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伟 2005-04-21

　　虽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名垂青史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被取消番号已经数十年之久，但是对于曾在这支部队战斗过的著名经济学家朱伯康先生，十九路军的生活彻底改变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我中学毕业后就离开家乡，考上了南京军事工作研究养成所，毕业后进了军官教导队，分配到蔡廷锴第10师(隶属于陈铭枢第11军)，前往海南岛的琼崖驻防了一年，那时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朱伯康回忆说。从海南岛回到大陆后的朱伯康在第10师教导队担任营指导员，当时的教导队主任，就是后来十九路军的高级参谋华振中。朱伯康告诉记者，“教导队类似于一个小型培训基地，是当时的部队专门培养自己子弟兵的地方。”

　　然而没过多久，朱伯康却当了“逃兵”。“那时候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与张发奎交战，十九路军帮助蒋介石对张作战。我当时想打这个仗不值得，白白送命，就以老母有病为由请了个长假，跑到上海去考了大学。”

　　至今说到这些，朱伯康还露出了感激的神情。因为十九路军的长官们没有为难他，他如愿以偿，前往上海考上了劳动大学直到毕业。“后来劳动大学的老师陶希圣受邀前往

　　朱伯康1930年毕业后随陶希圣前往北平，然而“九一八”爆发，北平学生和地下党对蒋介石极为不满，朱伯康说，“我参加了进步团体，因为我喜欢写些小诗，在北平的《信报》上发表了一首诗讽刺蒋介石，被警察盯上了。”对这首写在74年前的小诗，朱伯康记忆犹新，诗曰:

　　莫道长城百二关，锦州更有万重山，不知谁放倭奴入，昨夜将军大败还。

　　这首诗让朱伯康在北平的生活陷入危险，“我当时在北平比较害怕。‘一二八’上海打了起来，十九路军正好在那里抗战，我就跟陶希圣说，我要回上海找十九路军。”

　　“我当时一去就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少校参谋，不久又被任命为中校参谋，辅助高级参谋华振中编写战报，他正是我当年的老师。当时十九路军一打仗，上海报纸就出号外，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但是报纸上的战报在细节上时有误差，有一次蒋光鼐和蔡廷锴就说，我们自己把战事先写一个，这样以后报纸有了什么争议就以我们的为准。”于是与华振中一起，朱伯康参与完成了《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的编撰工作，这本书成为日后研究十九路军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重要历史文献。

　　“当时陈铭枢忠于蒋介石，并曾和蒋介石结拜兄弟。以陈铭枢为领袖的十九路军长期为蒋介石南征北战，从打汪精卫、张发奎、阎锡山直到前往江西围剿红军。五次围剿红军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十九路军都曾经参加。他们都是受孙中山先生教育的有革命思想传统的部队，很多军官都是黄埔学生。”朱伯康说，“虽然走了许多弯路，但大家都开始反对内战，觉得‘打小日本才痛快’。”

　　十九路军的抗战赢得了全国乃至海内外中国人的热情支持。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遏止十九路军的抗战，从此前一年多的时间就开始停发军饷，甚至将全国人民捐给十九路军的奖金收归国库。在蔡廷锴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才将奖金抵军饷。朱伯康说:“那时我当个中校，月饷是180块现大洋。从三等兵到一等兵，军饷分别是8块、10块和12块，所有这些钱都不是政府的拨款，全部是人民捐给我们的奖金！”

　　然而《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1932年5月，十九路军再次被迫调往

　　“他(蔡廷锴)是一个行伍出身的标准军人。人格高尚，非常孝顺，很有血性，忠于朋友。”时至今日朱伯康还记得蔡廷锴的样子，“他是广东罗定人，个子高高瘦瘦，家里很穷。因为他常去家乡招兵，所以十九路军里面罗定人多。”蒋光鼐则与蔡廷锴几乎截然不同，“他出生在翰林的家庭，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蒋光鼐很有文化，对联写得很好。十九路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的对联，就是蒋光鼐亲自写的。”

　　在香港，他住在陈铭枢家。“一个朋友跟我说，你适合读书去，那时候也正好宣传‘教育救国’。那时候德国的大学非常正规，没有野鸡大学，于是陈铭枢、蔡廷锴等老领导还有十九路军的同事纷纷给我凑钱，我才能顺利前往德国读书。”

　　事实上，十九路军是一支几乎纯粹的广东部队。朱伯康回忆说，除了军官中有极少数的外乡人，绝大部分军官和几乎全部士兵都是广东子弟。朱伯康的人生就这样和这支部队割舍不断。他拿给记者一本广东十九路军将属联谊会出版的十九路军纪念画册，那上面刊载着气势恢弘的十九路军烈士陵园和纪念碑。“这个陵园在广州，修建于‘一二八’战争结束后。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会在那里而不在上海，但是你要知道，十九路军是由广东子弟组成的，是受过国父中山先生革命教育过的军队，他们参加上海淞沪抗战保卫国家，广东人对他们的纪念，正是以他们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