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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洲际弹道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乌特金

　　(俄)阿纳托利·多库恰耶夫

　　　熊友奇 编译

　　当之无愧的“教父”

　　在当今世界上威力最大的Р-36MУТТХ洲际导弹依然在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兵中服役。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如此憎恶它，以致于想方设法要把它纳入裁军条约，以便彻底消灭它。2003年，俄罗斯决定将它的服役期再延长10～12年。Р-36MУТТХ级重型导弹(北约分类为SS-18，代号“撒旦”)可以携带10个分导式弹头，每个当量为75万吨。该导弹由俄“南方”设计局研制，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乌特金被认为是它当之无愧的“教父”。

　　我要说明的是，俄罗斯最厉害的洲际导弹的创造者既不是强硬的“鹰派”，也不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他之所以成为“撒旦”的创造者，仅仅是因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为了维持和平，必须建造这样一种令人恐惧的庞然大物。

　　“冷战不是我们发动的，”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曾经说过。“我不想列举苏联周围那些数量不断增长的军事基地，也不想说出部署在那些基地上的武器数量。这是一种严重的威胁。我们设计人员一直在寻找取得平衡的途径，我们的设计毫不逊色。我想起了1966年夏天，我们第一次向法国总统演示从竖井发射洲际导弹的一幕。那是在拜科努尔发射场，灼热的太阳烤着无边无际的草原。天气闷热，一片寂静。时间过得慢极了。五分钟准备宣布之后，气氛随着扬声器中倒计时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紧张。终于传来指令：发射！刹时，大地迸裂，火光、浓烟和尘土冲天而起，弹体在一阵可怕的躁动中现身。轰鸣声越来越大，撞击着人们的耳膜。就在发动机庄重的轰鸣声中，强大而令人恐怖的导弹进入了轨道……

　　戴高乐将军一动不动地站在观景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幅激动人心的场景，连声喊道：‘了不起！了不起！……’我们的译员也机械地重复着：‘了不起！了不起！……’当时我在想，但愿仅仅是演示而已，最好永远不会有真正发射导弹的那一天……”

　　一个经历过伟大卫国战争洗礼、目睹过核导弹盾牌对于国家安全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的人，不可能得出别的结论。

　　核盾牌的积极建立者

　　弗拉基米尔·乌特金从事导弹研究工作始于1952年，当时他还是一名刚从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分配到位于第聂伯罗夫斯克的“南方”设计局担任工程师。他在那里走过了一生的主要历程。他做过结构设计工程师、主任工程师，然后又领导过各种科研和设计单位：当过股长、科长、副处长、副总设计师。1967年，弗拉基米尔·乌特金被任命为“南方”设计局第一副总设计师兼第一副局长，1971年任总设计师兼局长。从1986年起，任“南方”科学生产综合体(包括“南方”设计局、“南方机械制造厂”、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和一系列其他机构)的总经理。

　　作为一名设计人员和科研管理者，弗拉基米尔·乌特金直接参加了现代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设计和建造工作。这首先包括苏联战略火箭军装备的、使苏联能够在核力量上与美国相抗衡的四种战略导弹。因此，乌特金理所当然地在苏联火箭制造业的杰出代表中占有一席之地。专家指出，在这些杰出的代表中，首屈一指的当数谢尔盖·科罗廖夫和米哈伊尔·扬格利。

　　在科罗廖夫的领导下，设计局先后研制出了著名的弹道火箭P-7(这种火箭将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尤里·加加林乘坐的“东方-1”号飞船送上了轨道)、P-9和PT-2，此后不久转向航天方面的研究，由扬格利领导的新“南方”导弹设计局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研究领域的主要机构。弗拉基米尔·乌特金是米哈伊尔·扬格利的继承人。1971年扬格利去世后，他忠实地接过了导师的接力棒。

　　“我们同这个领域的许多生产联合体、苏联科学院和军事专家们紧密合作，”弗拉基米尔·乌特金回忆说。“我们推出了科研和生产互动的新模式。如果说在航空工业中确立了‘设计局-试验工厂-批量生产’的结构，那么可以说，我们将这个链条缩短为‘设计局-批量生产’。这样更灵活，更省钱。”

