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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如嵩:以战略文化为龙头推进《孙子兵法》的研究

http://jczs.sina.com.cn 2004年11月02日 13:14 舰船知识网络版

      声明:本文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供《舰船知识网络版》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四年前,我在上届大会曾经提出,面对新的世纪,孙子研究的支点应转移,领域应扩充,层次应增位。四年来,形势发展十分迅猛,信息时代的气息已反映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军事领域,信息化战争这一崭新的战争形态以及与之俱来的战争新概念、新观点向包括孙子
兵法在内的许多传统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大会提出的“孙子兵法与战略文化”的主题无疑顺应了客观形势的发展,是十分及时的,非常必要的。

  把战略文化引入孙子研究,正是孙子研究新的支点,新的领域,新的层次。因此,以它为龙头就可能使孙子研究别开新的生面,向前提高一大步。

  战略文化这个概念,早在1949年美国就提出来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探讨,战略文化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成果。

  中国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也迈出了新的步伐,涌现了不少学者,值得提到的是本届大会组委会主席李际均中将。他在《论战略文化》一文中对战略文化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争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

  循着这一思路去寻绎中国战略文化的脉络,不难发现,《孙子兵法》的战略理论是中国战略文化最杰出、最古老、最典型的代表。也只有把《孙子兵法》置于中国战略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进行综合考察,才能真正凸显出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战略文化的高度和视角研究《孙子兵法》无疑会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它的本质特征,正确分析它的理论意义,真正了解它的现实价值,以及切实掌握一种新的研究路数,抛弃乃至唾弃某些陈旧过时的研究方法。

  用战略文化来统领孙子文化研究,它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和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这里,我着重从当前孙子研究三个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谈谈如何从战略文化的高度去审视它,认识它,研究它。

  一、倡导孙子慎战、全胜的和合战略文化

  孙子研究有两种路数:一种是传统研究方法,一种是对孙子进行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这第二种路数最能够显现出它在战略文化层面上的光辉及其永恒的魅力。

  《孙子兵法》开章明义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必须慎重对待。其后,它又不断强调,对于敌国的威胁,要“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告诫君主和将帅,对待战争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兵凶战危,“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兵家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其根本精神都是和合文化,从来都倡导亲仁善邻、积极防御。《晏子春秋》的论述是有代表性的:“不侵大国之地,不耗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内篇问上第三》之第五)

  在战争观上,兵家认为“自古知兵非好战”,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道家追求建立一种“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理想社会,主旨都是相同的。

  战略文化的本质是民族性,中国战略文化的底蕴深深值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之中,因此,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形成的和合战略文化将会世代承传,发扬光大。

  二、《孙子兵法》的文化属性必须从思想文化上寻求答案

  一个阶级、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战略文化是与当时的历史因素、地缘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的,具有稳定的承传性,不是随意可以改变的。

  目前,关于《孙子兵法》文化属性的讨论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所谓文化属性是指《孙子兵法》属于齐文化还是吴文化,抑或齐吴文化兼而有之。

  由于《孙子兵法》的成书过程既缺乏充分的历史文献也缺乏必要的地下文物作佐证,因此,要确切判断其文化属性便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孙武是卫国人,出自姬姓,卫国是周武王弟康叔的封地,都城帝丘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40公里处。因此,孙武是今河南人,而不是今山东人。其故里在河南濮阳。

  一种观点认为孙武出自妫姓,是陈完后代,但其故里却在山东临淄。我在这里需要插说一句,这种观点显然有明显的矛盾。因为陈氏得姓之源是妫满。周武王封他于陈,胡公妫满便是陈氏得姓立国的始祖。而陈国都城在今河南淮阳。如果按陈(田)的得姓之源、祖籍所居、郡望由来,那么,孙武的故里在今河南淮阳,与今山东也无关。

