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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末，中国两位空军大校出版了《超限战》一书，某些海外媒体大肆炒作，把它当代中国战争理论的正本和主流，这完全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上，从孙子兵法诞生以来，中国的军事思想就特别注重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来约束战争，形成了崇和止战、奉行 防御和注重人道的军事文化传统。新中国一直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国际关系上积极倡导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自觉践履彻底完整的人道主义。这才是当代中国战争理论的主流。当代中国主流战争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气派，文化传统和时代气息。它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不战而胜的止战思想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的两种存在状态。战争的破坏性，自其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武器问世后，战争的破坏性剧增。防范动武，捍卫和平，成为进步人类的共同呼声。与当代社会强调法律规范相比，中国的和平主义，更突显出道德自觉和政治诉求，形成一种数千年一贯、日益强大的战略文化传统，它力争制止战争，注重外交协商，强调以谋取胜。

　　以全争于天下，力争制止战争。力争全胜，是孙子兵法的重要战略遗产。在《谋攻》开篇中，孙子就提出：“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力争全胜，是孙子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一目标，也远远超越了战争和战略层面，而成为国家大战略的总体追求与最高目标，不是仅仅依靠战争手段就能实现的。这种大战略的设定，必然要求和制约战争战略目的的设定。全胜，实质上还提倡共赢，赢得政治、赢得和平，赢得人心。全胜要能持久地实现，必须建立在一个现实的政治基础上：互利共赢。靠彻底征服和完全消灭一个民族和国家来扩大自己的利益，是无法全胜的。为了全胜，必须自觉尊重其他政治实体的政治利益，建立双方互利的利益互动格局。全胜要求非战，尽量避免暴力。要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目的，就要以压促变，以拉促降，以谈促和。全胜要求不仅赢得军事，更要赢得政治；不仅赢得战争，更要赢得和平；不仅拔寨攻城，更要赢得人心。力争平等互利合作，力避战争暴力冲突是当代中国一直努力践履的战略诉求。新中国的国际战略目标，一直是追求建立体现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共同利益的国际经济、政治、安全新秩序，实现各民族、各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把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维护人类社会和平，作为中国的一项伟大事业。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及时提出，要抛弃冷战思维，树立平等、互利、互信、合作的新安全观，建立新型的安全秩序，确保各国人民的安全利益都能得到普遍保障。

　　运用外交手段，注重协商和谈。“自古知兵非好战”，一直被中国历代战争家奉为圭臬。不战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就有明确的表述。孙子在《谋攻》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他还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要实现这一最高的战略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伐交”，即从战略层面上积极推动外交斗争。在春秋战国时代，与各国争战不断相伴的，是诸侯大养食客、门人，大批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的干才脱颖而出，“纵横家”犹如“兵家”一样，担起国家政治斗争的重任。孙子兵法强调运用外交手段，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政治途径来解决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孙子的不战思想，不是建立在抽象的道德说教上的，而是立足现实主义的冷峻考量，从得失的效益上做出的一种推导；不是回避和否定政治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而是主张力争以非暴力手段来解决利益冲突和政治矛盾，把武装力量作为后盾与最后手段，通过外交的、政治的途径来解决分歧，调整利益关系。自孙子以来，中国人一直反对穷兵黩武，注重外交协商，提倡和平外交。即使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是被迫的最后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提出：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94页、96页)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参与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悠久的非战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是东方和平主义与人类进步需要的契合。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邓小平在美苏冷战正酣之时就大胆提出，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冲突。

　　提倡伐谋斗智，突出以谋制胜。注重谋略角逐，突出思维对抗，谋划心理攻防，是中国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在孙子兵法中，就特别推崇上兵伐谋的思想。孙子认为，与伐交、伐兵、攻城等实际行动的角逐相比，在认识、思维、心理等方面设谋定策，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由此可见，孙子重视先知后行、以知驭行、知胜行定的战略观。孙子主张，不仅要先于政治、外交、军事行动之前用谋，而且要贯注于这些行动之中，在战略和战斗的各个方面，都要注重发挥谋略作用，突出以巧制胜，力争通过用谋以不战而胜或小战大胜，力避以力对力，简单硬拼。这种战略思想，实质上是要提高战争指导艺术。注重用谋，有利于减少大规模以力对力对抗所带来的不必要消耗，减少物质毁损和人员伤亡，尽可能减煞战争的破坏性。注重用谋，有利于避免战争，或减少战争手段的运用，有利于尽可能地维护和巩固和平，或制止战争的爆发。新中国历来重视通过发挥政治智慧和战略思维的作用，来防范和制止战争。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反对任何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在冷战期间，毛泽东对如何运用谋略来制止战争，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他主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不断推动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才能制止战争、保卫和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还特别重视通过物质力量建设和积极做好防范准备来遏制战争，注重通过巧妙的军事斗争来成功地化解危机。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十分重视通过提高国防实力和改善国际环境来维护世界和平。此外，他还依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不要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国与国之间的远近亲疏，要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气魄，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要避免搞集团政治，要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分歧，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谋求利益互动，从根本上制止和防范战争，不断巩固和平，特别是要通过发展来促进和平，主张通过各国的共同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来解决全球性的战略难题，消除世界范围内战争、动乱和紧张的经济根源。