　　乌特金不仅是一位学者、设计师和最大的导弹科研生产综合体的领导人，他还是一位具有战略头脑的思想家。让我们再听一听弗拉基米尔·乌特金本人是如何说的：

　　“对于总设计师来说，他的战略就是：如何花最少的钱找到可供选择的技术解决方案，以便回应潜在对手相应武器的部署。这种方法可以节省时间，避免人们常走的‘走弯路’和常犯的错误。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方法催生了我们独创的、非传统的解决方案，决定了我们导弹的面貌。具体地讲，这就是研制分导式弹头，研制通用的、迫击炮式的竖井导弹发射装置，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以保证液体火箭在加注燃料后连续多年担负战斗值班任务，并解决导弹在核爆炸条件下的抗毁问题……” 。

　　乌特金强调说，这听起来有点荒谬，然而事实的确如此：苏联科学家提高了战略力量的效能，这在客观上减缓了武器竞赛和各种武器部署的速度。例如，由于建立了分导式弹头和能够突破敌人反导防御系统的手段，迫使华盛顿放弃了“卫兵”陆基反导系统的研制计划，并在1972年签署了数十年后一直成为国际安全体系稳定基石的《反导条约》。乌特金正是因其“战略才能”为同行所称道。他的战友们今天出版的回忆录中大都讲到了“南方”设计局在他领导下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工作。有人讲述了前往第聂伯罗夫斯克和配件厂出差的趣事。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包括全苏试验物理研究所(位于萨罗夫市，其别称“阿尔扎马兹”更加出名)核研究中心核弹药总设计师斯坦尼斯拉夫·沃罗宁和尤里·法伊科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他们和试验物理研究所的其他人来说，前往第聂伯罗夫斯克出差是一件大事。萨罗夫的同行们正是借鉴了他们的经验才设计出了一系列的火箭：P-12，P-14，P-16，PT-23УТТХ，P-36家族。

　　斯坦尼斯拉夫说：“不久前俄罗斯媒体上才出现有关‘世纪争论’的文章。其实，这场被称之为‘小型国内战争’的争论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在苏联军工综合体内部展开了，争论的焦点是：当出现核战争威胁时，苏联战略火箭军应当以何种类型的核打击为追求目标。一些设计人员宣扬并坚持‘还击-迎击’思想，即打击应在侵略者的洲际弹道导弹离开发射装置但还未到达我国领土之时进行。‘还击-迎击’思想不要求对导弹竖井进行特别加固，以抵御核爆炸。这种竖井当然要便宜一些，但它们也许不能很好地完成遏制核侵略的军事政治任务。对不设防的竖井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总是很诱人的，何况措手不及的敌人能否及时‘迎击’还是个问题！米哈伊尔·扬格利早就坚信，必须在任何条件下，甚至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都要确保对侵略者实施核报复的能力。扬格利的观点得到了当时中央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科学研究所所长尤里·莫兹若林的大力支持，科学院院士姆斯季斯拉夫·克尔得什、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也站在他一边。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不弱。扬格利去世后，乌特金开始积极支持确保还击的思想。”

　　要使人相信这种思想并非易事。这需要完全不同的竖井发射装置——高强度、可抗核爆炸、能抵御袭击并确保对敌人的目标发射导弹。当然，这毫无疑问要多花得多钱，不过国家的钱从来没有被浪费。然而只有这个方案才能使核遏制保持高度可靠和长久有效。

　　带分导式弹头的洲际导弹、采用竖井发射，这一原则在战略火箭军中得到了坚定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一种导弹是P-36M，它后来演变成可带10个分弹头的P-36MУTTX和更晚的P-36M2。它们以SS-18“撒旦”的代号闻名于世。

　　“撒旦”的飞行试验始于1973年2月21日，1975年结束了在三种战斗装备状态下的试验。1975年12月30日“撒旦”开始装备部队。在此前一年(1974年12月25日)第一个P-36M团已经开始担负战斗值班。1980～1983年期间，在弗拉基米尔·乌特金院士的领导下，所有导弹都被更换为改进型。

　　当然，在谢尔盖·科罗廖夫和米哈伊尔·扬格利之后，我国核导弹盾牌的积极建立者并不止乌特金一人。然而，俄罗斯最有权威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弗拉基米尔·乌特金在建立核导弹盾牌中发挥了系统性的作用，某些确保核稳定的原则是与他的名字分不开的。