  诸如此类的观点有许多是需要详加考证的,是要靠史料、靠史实说话的。对此,我与霍印章先生的《正确对待孙子研究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2期)已详加考辨,在这里就不再赘说了。

  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的是,关于《孙子兵法》的文化属性问题,如果从战略文化的高度去思考,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去探求,就有了宽大的视野,清醒的思维,不至于迷失了我们的方向。

  众所周知,《孙子兵法》不是平常的书,孙武也不是一般的人。孙武是时代的巨人,其书是时代的巨著。把孙子其人其书放在他那个时代去评价,无论你如何赞美都不过分;放在他那个时代去探求,无论你怎么考辨,都不会治丝愈棼。

  产生这一巨人巨著,固然必须要有产生巨人巨著的时代条件,除此而外还要具备他所生长的国度、家庭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和天赋等诸多条件,不然,这样一部旷世绝伦的兵学经典是不可能轻易产生的。

  毫无疑义,春秋末期,齐国和吴国这样的大国为孙子提供了撰著孙子兵法的前提条件,而卫国则显然不具备。因为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卫康叔立国之初,卫国是大国。但是500年后的卫国已经沦为小国,失去了产生巨人巨著的土壤。

  从家庭条件而言,《孙子兵法》所反映的革新进步的军事思想,只有代表新兴力量又是军事世家的陈(田)氏家族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那种认为孙武是卫国孙林父之子孙嘉的族人的观点,则把孙武的家世定性为叛臣逆子、卖主求荣的市侩庸碌之家,这种观点不仅不合史实,也有背事理。

  从个人条件而言,孙武必定是大智大慧之人,否则他绝不可能写成在军事上博大精深,在文学上字字珠矶的兵学圣典。不言而喻,把孙武说成是田开彊,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总之,从《孙子兵法》的字词内容就可看出,它是齐文化与吴文化的结晶体。它源于齐文化又高于齐文化,植根于吴文化,又高于吴文化。以它同吴越兵法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既讲进攻也讲防御,但着重于战略进攻;它既讲阳刚也讲阴柔,但更着重于阳刚。以它同齐鲁兵法相比较,它开放进取的时代气息,兴霸成王的政治诉求,以及军制体系、战术要求,吴越背景等等又不同于齐文化。这样的著作,如果不是深受齐吴文化熏陶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它在思想文化上的齐吴文化属性深深地铭刻在它的字里行间。

  三、借鉴孙子的诚信精神,建立企业的诚信文化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由于其哲学思辩的真理性也被广泛运用到非军事领域,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孙子研究值得深究的前沿问题。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孙子兵法》的泛用而被庸俗化了,甚至把一些不讲诚信的商业行为,说成是对《孙子兵法》诡诈之道的活用。

  不错,《孙子兵法》确有不少关于诡道的论述,然而它那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对敌斗争的手段。至于商业活动的目的是要赢得市场,赢得顾客,这就要讲究信誉,讲求道德。认为《孙子兵法》是诡诈之书,是对它的误解,把社会生活中一些欺诈行为归罪于《孙子兵法》是对它的亵渎。必须看到,其实《孙子兵法》非常重视“信”,它把“信”列在为将五德的第二位,强调将帅要有诚信、威信。

  在《孙子兵法》中,“信”甚至还可以理解有信仰的含义,与《论语》中所主张的“主忠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信”的概念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随着市场经营活动的日益规范,诚信的重要性将愈来愈突出。不难设想,今后在把《孙子兵法》运用到经济活动的实践中,不仅孙子的诚信精神将被企业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还将会随着兵法经营实践的日益丰富和健全,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从理论上指导经济活动的《兵法经营学》之类的著作一定会应运而生。

  孙子是一种文化现象,要推进《孙子兵法》研究的深入,从纵的方面说,要把它置于中国兵学文化的长河之中;从横的方面说,必须把它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争取在战略文化的层面上一展《孙子兵法》研究的风采。

  相关专题:孙子兵法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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