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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秦兵学文化中，齐国兵学占据突出的地位，它不但拥有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等一大批著名兵学理论家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等一大批兵学名著，而且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

　　齐地的土著民居为东夷人，东夷人以尚武善战而著称。太公封齐治国因其俗，使东夷人尚武之俗得以延续与传扬，并成为齐国兵学文化之源。

　　东夷人的尚武之风，从“夷”字由“大”和“弓”组成可以窥探到一点信息。从文献记载看，东夷人好战，弓箭的发明或与之有关。《说文》谓：“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说文通训定声》云：“夷，东方之人也。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山海经·海内经》说：“少皞生盘，盘是始为弓矢。”可见，从“夷”字之造字，乃至文献记载，东夷人是有尚武善战之习俗的。

　　东夷族曾涌现出许多骁勇善战的军事领袖，其中蚩尤和后羿即为代表。宋罗泌《路史·后纪四》注引《世本》曰：“蚩万载作王兵、戈、矛、戟、酋矛、夷矛。”据《龙鱼河图》记载：“黄帝摄政，有蚩尤史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驾，威震天下。” 此记蚩尤完全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战神。此后，蚩尤作兵伐黄帝，并邀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以助战，被黄帝战败而杀之 。但蚩尤作为勇猛果敢的战神风范，受到世人尊崇。《皇览·冢墓记》云：“蚩尤冢，民常十月祀之。”《龙鱼河图》亦云：后来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后来刘邦起兵，既祠黄帝，又祭蚩尤。齐地有八神主之祀，第三神主就是“兵主”，祀蚩尤 。

　　后羿是东夷族尚武英雄的又一代表。在有关后羿的传说记载中，皆以善射而闻名。《山海经·海内经》曰：“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后羿之功业是与他的勇武联系在一起的，以其勇武善射而为民除害。《淮南子·本经训》记载：“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后羿因尚武善射而成，亦因之而亡。“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信用佞幸，被“杀而烹之” 。故屈原慨乎其不得善终：“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兮，浞又贪夫厥家。” 后羿虽不得善终，然其尚武善射之威名还是传颂古今的。

　　东夷人的尚武之风，直春秋战国时的齐国相承而盛，成为齐国争霸称雄的重要手段之一。齐国君臣上下莫不尚武，齐桓公、管仲以“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作为国之栋梁之一，认为“武勇者长，此为天之道，天之情” ；只有“巧伎勇力” ，方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 。齐庄公“陈武夫，尚勇力” 。《公孙龙子·迹府》记载说，齐湣王好勇，选臣用士要看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敢不敢与人搏斗，如果“见辱而不斗”，则不为所用。由于齐国的尚武习俗为臣臣上下所倚重，以致于“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 ，“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 。出现了像公孙接、古冶子、田开疆那样的“以勇力搏虎闻”、“仗兵而却三军者再”的勇士，晏子因其无礼而欲杀之，景公担心“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 ，晏子设计杀之，此为“二桃杀三士”之故事。可见三勇士武技之高超。齐国有重战尚武之习俗，军事实力不断得到加强，正如《史记·张仪列传》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地广民众，兵强士勇。”同书《苏秦列传》亦说：“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齐之强，天下莫能当。”齐国军事力量的强大，终成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之大业，与齐国的尚武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尚武传统为齐国兵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况且，齐人之技击恐怕就是“兵技巧家”吧！

　　技击乃齐国武技的精华。《荀子·议兵》云：“齐人隆技击。”即说齐人推崇作战杀敌搏斗的技巧，这可以说是最原始的武术。自齐国首创技击之后，两千多年来，技击一直是中华武术的代名词，成为行武和自卫的有效途径。《汉书·刑法志》说齐湣王“以技击强”。齐湣王时，“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 。齐国在与列国争霸称雄的较量中，其技击起了重作用，特别在单兵作战时，其技击的优势更加明显。至于技击之法，缺乏文献记载，无法说明。然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的《孙膑兵法》残简《略甲》中记载了一条珍贵的技击资料：“左右旁伐以相趋，此谓钅畟钩击。”即先用左、右手从侧面横击，紧接着向前猛烈冲击。这仅仅是技击中的一种技巧。《汉书·艺文志》列有“兵技巧家”：“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功守之胜者也。”《庄子·人间世》也说：“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阳”指显而易见的技巧，亦可以理解为正面攻击；“阴”指隐秘的招术，亦可谓暗中的伤害。阳兼阴合，用以出奇制胜。齐国的技击就属于这种兵家技巧，阴阳穿插更替，招式明暗多变 。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兵学之所以能出类拔萃、率先卓异于其侪辈，首当归于其悠久的兵学传统。