　　二是武力自卫的防御原则

　　在认识到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和平原则，在军事上必然体现为奉行积极防御战略。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就有着丰富的意蕴，也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主流与特色，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与理论中，更是得到大力弘扬。

　　慎重对待战争，反对率先开战。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战争不仅特别重要，而且日费千金，损失极大。基于战争的极大的破坏性与风险性，孙子主张，对待战争手段，要慎之又慎，切勿意气用事，贸然兴师。慎战思想，有利于对战争保持一种冷静、克制的理性态度，减少运用战争手段的盲目性。为此，孙子强调：“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而应坚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原则。这一思想，是基于得失利害的现实分析。孙子认识到，战争作为一种极其危险的谋利工具，搞不好便会造成人员死伤和国家灭亡，而“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到那时候，后悔也就来不及了。为此，孙子反复提醒人们，对待战争，“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与好战相比，慎战的战略思想，有利于制止和防范战争，减少因盲目冲动而诉诸战争的可能。这也是积极防御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方面，特别强调要避免主动挑起战端。例如，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四十年前，在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当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就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会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在当今世界大大小小的有核国家中，惟有中国有这样负责任的承诺。

　　坚持后发制人，奉行攻势防御。孙子的慎战思想，表现在军事战略选择上，必然选择积极防御。这是他既反对好战，也反对“偃兵”的逻辑必然。中国的防御既然是积极防御，就必然是攻势防御，贯彻和体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打则已，打则必胜”的战略原则。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是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所规导的，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从毛泽东起，中国领导人就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该在国内实现民族平等和维护人民利益，而且应该在国际交往中推行和平外交，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正当利益，不应该奉行扩张主义的政策，更不能运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发展和平力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在军事战略上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军事力量是防御性力量，是积极推动国际、地区和全球的军控和裁军，为促进国际和平与维护地区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的武装力量。

　　进行有限反击，促成以战止战。以战止战，是防御性作战原则在防御性作战中的具体体现。慎重对待战争，决不首先运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并不能完全促使和避免其他国家对我运用武力。对于积极防御来说，不仅要善于制止、推迟和化解可能出现的战争，而且要敢于、善于打赢敌人强加于我的战争，通过取得正义战争的胜利来制止战争。把战争作为一种防御性手段，就强调用正义战争对付非正义战争，用反侵略战争来对付侵略战争。这种以战止战的战略选择，必然要求自觉限制武力使用的类型、规模和时空范围，设法通过有力打击来传递意图，展示实力，表达决心，用行动来制止战争升级。在以战止战方面，毛泽东展现了高超的战略指导艺术，在人民解放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边境自卫战争中，毛泽东一再向世人表明：“中国人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能干。”“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打，而且要打到底。”这不仅仅是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而且也表明了我国对胆敢来犯之敌将实施坚决打击，以实战维护和争取和平的坚定决心。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直高度关注，在美军飞机屡次越过边界，对我东北地区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和破坏，美地面部队直逼中朝边境之时。毛泽东毅然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历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都是在坚持后发制人的原则下，对进攻性防御作战做出自觉的限制，以通过有力打击敌人来及时制止战争，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是以战止战思想的体现，是我国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是深沉久远的人道精神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其手段的选择与方法的运用，就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道德的和社会的限制与约束。只顾目的，不约束手段，是无法达成目的的。在战争中，如果不顾及政治的约束，使自己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即使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也难以赢得人心，赢得政治。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兵学，一直注重对战争道义的倡导，为人类的战争伦理谱写了一曲曲千古绝唱。

