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包裹在党卫军丑陋军衣下的高尚灵魂。党卫军中尉库特·格斯坦曾负责向纳粹集中营提供氢氰酸，用做屠杀犹太人的毒剂。还是他，因自己被裹进这罪恶的计划而深以为耻，冒着生命危险揭露了纳粹暴行。他说：“我不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直到1965年，库特·格斯坦的事迹才得到承认。这段史实曾被写成一部话剧。最近，法国人又把它改编成电影。由于这是教廷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影片引起争议，“双面人 ”库特·格斯坦的故事也再次被人提起。

　　一个纯雅利安血统的“叛逆”

　　“他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一个。”库特·格斯坦的哥哥查尔斯·格斯坦这样评价自己的小弟弟。1905年，库特·格斯坦出生在明斯特一个富有的德国家庭，父亲是法官，一个待人严厉的保皇派和种族主义者，连家庭相册里也能看到他对后代的叮咛：“我们的血管里只有雅利安人的血液，务保家族的纯正血脉。”他还是嗜血的猎手、放荡的登徒子；在家里说一不二，对妻女从不善温存。库特·格斯坦就在这样的家庭气氛里长大。

　　1919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格斯坦一家的生活陷入窘迫之中。战争不但让老格斯坦失去了一个儿子(二战又使他接连失去了另外两个儿子)，还让他失去了久居的家园和尊严。战后，格斯坦一家被胜利的法国人赶出了他们所居住的萨尔布吕肯。在变幻无常的生活环境里，家中最抢眼的孩子库特逐渐养成了一种表面温文尔雅的叛逆性格。一点一点地，库特为自己戴上了一副和蔼可亲的假面，学会用赞许的微笑掩饰内心的反感。30年后这种性格让他受益匪浅。

　　家庭生活缺乏温暖，年轻的库特·格斯坦于是在外面为自己寻找精神寄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1925年，20岁的他加入了“《圣经》俱乐部”。他思想丰富、有魅力、待人宽厚、乐善好施，很快就在俱乐部脱颖而出，只用了8年时间便负起领导全德“《圣经》俱乐部”活动的重任。与此同时，他修完大学学业，成为矿业工程师。那段时间，德国国家政治生活动荡莫测，格斯坦却对这种种变化无动于衷。1938年，他在写给叔叔的信中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因而一定会坚守住自己的信仰和公认准则的底线。”

　　守住底线，意味着难免和纳粹作对。从1933年开始，纳粹政府开始把各种独立的教会团体纳入到“希特勒青年团”的控制之下，这个行动前后网罗了大约80万名青年，库特·格斯坦也在劫难逃，不情愿地领到一张纳粹党党证。为了表示反抗，格斯坦不但给盖世太保寄去一封措辞尖锐的信，还组织年轻的教徒退出纳粹党，并且亲自撰写、印刷了成千上万的宣传手册，每次出门都背着装满小册子的书包去散发。

　　格斯坦的独角戏终于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935年5月24日，身上揣满小册子的他被盖世太保逮捕，随即因诽谤国家和纳粹党的罪名被投进大牢。

　　表妹的死让他与纳粹彻底决裂

　　这是格斯坦第一次入狱，他在里面待了总共6个星期，最后靠了私人关系才放出来。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他被禁止发表各种言论，他被开除出党，而且丢了在矿山的差使。第三帝国非但禁止格斯坦担任任何公职，连国内的私人企业也不能雇用他。格斯坦有大学文凭，能讲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朋友多而且交情深厚，他完全可以离开这个国家。可是他决定留在德国。为了收回被没收的党证，他恳求哥哥向审理自己这宗案子的慕尼黑最高刑事法院递交了一份申请书，里面充满了肉麻的词句：“我感到自己和这场运动是如此贴近，我极其热烈地想投身到这场运动里为它服务。我准备用尽我所有的力量、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事业而奋斗。”等等，等等。这份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忠诚的申请其实充满了伪善的气息，格斯坦写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自己找回丢失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然后，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反抗。