　　兵学是人们在广泛的军事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由感性经验认识升华到科学理性认识的产物。先秦齐国兵学诞生于渤海、黄海之滨，东夷故地，吸收和消化其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是很自然的 。早在大汶口文化中的中、晚期，东夷族在氏族部落内部就出现了专职军事领袖。如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M19墓与其他墓葬不同，该墓“除随葬旌柄(即骨雕筒)”之外，在人架腰际还随葬一暗褐色、夹砂质牛角形号角，号角周身饰瓦纹，兼饰篮纹，吹之呜呜有声；颧骨右侧置一石钺，石钺体胎扁薄，磨制极精，刃部锋利，无使用痕迹。石钺属砍杀一类兵具，陶质牛角形号角是发布命令之具，很明显，这两件器物也与战争、征伐有关。M19人架内骼粗壮，个体高大，为二三十岁左右男性。随葬典型器物中可辨明用途的，多与战争、征伐有关。”并据此判断该墓主生前的身份很可能属于职业军事领袖一类人物 。战争是造就军事家的摇篮。兵主蚩尤及后羿盛名远扬，被后人敬奉祭祀，其军事实践经验与教训自然在东夷故地影响至巨，成为源远流长的齐国兵学长河中的泉源和生生不息的积极因子。

　　姜太公是周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奇计与韬略成为中国古代谋略智慧的典范。作为西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因“功冠群公，缪权于幽” ，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姜太公)为首封” ，成为齐国之开国之君。太公在辅周剪商过程中，其谋略智慧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美女奇物献商纣，救文王脱羑里。其二，“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由于周的力量还比较弱，不足以推翻商纣，太公一方面让文王假装对商纣忠心无二，另一方面阴谋修德，以取得诸侯的拥护。几经努力，周之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占据了今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大部，并达到江汉荆楚巴蜀之地，形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优势局面。其三，牧野决战，“师尚父谋居多”。关于牧野之战的经过史书多有记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太公对于牧野之战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首先，太公既是周师的统帅，又是作战的主将。他帮助武王制定作战的方略，取得了在战略战术上的主动权，使得牧野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样板。太公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鼓舞了士气。《诗经·大雅·大明》形象地描述道：“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其次牧野之战周师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得力于武器及奇袭战术。太公在作战开始时，以大量战车甲士猛袭纣军，实施突击作战，利用战车的机动性和冲击力，一举击破纣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牧野之战的胜利是与太公军事指挥艺术和雄才大略分不开的，正如有人评价的：“其胜利之获得，与其谓由于军事，毋宁谓由于政治或权谋更为适宜。”

　　太公的政治、军事谋略，不仅表现在如何使战争取得胜利，而且也表现在如何巩固胜利。《史记》中的《周本纪》和《齐太公世家》记述了牧野之战后太公协助武王做出的一系列举措：(1)“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即武王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之旧都，继续治殷，实行以殷制殷，以安抚殷民。同时以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以监督之。(2)释箕子及百姓，表商容之闾，封比干之墓，使受商纣之害的贤人和百姓得到昭雪，以表示对贤达的尊崇和政治上的开明。(3)“散鹿台之财，废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意在表明周室关心民众饥寒，弛赋税之征，从而争取民心。(4)大举分封先圣王之后裔，“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另外，还分封亲宗及功臣谋士。这些措施，不仅争取安定了民心，而且安抚稳定了中原各诸侯，特别是仍具有影响的诸夏先圣王之后裔。姜太公在辅周灭商及周初封都建国过程中，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思想和谋略。司马迁对此评价道：“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楚辞·七谏·沉江》亦云：“纣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吕望。”正是因为如此，武王在分封功臣谋士时，以太公为首封，表彰了太公作为功臣谋士的显赫功绩。

　　姜太公封齐之后，确立了通权达变的建国方针。面对势力较强的东夷人与之争国的严峻现实，太公没有采取彻底革除东夷人的旧俗而严厉推行周朝的礼仪制度的策略，而是简其礼，因其俗，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灵活务实。太公没有按照周室的那些礼仪制度来要求规范东夷人，对东夷人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不像鲁公伯禽对待土著居民那样“变其俗，革其礼”，而是沿袭旧制礼俗，不强制干涉。这种民族、文化政策，有利于缓和当时周人和东夷人的民族矛盾，有利于太公巩固其统治地位。太公对待土著东夷人在礼俗方面的态度，体现了他的深谋远略。

