“别看了,你们没那么多时间。”

  YadVashem,出自《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五节:“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有时被直接解释为“纪念与名字”。

  1953年自建成伊始,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致力搜集每一位大屠杀死难者和幸存者的个人资料。到现在共拥有6200万份各类和大屠杀有关的文件、档案,近27万张照片,以及数千份录像带等影音资料。

  他们提出的目标是“直到每个人都有名字”(Onto Every Person There is a Name)———那些死去的人,不仅仅作为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被记住,更要作为有自己名字、有自己面孔、有自己尊严的人,而被记住。

  一本破旧的意第绪语《摩西五诫》,被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收藏已经多年。泛黄书页上的几行笔迹让人们知道,这本书,曾经是一个名叫茹达·瑞兹拉·宝姆(RudaRayzlaBaum)的女子所有,签名是在1941年波兰罗兹的犹太人“隔都”。

  多年以来,一直没有人知道茹达是谁,当时多大年纪,她后来怎样了,还有亲人吗?直到2004年,在建设“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的过程中,发现了茹达的个人资料。

  于是,一个“名字”变成了一个“人”,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因为人的气息和命运,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进入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查询“RudaBaum”的名字,你可以得到四个同名的信息。其中一位居住地是比利时,一位是波兰华沙。另外两条都是波兰罗兹的“RudaBaum”,但信息来源不同———一份是来自罗兹“隔都”居住者名单的文件,另一份,来自茹达的儿子尤瑟夫,在1956年10月15日递交给纪念馆的“证明书”。继续看下去,能够知道,茹达1892年生于波兰罗兹,1942年死于切姆诺(Chelmno)集中营。

  如果你有兴趣,还可以了解得更多:茹达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尤瑟夫生于1920年排行老二。茹达和丈夫Shmaryahu都从事纺织行业。1939年,他们一家人被驱逐,迁入罗兹“隔都”。在那里,尤瑟夫和哥哥Menachem在辛德勒制造德军军服的工厂里干活,妹妹Rebecca也在一个制鞋厂工作。1942年茹达被送往切诺姆集中营,并死在那里。她的丈夫1944年死于奥斯维辛,另外两个孩子死在从奥斯维辛到德国的路上。尤瑟夫是全家惟一幸存下来的人,他1950年移居以色列,住在海法市。

  当尤瑟夫的女儿、茹达的孙女露斯,知道纪念馆收藏着茹达的这本书后,专门和全家人一起来看这件她奶奶的纪念品。茹达一家人的故事,也因此得以完整地显现。

  如果你还有兴趣,可以沿着页面的链接,从一个人,走入一段历史,继续阅读关于“波兰”“隔都”“切姆诺”“驱逐”的更详细资料和解释。

  我被夹在不同的旅行团之间,随着人群慢慢移动。导游们大同小异的解说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始建于1985年,1995年进行了扩建,占地面积……”此起彼伏地传来。

  在刻着“遇难者300000”的台阶前,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拿着相机和两个女伴商量拍照的位置和角度。按下快门前,他提醒同伴:“严肃点儿,不许笑。”

  在一面39米长的花岗岩石墙上,镶嵌着军旅诗人王久辛记述南京大屠杀的长诗《狂雪》:“野兽四处冲锋八面横扫/像雾一样到处弥漫/如果你害怕/就闭上眼睛如果你恐惧/就捂严双耳你只要嗅觉正常/闻就够了那血腥的味道/就是此刻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晚上/我都能逼真无疑地闻到那硝烟/起先是呛得不住咳嗽尔后/是温热的粘稠的液体向你喷来……”

  停下来读一读这首曾获“鲁迅文学奖”长诗的人,并不多,能把全部23段37000余字读完的,在我坐在旁边的一个多小时里,一个也没有。这里实在不是一个适宜静下来读诗的环境。

  骸骨陈列室里,七八米长的两个玻璃柜内,全是人的头骨、腿骨,还有我认不出的部位,杂乱无规则地摆放着。文字说,这是1985年4月筹建纪念馆施工期间,挖出的“一批1937年12月被日军屠杀的我同胞尸骨”。“万人坑遗址”的说明告诉我,“1998年4月至1999年12月,在170平方米掘面内发掘出208具表层骸骨”。尸骨“分布零乱,有严重的扭曲变形,有的伴有弹穿刀刺痕迹。男女老幼群葬……重叠掩埋达7层,呈现出非正常死亡后仓促集体掩埋的特点”。

  在史料陈列馆里,还有更多的数字:“我无辜同胞惨遭日军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19万余人,遭日军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掩埋者达15万余具。”“集体大屠杀示意图上,“燕子矶5万余人”,“鱼雷营、宝塔桥一带3万余人”,“中山码头1万余人”,“中华门外凤台乡、花神庙7000余人”……