　　1938年，格斯坦再次品尝铁窗生涯，罪名是他与保皇派余孽有来往。这一回他在劳改营里度过了6个星期，天天与饥饿、虱子、臭虫和极度的疲劳为伴。在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里，他的精神一度处在失常的边缘，他不止一次地被病痛折磨，甚至想“和这种绝望的生活同归于尽”。要不是因为妻子带给他的固体杀虫剂被没收，他不可能活着走出劳改营。从那以后，33岁的格斯坦好像一下子看破了红尘。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格斯坦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他已经明白公开的反抗对自己有害无益，应该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他开始频繁出入纳粹党党徒的聚会，还主动向“希特勒青年团”靠拢。经过两年努力，他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希特勒最亲信的部队——党卫军里的一员。也就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格斯坦送走了自己钟爱的表妹贝斯塔。

　　身有残疾的贝斯塔生前住在哈达马尔医院，她的去世深深震动了格斯坦。因为敏锐的格斯坦发现，贝斯塔的死其实是医院蓄意谋杀的结果。葬礼上格斯坦泣不成声：“贝斯塔绝不是自然死亡，她死于谋杀。纳粹正在用这种办法腾空所有的收养所和养老院，他们成批杀死医院里的病人，哈达马尔医院就是这样一个屠宰场！”

　　用党卫军的假面掩盖真实的自我

　　从小养成的左右逢源的性格让格斯坦在新环境里游刃有余。在党卫军训练营里，他遇事沉着冷静却又玩世不恭，出类拔萃的训练成绩和特立独行的作风同样引人注目。1941年4月，上级把他送到柏林北部的奥拉宁堡接受训练，当时那里是党卫军的神经中枢。

　　他被编进第三预备卫生营。在那里，邪恶的烙印永久地烙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身份被文在皮肤上：第四铁血营，党卫军成员证号：417-460。

　　在奥拉宁堡，格斯坦在卫生研究所里服务。他很快又惹得众人侧目，因为他时常歪带钢盔，手枪随便地拖在屁股后面。结果别人不止一次地向上级告发这个军容不整的党卫军人。然而，格斯坦却是整个研究所里业务最出色的一个，他的光彩足以替自己遮住一切。是他为野战军设计出了高效好用的过滤器，是他在短短几个星期时间里组织生产了80辆消毒车和30辆净水车，他被公认为是“一个在卫生保健领域有天赋的人”。他的才能甚至引起了纳粹头子、党卫军直接领导人希姆莱的注意，于是他的不拘小节就更加无伤大雅。不错，他是有把机密文件到处乱丢的坏习惯，可他不是还有各种让人爱不释手的小礼物准备随时塞进军官们的裤兜吗？格斯坦用党卫军的假面掩盖了自己，所以能随时向需要自己的人提供帮助。他给客户的犹太秘书提供假证件，或者帮助厂里的劳工设法逃避各种强制劳动。

　　离群的小鸟迟早会遇上危险，卫生研究所的领导终于抓到了格斯坦的小辫子，他们发现这个人竟然两次因为反对纳粹政府被捕入狱。不过这一次，又是出众的才干挽救了格斯坦，上级没有过分追究他的前科，只是剥夺了他穿党卫军制服的权利，对他的行动加以限制，禁止他发号施令。党卫军懂得人才的重要，他们还需要格斯坦继续施展才华。

　　孤军奋战的勇士

　　1941年10月25日，格斯坦与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不期而遇，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对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的方案，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将卷进这场人间悲剧。8个月之后，纳粹对格斯坦下达了一道简短的命令：“在最短时间里准备好100公斤氢氰酸。”命令里没有提要这些剧毒农药做什么，但格斯坦已经明白了。又过了两天，他接到一份批准书，上面命令他再准备260公斤氢氰酸并负责运输，“执行任务的司机会告诉你运到哪里。”