　　乌特金是在确保核报复基础上建立最优核稳定的积极创立者。即使在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的命中精确度大大提高的情况下，高度设防的发射井仍然使美国难以确定对俄罗斯发射井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结局。

　　弗拉基米尔·乌特金对巩固国家的防御能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南方”设计局研制成功了高效的固体燃料导弹PT-23УТТХ“棒小伙”(北约代号为SS-24“手术刀”)。这种导弹不仅可以从竖井发射，还可以在铁路上机动发射。

　　　　　　　　军民两用技术的积极实践者

　　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负担严重影响了苏联的经济发展。因此，乌特金比常人更早地开始思考军用技术在民用领域里的运用。让我们再听一听弗拉基米尔·乌特金是怎么说的：

　　“在我们的集体中，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工作方法：即使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同时为国防和国民经济服务。研制导弹的大部分材料学、工艺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成果可以直接应用到民用工业之中。问题在于如何合理、迅速地运用这些成果，而不是把它们作为科学和工程半成品贮存起来。因此，有理由认为，武器的研制可以同时满足国民经济的一系列要求――新的材料和工艺，新的结构解决方案，新的方法，等等，这样就可以为国民经济发展节省很大一笔开支。”

　　早在1960年，苏联就在P-12(SS-14)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出了“太空”型运载火箭，后来洲际导弹P-36(SS-9)在“南方”设计局变成了“气旋”型运载火箭。1988年，设计局的专家们建议研制环保型运载火箭。于是，便有了今天著名的“天顶”火箭。这种火箭使用液态氧和煤油，可以将12吨重的有效载荷送上轨道，包括有人驾驶飞行器。火箭的第一级使用了侧翼加速装置。

　　设计局还研制了50余种军用和民用科学研究卫星。在弗拉基米尔·乌特金的领导下，设计局研制了“太空”系列卫星，这一系列的卫星在已送上轨道的太空飞行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太空-1500”卫星可说是解决重大国民经济问题的典范。这种卫星在引导陷入东西伯利亚海冰块之中的船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卫星的雷达摄像(可在云层厚度很大的极夜拍摄)海员们确定了走出冰阵的最优路线。“太空-1500”卫星为建立导航定位卫星系统奠定了基础。

　　顺便指出，“南方”科学工业综合体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国防企业。多年以来，它一直在设计和生产(乌特金也以此为荣)“尤姆兹”牌中耕拖拉机，已生产了近十个系列，总计二百多万台。公司的专家研制成了大功率的风能发动机。为解决生态问题，他们还研制了中央供热站的除尘装置。此外，还做出了其他一系列有益的发明。

　　　　　　　　　　不平凡的一生

　　1923年10月17日，乌特金出生在梁赞州叶拉赫图尔区的普斯托博尔镇。他的父亲费多尔·捷缅季耶维奇从14岁就开始外出谋生，后来在拉什马镇的铸铁厂做经济计划员。乌特金的童年是在梁赞希诺村度过的。

　　1941年夏天，弗拉基米尔·乌特金以优异的成绩从卡西莫夫市第二中学毕业，随着卫国战争爆发的后，他应征加入了苏联红军。他先是被派往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第21独立通信团做报务员。稍后，他被调往第278航空师第49独立通信连。从1942年起直到战争结束，乌特金一直在各个方面军参加战斗：沃尔霍夫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南方方面军、乌克兰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从沃尔霍夫一直打到了柏林，体验了行军的疲惫、失败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乌特金上士因为作战勇敢被授予红星勋章和二级卫国战争勋章，以及其他各种奖章。

　　1946年他进入列宁格勒军事技术学院学习，毕业后开始了在第聂伯罗夫斯克近40年的生活和火箭设计活动。从1990年11月到2000年2月(直到去世)，弗拉基米尔·乌特金一直担任俄罗斯太空研究院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的所长。他积极参与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火箭航天领域管理的改革，为俄联邦航天计划的制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0年2月15日，他在莫斯科去世，走完了77岁的人生之路。乌特金被安葬于特罗耶库罗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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