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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从虐囚事件看美国媒体的“潜规则”

http://jczs.sina.com.cn 2004年05月24日 10:10 舰船知识网络版

  [相关专题:伊拉克俘虏遭虐待]

  撰文 / 刘学义

  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美国军方一再要求其延迟公开报道两周后,最终在其王牌节目中公布了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照片。紧随其后,《纽约客》周
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及英国的《每日镜报》都相继刊登了本国士兵在伊拉克虐待战俘的文字、消息和图片。并且诸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全新报道出台,充当着惩治虐囚事件的先锋官。美国素来就是世界消息源的中心,虐囚消息一经发出,顿时引起了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强烈舆论震动,各国媒体纷纷跟进,一时形成空前的报道热潮。许多国家政府、议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严惩责任人,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世界许多民间组织,更对此事更表达了强烈的谴责与声讨,将美英政府和军方推向了极其尴尬的地步。

  正如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纳吉布·拉扎克5月8日所说,发生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不是孤立的,一向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政府正因此而在世界面前失去信誉。“虐囚”事件给一向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不管其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它给包括伊拉克人民在内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内心伤害,给美国在世界人权事务中的“领袖形象”的损伤,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消除。

  在美国,一般把白宫遭遇政治丑闻和麻烦时,而遭到民众追问事实真相的焦点事件称为某某门,例如尼克松时代的水门、里根时代的伊朗门,克林顿时代的白水门以及小布什前一阶段的情报门等等,同理,布什政府遭遇的这次危机被称为“虐囚门”。

  与美国政府和军方极其尴尬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报道虐囚事件中冲在前列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客》、《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却因此而名声大噪,有人誉之为在报导客观事实、履行舆论监督,避免政治干预方面,美国媒体又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

  美国的媒体缘和屡次不惜自爆家丑,而与本国政府和军队过不去?

  有人把美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看成是“新闻自由”与“国家利益”的较量,认为媒体的胜利就是新闻自由和媒体良知的胜利。不可否认,在自爆政治大人物甚至是国家丑闻的背后,需要相关媒体和人员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表现出空前的报道勇气。

  但根据我们对美国媒体的了解,美国媒体之所以炒作虐囚事件的原因,好像远不止如某些人所看到的那么理想化――美国媒体就是新闻自由的象征,似乎另有隐情存在。

  其实,早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媒体自由的表象之下自有其“潜规则”存在:媒体的商业性质、受众兴趣的选题标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化游戏规则等等,都是导致报道出炉的隐性原因。

  媒体的商业性质。美国的媒体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美国之音”,都是私有性质的商业企业,在追逐赢利这点上,与其它商业企业并无二致。媒体必须追求商业价值,必须关注自身的利益和利润,吸引观众。而媒体要想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对信息源的争夺是重要的内容。而对美国这样的社会来说,有什么比虐待、囚徒、性这样的字眼更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呢,更何况还有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现场图片和录像。再加上碰巧总统大选年,其实只要想一想当年因为萨利文案、“越战最高机密文件”、“水门事件”,而一举奠定著名大报地位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辉煌经历,就足以激发各家媒体的报道冲动了。

  受众兴趣的选题标准。在美国,政府与媒体不是上下级或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政治关系上是平等的,在经济上受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媒体要将报道信息和观点卖给陌生的受众,就必须是将读者迫切需要的东西确定为自己的报道、评论议题,媒体通过各种分析和研究来确定自己的目标受众,再根据目标受众来确定自己的报道议题,报道、评论议题的确定主要源于读者的需求和愿望。按照我们国内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虐囚事件无论在新闻事实的重要性、涉及新闻主体的显著性、新闻事件的接近性、关涉价值的人情味和反常性等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都是绝佳的报道线索,这对于熟谙个中道理的美国媒体同行来说,做出这样的报道反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化游戏规则。如果说,联邦制、三权分立和制衡是美国宪政制度的保证,那么,传媒自由则是美国宪政制度更为根本性的保障。传媒的巨大力量能与政府三大部门分庭抗礼,成为权力制衡之外监督、制约政府和民主政治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被称为“政府的第四部门”。传媒强大的政治透镜功能,将政府内部的运作方式与普通民众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辅助手段和基本途径。传媒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与其受到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分不开的。政府是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必要组织,但政府又极其容易侵犯公民的权利,美国人对政府始终持有戒心。新闻自由使政务活动处于透明、公开状态,公民可以及时、充分地了解政务活动,从而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制约。即使,从特定的情况来看,报道对政府或国家不利的消息,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但主流观念普遍把这作为社会良性发展所需付出的必要代价来接受,而把民众的知情权放到优先考虑的地位。

  另外,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也不排除虐囚事件是政治化运作的因素。历来大选之年,竞选各方都是各种指责的口水漫天飞,其目的不过想给对方制造点麻烦,增加己方的胜算而已,所不同之处只在于麻烦的大小。难怪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被迫到国会接受质询时,尽管认罪态度良好,表示承担责任,但仍不忘反击说有人把虐囚事件政治化。这固然可以看作是政治人物的托辞,也未必就没有道理。

  当然,尽管美国媒体穷追猛打,抓住政府和军方的把柄不放,其中也还是很讲究报道“度”的把握的,比如各家媒体对虐囚真相的拷问,巧妙地止于事实的调查,并未像我们某些媒体所说的把政客的政治行为和美国一贯宣扬的人权、自由等美国信念混为一谈,媒体在政府丑闻和美国价值观上的界限还是画得很清楚的。在这点上,媒体的作法其实与政治人物壮士断腕般,把虐囚事件归为个别、非美国行为的处理危机的说辞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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