　　由于太公在辅周剪商、封齐治国实践中表现出卓绝的政治军事谋略智慧，“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汉志》等史书记太公之书有《谋》、《言》、《兵》，独不言现传世的《六韬》。而《六韬》是记录太公谋略思想的书，专言谋略是其特点。由此推测，《谋》、《阴谋》、很可能就是现在所见的《六韬》。《六韬》之称谓当是据《阴谋》即《谋》所言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之六种智谋韬略而出。由此，《谋》《阴谋》《六韬》三位一体，是记录姜太公这位谋略大师谋略的珍贵历史文本。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 太公正是这样一位“先谋后事”的一代谋略宗师，他的谋略智慧，成为齐国兵学的重要特色，太公也由此成为齐国兵的奠基者 。

　　齐国兵学自太公奠基之后，薪火相传，特别是到了春秋戟国时期得到了高度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兵学理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记载：“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管仲相齐，承继太公治国方略，不是生吞活剥的照搬，而是经过扬弃，行合于时代需要者，故有“复修太公法”。《国语·齐语》对此记管仲言曰：“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管仲认为欲成就霸业，不能像其他诸侯国那样，显露地正卒伍、修甲兵。因此他主张“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即所谓“作内政而寄君令”，将家、轨、里、连、乡等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在一起，“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相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这是管仲军事思想的特出之处。也只有像管仲这样的经略家才能提出并实施如此实用的治军思想。《管子》一书有《兵法》篇，《制分》、《地图》、《九变》三篇通篇也都是谈的兵事，《幼官》、《七法》、《参患》诸篇也夹杂着大量的有关谈兵论战的文字。《管子》书谈兵论战之篇章，虽未必是管仲亲著，但系管仲学派所为，同样的反映了管仲的兵学思想。

　　春秋晚期，被擢用于伍闾之中的田穰苴，因统兵击败来犯之燕、晋之师，又被尊为大司马，由是称之司马穰苴。至齐威王时，“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其后，孙武、孙膑承其绪，续其航，各自撰著了杰出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领城里划时代的理论革命，成为中国兵学文化的一座丰碑。

　　在齐兵学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时代，群星璀璨，荦荦大大者，前有经略大师管仲，后有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兵学名家。他们既有实际指挥军事斗争的才能和实践经验，又有科学理性的兵学理论。正是由于他们辉煌的军事实践及其传颂直今的兵学名著，才有齐国兵学甲天下之嘉誉。

　　《司马法》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兵书，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其虽非完全是司马穰苴亲著，但与穰苴兵学及齐国兵学却关系密切。《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曰：“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看来，穰苴兵法和古《司马兵法》已在齐威王时编辑在一起，称之为《司马穰苴兵法》，今本《司马法》是其残本。今本《司马法》仅存5篇，哪些属于古《司马兵法》，哪些属于穰苴兵法，已无法判断。因穰苴既能“申明”自古王者而有的司马法，又有自己的兵学理论，故其兵学既有对古之司马法的继承，又有创新与发展。明代刘宣在《司马兵法直解》所云：“《司马法》者，周之大司马之法也，司马掌邦政，统之师，平邦国，乃六卿之夏官，入则佐关子以治国，出则戎兵以治乱，乃王者仁义之兵也。武王即平殷乱，封太公于齐，后子仍为齐侯，故此法传于齐。桓公之世，管仲用之，变而为节制之兵，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变而为权诈之兵，遂能却燕晋之师。景公以穰苴有功，封为司马之官，后世子孙号为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方成，此书又远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数十篇。”此论讲穰苴在承继申明古司马法的基础上，变“仁义之兵”、“节制之兵”而为“权诈之兵”。刘氏将穰苴兵学主旨归之于“权诈之兵”，虽有以偏概全之误，然观《史记》穰苴之治军实践，其重谋尚权之道，还是明晰可稽的。

　　司马迁认为，“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穰苴能申明之”，“《司马法》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 。从太史公的记载看，对古王者《司马法》“能申明之”、“能绍而明之”者，以齐人居多。到战国时期，“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丈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马司穰苴兵法》。” 由此可见，《司马穰苴兵法》成书于战国齐威王时的齐国，其制作者就是“大夫”，就是当时被尊为“列大夫”的稷下先生。其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大夫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二是司马穰苴兵法及他对古者司马法的申明文字，三是大夫们追论古者司马法时加进去的他们阐发解释的文字。今本《司马法》应是《司马穰苴兵法》的残本，《汉书·艺文志》著录155篇，今存5篇，即《仁本》、《天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另外在《御览》、《通典》、《文选》等典籍中还辑有一定数量的佚文。虽然我们已无法分辨《司马法》中哪些为穰苴兵法，但《司马法》中有反映穰苴兵学的内容是毋庸置疑的。

