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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被广泛阅读的战略思想著作。它也在世界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交叉”现象。1772年，《孙子兵法》首次被耶稣会教传教士让·约瑟夫·玛丽·阿米奥(Jean-Joseph-Marie Amiot)翻译成法文，从此，孙子吸引了一代代欧洲和美国读者。据说拿破仑 ·波拿巴就读过阿米奥的译本。到了近期，《孙子兵法》已经变取得了广泛的有如大众文化般的威名了。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和托尼·瑟普拉诺(Tony Soprano)可以熟练引用。

　　一本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兵书在当今欧洲和美国如此风靡，真是令人叹服。孙子兵法能令与其发源远隔空间、时间和文化的当代读者如此折服，充分证明了它的感召力。很多现代读者都着迷于孙子兵法的潜在应用以解决当前的问题和情况。军官为孙子兵法在现代战争中效用所鼓舞。公司经理热衷于吸取《孙子兵法》的经验用于商业策略。其他读者则感叹该书对各种形式的竞争和人际关系的洞察力。

　　新的《孙子》的英译本每年都有出版。其中许多译本根据具体的读者群采取不同的翻译角度。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适合经理人的、适合运动员的、适合战场上的勇士的《孙子》，甚至，学术的翻译也贴近这些大众化的处理方式。这是因为《孙子》是不朽智慧的宝库，其古老的语言中可以提炼出超越时间、空间和环境等一切因素的道理。这可不是说这种处理孙子兵法的方式没有价值。许多启人智慧和鼓舞士气的著作就是以这样的脉络才推出的。

　　我们研究《孙子》的目的倒是在于使用不同的解读视角来理解原文-我们希望提供一种历史解读。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历史方法的解读和其他对孙子兵法的解读有什么不同。简单说，历史方法的解读就是绝对优先考虑文本产生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第一步的假设就是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50-221年)中国的相关情况对于理解《孙子兵法》至关重要，这一时期的事件、社会和文化可以为我们破解该书文本的秘密提供不可或缺的工具。

　　具体来讲，本文把《孙子兵法》既当作一件历史物品也当作历史事件。尽管一般很少有人这么看它，一部作品就和一把剑或一件陶器一样是一件物品。人们不把书本看成物品因为书本事用语言构建的，因此，(按照这种观点)不能把书本当作工具来处理，而只是关于其他的更看得见、摸的着的东西的被动“报告”。这是错误的。与刀剑或陶器一样，书本是人类意识的产品，是为某特定功能和一套功能所设计的。

　　任何一部作品，不管它有多么单纯和无伤大雅，都具有其明确的社会功用。通常这些功用都在文本本身的安排设计上就已经明确了，如一封商务函或简历。在其他情况下，一部作品的某些或全部功能不会立刻表露出来(尤其实在远离文本产生的时间的情况下)。这时历史分析的方法可以帮助解读文本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当前的文本与其他相近的、较之先产生的或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找出其他参考或探讨我们关心的文本的作品或者我们这个文本提到的作品。就象考古学家分析考证他挖掘出来的坟墓葬品中的一件具体物品一样，出土文物进行考证，历史学家则通过与该文本产生的时空中的其他作品比较的方法阅读该文本，从而重构文本的重要意义。

　　承认《孙子》是历史物品，绝不是贬低其现代的力量与价值。认真研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若米尼( Jomini)或者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学者必须相当熟悉这些大师们工作的年代，才能理解其作品深层的战略背景和哲学观点。

　　不论是由于时代还是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研究孙子的学者很少能够具备类似的基础。我们就是想改正这个疏忽。此外，一部作品市针对某一特定历史条件所写的，并不意味着当它被传播到另一历史条件时就没有了功效。我们要分清历史物品和历史遗物的区别。《王子论》、《战争论》和《孙子》都不是死去了的纪念品，只对怀旧的人有益，相反，它们是进行战略分析的权威、生动的巨著。不过它们的当代意义必须通过对它们植根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历史条件的程度的衡量才能得知。不过，通过历史条件这个透镜去看待这些作品能够加强而不是减少其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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