　　注重道德约束，突出政治诉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文明古国，都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这种暴力活动，是来自于本能的冲动、复仇的欲望、宗教的狂热或利益的贪婪，还是来自于道德关怀和政治诉求，在不同的文明区则有着极大的区别。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特征是柔性、水性、女性、文性和防御性，体现在战争上，就是强调战争道德和道义。25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连年征战，为孙子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基础，而诸子百家的智慧则为其提供了直接的精神营养。儒家的仁学关怀和政治理论，折射了苦难人民在长期战火煎熬中的心灵呼唤。这种呼唤，在孙子的兵学视野和价值取向中也得到了反映。在谋划战争的总论中，孙子把“道”作为五事七计之首，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并提出，“道”的实质是“民与上同意”。在论将道时，孙子把“仁”作为五德之一，要求为将爱卒爱民，惟国是保。在谈及用间时，孙子还不忘提醒人们：“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这些都体现了孙子注重从道德、政治的高度来思考和谋划军事活动，认识和分析“诡道”、“用间”之事，把兵家权谋，用兵打仗，作为实现道德目标和政治目的的手段，始终注重从道德和政治的高度来统驭战争，把一切军事活动始终置于道德自觉和政治自律的基础之上。这在毛泽东的战争实践和战争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认为，作为政治斗争的最高手段，战争必须始终考虑政治上的得失和人心向背，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捍卫国家根本利益作为最高原则，在武力使用中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实施正义战争，反对不义之兵。孙子认为，作为“死生之地” 的政治工具，战争这种国之大事，是“日费千金”，“存亡之道”，所以，“不可不察”，必须慎重对待。解决矛盾的最佳战略是伐谋、伐交，战争只是不得已的下策和最后选择。即使运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也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必须符合“道”，即必须具有正义性。自孙子以来，反对不义之战，成为中国历代杰出战略家的共识。政者，正也；征者，亦正也。即出征、征战的动机和目的是为弘扬正义惩罚邪恶，表现了强烈的民本意识和人道精神。在帝国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时代，毛泽东全面、系统、科学地论述了正义战争理论，把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作为战争正义与否的最终标准，并力主避免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支持和实施正义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进一步指出，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和武装干涉，主张制止各种非正义战争，提倡冲突各方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对从事正义战争的一方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严格限制手段，自我控制暴力。孙子主张从政治的高度来严格限制战争暴力，争取“役不再籍，粮不三载”，以休养民力，体恤民生，对士卒要视“如婴儿”，“如爱子”。穷兵黜武，滥用暴力，历来为中国的战略家所不齿。在当今世界上，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都是不可取的。以政驭兵，必然要求对兵家之事进行道德、和道义上的关注，力争以合乎道义的方法和途径来使用和管理兵事，把合乎道义作为军事活动的边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中就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革命人道主义，把优待战俘作为重要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更加注重遵守武力问题上的一些国际法规范和人道主义原则。能不打就不小打，能小打就不中打，能中打就决不大打。坚持正义与非正义，是目的、结果与手段三方面的统一。坚持举义旗，兴义兵，行义战。

　　重视人的权力，贯彻人道精神。重视人的权利，切实维护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孙子指出，将帅的优良品德，就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这就是说，军队和武装力量的作用，最终是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用来掠夺其他国家人民、满足统治者的私欲。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的军队，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仁义之师、文明之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这支军队的惟一宗旨。孙子主张优待战俘。他从战略高度提出，要取敌之利，必须“卒善而养之”，这样，才能弥补自己的损失，更快地战胜敌人，实现“胜敌而益强”的目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我军始终严格执行这一俘虏政策，对被俘人员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不搜腰包，医治伤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仍始终实行人道主义，对数万被俘美军和南朝鲜官兵进行各方面的人道关怀，这与美国惨酷虐待我军被俘人员的罪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注重道德约束，讲究政治自律的中国战争理论，并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和迂腐的政治教条，而是把道德关怀、政治诉求的价值取向与机动灵活的用兵方法结合起来，讲求作战指导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兵以诈立，通过用谋斗智来求利谋道。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中，既强调战争的道德，又讲求战争的用谋斗智，这自孙子以来就一以贯之，在当代中国主流战争理论中体现得更充分。孙子特别指出：“兵者，诡道也”，这就是说，从战争的军事对抗角度看，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智力角逐，这种对抗的实质，是不同于常规认识的诡道逻辑。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条件作基础，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因此，对战争虽然要注重道德和政治的关怀，但却不能在作战中采取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对敌人要善于隐真示假，设计用谋，调动敌人，以造成敌人的过失，剥夺敌人的优势和主动。毛泽东出神入化的战争指导艺术，创造了许许多多以弱胜强、以小胜多的战争奇观。

　　因敌制权，把战争的计划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孙子认为，行军作战，胜负首定于庙算，做好计划。“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无算想取胜更是无从谈起。不仅如此，还要在作战行动中做到因敌而制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说，科学的计划要与灵活的应变结合起来。从战争的博弈特点来突出作战指导的权变性，是中国战略思想的精华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主流战争理论的重要特征。毛泽东认为，战争的计划性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事先作出计划，以赢得战争主动，避免盲目应对极为重要。但是，战争计划，必须要在作战中灵活执行。灵活性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就是灵活地使用和变换战术，是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总之，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的具体执行要有灵活性，惟此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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