　　齐国兵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绵延相承，代有人出。至孙武《孙子兵法》出，齐国兵学臻于高峰，秀出于诸侯列国之兵学，它不但是齐国兵学的最高成就和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先秦兵学的代表。其后中国兵学的发展无不受孙武兵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波及海外，《孙子兵法》被称之为“兵学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子兵法》是孙武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是一个博大精深又缜密完整的兵学理论体系。其中在战争观、战略战术原则和军队建设思想等方面都有精辟的分析和阐述。其杰出的理论贡献，使之成为中国军事思想史的里程碑。

　　孙膑是齐国兵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兵法是齐国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膑坎坷与传奇的经历、运筹帷幄的谋略智慧，传颂千古。但也曾为后世留下了种种悬案。

　　《孙膑兵法》是孙膑及其弟子编著的一部兵学著作，是孙膑继承齐国兵学思想、总结战国中期战争规律及自己参与的军事实践经验的结晶。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孙子吴起列传》也说：“孙子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后人曾对孙膑及其兵书有过种种猜测和怀疑，但随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简本《孙膑兵法》，证明《孙膑兵法》在先秦即已流传于世。《孙膑兵法》本身透露出孙膑有弟子并参与兵法的编撰。从《威王问》记有“孙子出而子弟子问”来看，孙膑有弟子随其学兵法；从《擒庞涓》“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与《陈忌问垒》“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等颂扬孙膑之言看，应是孙膑弟子的言论。

　　关于《孙膑兵法》的成书时间，应在战国中期为适宜。太史公说“孙子膑脚而论兵书”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可知孙膑撰著兵法在其受刑蒙辱回到齐国以后。而其撰写兵书最适宜的时间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桂陵之战以后至马陵之战前的10余年间，二是马陵之战后隐居时间。《孙膑兵法》中涉及的主要史实及历史人物如齐威王、田忌、魏惠王、太子申、庞涓都在战国中期，其主要思想如“战胜而强立”、“富国”、“强兵”与战国中期齐国的时代特征及齐威王改革思想相一致，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将孙膑与老聃、孙子、墨翟、关尹、列子作为学派并提，且指出各派学说的特点，由此推论孙膑有其著作，并成书于战国中期 。

　　孙膑兵学的全貌，由于《孙膑兵法》的一千多年的失传及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膑兵法》的残缺不全，已无法全知。不过，通观竹简《孙膑兵法》，仍可以窥见其基本内容的大概。

　　孙膑兵学是在继承前人兵学思想和总结战国时期“诸侯力攻，争相并” 战争特点基础上形成的。他主张慎战、重战、备战，但更强调“战胜而强立”。

　　孙膑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其一，战争关系到国家社稷的生死存亡。取得战争的胜利固然可以存亡继绝，但若失败，则导致“削地而危社稷”。所以要得视战争。其二，孙膑主张慎战，反对穷兵黩武，也不能因喜怒哀乐而发动战争，否则就会产生“乐兵者亡，而胜兵者辱”的非剧。其三，战而有义有备。进行战争要坚持正义，而且要积极备战，而者兼备，守则能固，战则兵强。需要指出的是孙膑已初步揭示了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结和手估，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别，其区别的准则在于民心的向背与社会的治乱。孙膑认为，只要战而有义，就要毫不犹豫地进行战争。《孙膑兵法·见威王》明确告诉齐威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并以古代帝王所进行的征伐战争为例，强调战争除暴救乱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孙膑说，古时候，像神农讨伐补遂，其帝战蚩尤于涿鹿，尧伐共工幽州，汤放桀，周武王伐纣于牧野，周公东征平商奄，这些都是通过战争胜利而实现天下大治万民归附的。孙膑还提醒齐威王，不要妄信那些坐而论道、无所作为却又满口片面仁义道德、不合实际的迂阔之论。他强调说，那些功德不如五帝、才能不及三王、智谋赶不上周公的人，却说什么我要积累仁义，推崇礼乐，不用武力就能禁止争压和战争，平治天下，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即使像尧舜那样贤明的帝王，并不是不想那样做，而是无法办到。所以说，只能用战争的办法来禁止战争，“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总之，孙膑“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是战国时代诸侯争战称雄，兼并统一形势下的产物。他已初步揭示了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作用及不可避免的客观性，又是指出了战争有政和非政两种性质，主张有义而战，反对无义之战。同时，孙膑主张 慎战、备战，反对穷兵黩武。

