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石仲泉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7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0多个省，跨越万水千山，终于实现了从东南至西北的战略大转移。我从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萌生了“走走党史”的想法，首先考察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基本走完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同时对其他方面军的长征路 也走了一部分。这里，根据我走长征路后的亲身体验来谈谈红军长征的几个问题。

　　关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关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长期以来有些观念没有完全廓清。我在2001年11月首次到红军长征的始发地赣南考察时，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我以为，应当明确这样两点：

　　一是要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稍加区别。这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因果关系。但是又不能混为一谈。进行战略转移，无疑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这是错误路线指导的结果。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此前，毛泽东、彭德怀都提出过好的建议而未被采纳，到了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后，即使再采纳他们的建议，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局面了。因此，过去说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作出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即长征也是错误的。

　　二是对实施战略转移的准备问题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没有任何准备。中央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中央书记处于1934年5月作出的。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是在10月。这期间所进行的转移的准备问题，可从两方面看。就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问题没在政治局讨论过，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事前都闻所未闻；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未开会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商量，致使整个高层党政军领导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既是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也是有悖常理的。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没有作战略上的全局筹划，有些准备工作是在7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不能不很仓猝；有的又是搞“大搬家”，什么都带上了，严重影响初期行军，这是违背战略转移的军事常识的。这是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从7月开始，先是派出红七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又令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此外，还派程子华去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这些都应视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所实施的带有战略性的准备。红七军团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六军团西进带有探路性质。这两大战略性的决策，不看作是一种准备，是有失公允的。至于对他们没作明确交代甚至有错误的指示，那另当别论。

　　关于长征途中的会议

　　这里主要讲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召开的许多会议。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属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包括它的常委会和扩大会，从1934年底至1935年底，仅一年时间，比较重要的，在党史上有记载的就多达20多个。这些会议，按其讨论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来划分，大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这个系列的会议有9个。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还有泸定会议。这些会议基本上是讨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行军方向和作战方案等。

　　二是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的中央系列会议。它包括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7个会议。这些会议都是讨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军事计划、战略方针、行动方向、作战方案，以及与张国焘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识。其中的批评、斗争，也是希望求得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但这些会议没有实现这样的结果。

　　三是与红四方面军分道后，中央红军在单独进军陕北过程中召开的系列会议。它包括哈达铺会议、通渭榜罗镇会议、保安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6个。这些会议就是不断讨论中央红军对陕北的进军，以及到达陕北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问题。

　　这三个系列的会议，对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开辟新的革命局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对红军长征途中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我都作过考察，感到有一个党史上过去没有展开论述的问题，即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此前此后的一些会议对遵义会议起了怎样的作用，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为了正确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我以为应当把握这样几个方法论原则。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其后的会理会议)，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讲“过程论”，遵义会议发生的历史伟大转折，应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讲“合力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的诸多会议都为推进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无可厚非。讲“链条论”，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历史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这些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因此，讲遵义会议所发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应讲两句话：即一是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

　　关于彝海结盟问题

　　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书上都是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讲的，但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有的党史工作者对彝海结盟问题提出异议，有的书就不讲它了。这次走长征路，我专门对此作了考察。

　　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这是历史事实，不存在问题。党史研究的不同意见发生在彝海结盟之后，小叶丹所属的冕宁县，在中共冕宁县工委领导下成立了公开的武装组织冕宁县抗捐军。在红军大部队走后，彝族奴隶主武装袭击了通过彝族区的抗捐军，队伍被冲散，负责人多数被害。随后，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这个红色政权亦瓦解了。小叶丹领导的那支武装，有些人参与了袭击抗捐军的活动。据此，有的党史工作者对小叶丹持否定态度，认为参加攻打抗捐军是叛变革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如何评价小叶丹和要否继续宣传彝海结盟的问题。有的书不再讲彝海结盟了。

　　这件事主要发生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很重视这个问题，指示有关部门对小叶丹家族参加攻打抗捐军一事进行调查。根据省州县的多次专题调查，都未作出定论。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讲了这样三点意思：

　　第一，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这个功绩不能抹杀。解放初期，刘伯承曾对时任中共西康区党委书记的廖志高讲：要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当年与小叶丹结盟就是我们重视民族工作的结果。彝海结盟是报告了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红军，就可能重走石达开的下场了。彝海结盟60周年时，廖志高在一封信中也说，彝海结盟对中国革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功不可没。

　　第二，在几支黑彝家支武装中，小叶丹领导的果基家支对国民党的斗争最多。他们一直按照当年刘伯承讲的“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就力量大了”的话，联合其他黑彝家支的人，共同抗击国民党军。这种斗争应当肯定。

　　第三，在后来与其他黑彝家支的械斗和与川军地方武装的斗争中，小叶丹和参加果基支队武装的彝民的许多财物都丢掉了，却千方百计地保存刘伯承赠与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小叶丹对妻子和弟弟说：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记共产党红军的恩情。“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我信得过，他绝不会骗我，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把它亲手交给红军。”1942年5月下旬，小叶丹在国民党地方头目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身亡。1950年5月，冕宁县解放。果基家支的彝民群众找到驻军司令部，小叶丹的妻子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捐献给政府。小叶丹家族对共产党的这种态度是很好的。

　　我以为，有关方面对小叶丹的上述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写党史对小叶丹这个历史人物要予以肯定，写红军长征还是要讲彝海结盟。这是党和红军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一个典范。

　　《人民论坛》 (2005年 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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