　　格斯坦陷进了无底的深渊。纳粹不仅要他提供剧毒的农药，更需要他这个“在卫生保健领域有天赋的人”为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做专业评估。1942年8月17日，他被带到卢布林集中营，第二天是贝乌热茨死亡营。8月19日早上7点，第一列装满犹太人的火车开进了集中营，格斯坦在战争结束前撰写的报告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他痛苦地写道：“车站上站满了人，他们白衣遮体，足有5000人。还有1500具尸体躺在车皮里。一个小姑娘哭哭啼啼，因为她的珊瑚项链在下车时挤丢了。后来一个小男孩帮她找到了项链，捡起来递给了她，小姑娘高兴极了。再接下来，这些人被赶到走廊上，那走廊通毒气室。那些狭小简陋像货棚一样的毒气室，每间都要挤进七八百人。”一点小小的技术故障拖延了施放毒气的时间，格斯坦掏出怀表：50分钟，60分钟，整整70分钟过去了，他感到毛骨悚然。同行的一个教授把耳朵贴在门板上，然后满意地说：“一切都像上级要求的那样。”19日当天，格斯坦还在另一个集中营经受了同样的煎熬。第二天，结束任务的格斯坦坐上返回柏林的火车，他感到自己正在崩溃。在车上，他遇到了瑞典外交官冯·奥托男爵，格斯坦向他讲述了这几天看到的一切，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对世界发出正义的警告，他甚至梦想着能借用英国轰炸机的双翼把揭露这一罪恶的传单撒得漫山遍野。

　　因为有反政府的前科，格斯坦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更糟的是，纳粹已经通过它建立的铁腕统治牢牢控制了国家的上上下下，谁能听得到格斯坦的声音呢？听到了又有谁会相信他呢？他讲出这一切后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存身立命吗？发生在1941年的一桩往事勾起了格斯坦的希望，当时明斯特的主教利用教堂上镌刻的宗教誓言制止了纳粹对残疾人的屠杀。这个事件启发了格斯坦，他想到了罗马教廷，就让教皇发起号召制止纳粹的暴行吧。

　　格斯坦满怀希望地找到了教皇庇护十二驻柏林的大使，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告诉自己的助手说：“是的，我见到了大使，我一五一十地给他讲了在集中营里看到的东西。但简直是对牛弹琴，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大使勉勉强强地听着，突然他对我嚷道：‘请您出去！请您出去！’”

　　为保险起见，格斯坦烧毁了所有笔记，努力用大脑记住一切细节。他继续按自己的方式行动，一些教会里的老朋友逐渐回到他的身边，他们帮着犹太人寻找藏身的地方，然后想办法送他们逃出德国。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败北，格斯坦所在的卫生研究所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从1943年6月开始，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升级了。1944年，格斯坦接到命令为屠杀800万犹太人准备氢氰酸，他拒绝交货，借口是货栈不足。凭着这些借口，格斯坦让一批又一批农药逃避了充当“消毒剂”的杀人罪恶。他像一个孤军奋战的勇士，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历史的悲剧

　　1942年，有关纳粹集体屠杀犹太人的各种小道消息在欧洲各地时有耳闻，甚至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但是看不到公开揭露这一事件的行动。格斯坦尝试过，但他的声音被淹没了。直到这一年年底，盟军才在一份正式声明中抨击了纳粹搞种族灭绝的丑恶行径。尔后教皇庇护十二勉强发表了一份语气含混的声明，里面提到了那些“仅仅因为身属某一种族或民族而难逃一死的人”，但没有一句点明犹太人——他们每天还在格斯坦的眼皮底下被送进纳粹的焚尸炉！1943年2月，格斯坦请求他的荷兰朋友尤宾通过无线电向英国人报告这场大屠杀的详情，尤宾说：“您所陈述的事实惨绝人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945年春天，纳粹日薄西山，格斯坦终于有机会逃到了法国人那里。他需要一双倾听的耳朵，可是法国人把格斯坦当成了一个畏罪悔过的党卫军逃兵。起初，审讯他的抵抗组织战士把他当疯子对待，吓唬说要崩了他。渐渐地，他们意识到格斯坦所供情况的重要，格斯坦这才有机会替盟军整理出一份详细的报告，由他们交到英国秘密科研机关两位科学家手里。

　　后来这份报告被送到纽伦堡国际法庭完成了正义的使命，此是后话。

　　格斯坦本人的经历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因为法国人始终不肯相信他的辩护，格斯坦以一名前纳粹分子的身份被判战争罪遭到监禁，从此他就从这个世界销声匿迹。1945年7月23日，格斯坦三年前在火车上遇到的瑞典外交官奥托男爵从赫尔辛基给伦敦去了一封信，坚决请求盟军“重新审理库特·格斯坦一案，以便认清格斯坦那崇高的灵魂” 。然而太晚了，这封信发出后仅过了两天，人们发现格斯坦吊死在监狱里，他的尸体随后被草草地丢进公墓。历史就是这样善于以悲剧的结局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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