　　在先秦兵学中，齐国兵学是一座丰碑，占据核心和主导地位，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齐国成为先秦时期的兵家文化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呈现出空间的异采。成为“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的时代。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已经失去了掌控各路诸侯的强大实力，诸侯各国争霸称雄，展开了封建割据的兼并战争。战争成为兵家学说兴盛的推动器，伴随着百家争鸣热潮，出现了齐国兵学、秦晋兵学、南方兵学(以楚、吴、越为主体)等地域性兵学流派。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兵学统派中，齐国兵学影响最大，居于主导的核心地位。

　　1.具有一批杰出的兵家代表人物

　　齐国有着悠久的兵学传统，先齐时代的东夷民族即尚武重战，姜太公吕尚封齐建国，成为齐国兵学的奠基者。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攻，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记载唐代兵学家李靖说：“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尊太公为鼻祖的兵学派代表人物已不可考知，但从后世流传的多种《太公兵法》 的整理与编著看，太公兵学派应是存在。同样，《管子》中有若干兵学文字，虽不能具体言其作者是谁，但可以肯定它是管仲学派中的兵家一支根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之文档、遗言而编著的。而作为杰出的中国古代兵学家的孙武、孙膑、司马穰苴，不但是齐国兵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代表。在先秦其他兵学流别中，没有哪家能与齐国兵学可以比肩。特别是孙武，被称为“兵圣”，“武圣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家之神”，“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由此可以看出齐国兵学代表人物在古代兵学中的地位。

　　2.具有一批著名的兵学著作

　　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兵学著作以齐兵学著作为最多。宋人编《武经七书》，收录先秦兵书五种，属于齐国兵学系统的就有《孙子兵法》、《司马法》、《六韬》。另外齐兵学著作还有《孙膑兵法》、《管子》兵法、《子晚子》(今佚)。关于《管子》中的兵家言论，《兵法》、《制分》、《地图》、《九变》通篇论兵事，《玄官》、《七法》、《参患》过半谈兵事，其他篇也有与兵学相关的论述。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兵学著作看，仍以齐国兵学著作为最多，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3.代表着先秦兵学的发展水平

　　齐国兵学不仅杰出兵家多、著名兵书多，而且是先秦兵学的主体，代表着先秦兵学的发展水平。孙武之所以被尊之为“兵圣”，《孙子兵法》之被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兵书，就在于孙武及其兵法代表着他们那个时代的最高兵学成就。孙武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兵学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兵学体系，从战争观、战略战术原则到军队建设，都有精深的论说。特别是孙武根据当时社会的社会变革及诸侯争霸战争的实际，认为原先以仁义礼让为核心的军礼军法(如周之司马法等)已不适应诸侯争霸战争，摒弃了过去那种“鸣鼓而战”之类的堂堂之阵、正正之兵的作战方法，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以诈立”、“兵者诡道”、示形用间等用兵原则，揭示了争霸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孙子兵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和变化，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其他兵学派别的理论成就无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齐国兵学之右。故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兵决评序》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也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从后人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齐国兵学不仅代表着当时兵学发展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中国兵学史上的丰碑。

　　4.齐国兵学的影响

　　齐国兵学是中国兵学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建树与灵活求实的可操作性受到人们的尊崇，至今仍不乏启迪意义。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齐国兵学，自产生的后就开始传播并受天关注。至战国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孙子热”，以致出现了如《韩非子·五蠹》所说的“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的局面。特别是其后的兵学家在其著述中或多或少地暗引、明引、袭用《孙子兵法》的文字及思想，如先秦的《吴子》、《尉缭子》、《鶡冠子》，唐代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宋代的《百战奇法》，明代的《登坛必究》、《投笔肤谈》等。近代以来，《孙子兵法》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已不仅仅局限在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探讨上，《孙子兵法》的非军事应用研究广泛展开，即把《孙子兵法》的某些军事原则借鉴应用于军事领域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如经营管理、市场竞争、医疗卫生、体育竞技、教学艺术、演讲技巧等，从系统论、决策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全方位地探讨《孙子兵法》的博大内涵，使《孙子兵法》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的学问——“孙子学”。

　　在国外，《孙子兵法》也倍受推崇，日本学者尾川敬二在《孙子论讲·自序》中称孙武及《孙子兵法》是“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说：“《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法著作，但其内容之全面与理解之深刻，迄今还无人超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孙子兵法》有朝鲜文、日文、英文、俄文、越南文、泰国文、缅甸文、马来西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荷兰文、希腊文等20多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在世界各地流传，反映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齐国兵学及中国兵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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