  我想知道,他们都是谁?他们有没有被记录?他们是那面墙上3000个名字中的一些吗?或者,从来也没有人知道过他们的名字。

  进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网站(www.nj1937.org),能看到这样一些标题:“吴仪出访日本发表演讲”,“上海华师大第二附属中学480余师生在本馆举行悼念仪式”,“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读本出版本馆召开座谈会”,“本馆获赠日军慰安所榻榻米桌”,“南京炮兵学院组织学员来本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页面右下方,有一栏滚动着的“遇难者名单”,每行5个名字,60行,一共是300个名字。没有任何更多个人信息。这是网站里关于遇难者仅有的信息。网站的英文版和日文版,都只是简单的纪念馆介绍和照片,没有具体内容。

  骸骨陈列室外,一棵不大的留言树上挂满了字条。一位署名“南大生科”写的是:“在沉重的历史里,个人的生命还有什么值得一提呢?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些堆砌起来的累累白骨,没有人知道那是谁,只知道他们是历史,不容抗拒的历史,无法改变的历史。”

  究竟是因为“个人的生命”不值一提,所以面对累累白骨,“不知道那是谁”也无所谓呢?亦或因为“不知道那是谁”,所以觉得“个人的生命”不值一提呢?两者何为因?何为果?

  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个黑暗寂静的儿童馆,为纪念死于大屠杀中的150万犹太儿童。

  馆舍全在地下,从入口处进去,立即堕入一片黑暗。当你小心翼翼摸索向前时,会发现自己好像走进了繁星闪烁的夜空,那是一枝蜡烛经过无数玻璃反射,创造出的奇幻感觉。

  一个巨大的屏幕上,投影仪一张接一张打出孩子的照片。孩子们的眼神都是一样的:单纯、热情、快乐,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信任。一个低沉的男声,静静地念出照片里孩子的名字、年龄、生于哪个国家。没有音乐,也没有更多的解释。

  没有阴森的白骨,没有血腥的画面,没有控诉,没有怨愤。只有一张张面孔,以及一个个名字,记录着他们曾经存在过。

  在这里,我们能强烈地意识到:屠杀,从来都是具体的。“孙立富,男,汉族,1937年12月间,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所附近一地下室避难,被日本兵拖出用刺刀戳死。”“陈徐氏,女,汉族,市民,1937年12月12日,在珍珠巷塘边被奸杀。”“姚徐氏,女,汉族,36岁,1937年12月间,在中华门西赛虹桥防空洞内,被机枪射杀。”“何皮匠,男,汉族,1937年12月间,在清凉山路旁,与一个外号叫猴子的弹棉花的人,被日本兵枪杀。”“李忠德,男,23岁,商人,1937年12月16日,在五条巷挹华里17号被日本兵抓走,无音信。”“钱小香,女,4岁,1937年12月26日,在第8保2甲下埠头村被烧死。”

  “钱耕昌,男,26岁,农民,1937年12月26日,在第8保2甲下埠头村被烧死。”

  ……

  在史料陈列馆一个不起眼的台子上,我发现了两本名册,里面记录着这样的信息。只是,那两本简单名册上提及的人,和“30万”相比,实在少得可怜。名册已经破旧的封面上,画着一朵凋谢的玫瑰花,旁边有一行字:“请不要忘记我们……”

  不忘记,首先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笑起来是什么样子?那个被烧死的4岁小女孩钱小香,她活着的时候,最心爱的玩具是什么?

  我所能知道的,是一个和钱小香差不多年纪的犹太小女孩阿加莎,她最喜欢的玩偶娃娃叫“多丽”。

  阿加莎·瑞斯乐(Agatha Ressler)有两个姐姐,她们一家住在斯洛伐克。当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并送往集中营时,阿加莎刚刚5岁。阿加莎的父母决定离开他们居住的城市,到农村躲避。离家时,她从所有的玩具中选出了“多丽”。她相信“多丽”会保护她和她的家人。逃亡中,他们一家在好心的农户托克利夫妇帮助下,躲在酒窖里。不久,德国士兵来到这个村子,不得已,他们一家只得逃往另一个村庄。在那里,当掩护他们的那个农夫发现他们的钱已经用光了时,向当地警察告发了他们的藏身地。阿加莎一家被抓进了监狱。混乱中,“多丽”掉在了农夫家。

  在那之后,阿加莎一家奇迹般地逃出监狱,重新回到托克利夫妇家。战争结束后,阿加莎的父母经不住女儿央求,重新去到那个曾经出卖他们的农夫家里,找回了成为农夫孩子玩具的“多丽”。“多丽”已经变得破旧不堪,胳膊和腿都已经没有了。

  阿加莎一家1947年移居以色列。“多丽”后来被阿加莎亲自赠送给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在那里展出。全世界的人,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多丽”的照片,读到这个故事。

  据报道,2001年9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发布消息,征集遇难者名录和幸存者资料。将投资5.4亿元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已于2004年11月启动,预计2007年完工。据称,扩建后的纪念馆占地面积将由现在的2.2公顷扩大至7.4公项。

  那些死难者后裔及全体国人,有理由期待:愿那30万尘封在历史迷雾中的冤魂和禁锢在抽象数字背后的亡灵,渐渐浮现出清晰的面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EliWeisel)这句话,应该不仅是针对犹太人而说的。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馆长阿夫纳·沙立夫(AvnerShalev)说:“如果不了解受大屠杀影响最直接的遇难者和幸存者的故事,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大屠杀,也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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