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政坛活跃着一股亲台势力，他们受台独分子金钱的收买，对日本政府施以影响，敦促日政府推行更亲密的日台关系。这股势力被称作日本的“台湾帮”。日台湾帮是如何形成，又如何运作的？本文根据日本媒体的有关报道进行整理，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

　　行动诡秘的台湾帮

　　1989年，德国柏林墙倒塌，之后苏联解体。旨在对苏联形成军事包围网的日美安全保障战略，是否还需继续保持下去呢？1995年，日美两国首脑宣布进一步加强军事同盟；1997年，日本几乎未经其国会审议，就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据悉，这是在极少数日美外交、防卫官僚的运作下决定的。很显然，“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是要重新把中国作为假想敌，旨在遏制中国，并想以此彻底埋葬日本宪法第9条(放弃战争条款)。

　　对于这种危险的动作，日美两国政府保持低调，但台湾当局却大肆渲染，给予很高的评价。知情者称，出现这种局面的背后，是台湾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加紧做日本国内台湾帮工作的结果。

　　日本的台湾帮是由一批由台湾买通、专门为台湾游说的日本政客组成的，一个不公开的团体，它的创始人是岸信介。当年福田内阁同中国政府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台湾帮仿佛已从永田町(日本政府机关所在地)销声匿迹。但实则不然。继台湾帮鼻祖岸信介之后，经历了椎名悦三郎、滩尾弘吉、金丸信时期，目前，接力棒又传到了小泽一郎等人手中。而且，在加强日美安保体制、制定《新防卫合作指针》的过程中，台湾帮始终充当外交、防卫官僚的强大援军，向日本朝野政党安全防卫政策的决策中枢施加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后，日中关系开始发生摇摆。日本为什么要执行这种愚蠢的政策呢？可以认为，深得其利的日本官僚势力和军工企业，是制定上述愚蠢政策的真正犯人。具体地说，这些人包括鼓吹政治、军事大国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向往日本战前军国主义的势力，信奉军事实力外交的外务官僚，以及希望扩军的防卫官僚。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乃是不争的事实。

　　负责起草日美联合宣言和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是极少数防卫和外交官僚。也就是说，是由一部分四五十岁的日本官僚具体操作而成的。当然，仅靠他们是无法付诸实施的。在此过程中，议会对策亦很重要。然而，现在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朝野政党的议员屈指可数，加之他们认为负责安全保障政策无太多选票可捞，对这种问题原本就不做深入的研究。

　　一般说来，热衷于这类事情的主要是日本的右派和信奉国家主义的议员，所以，日本官僚们对国会议员做工作比较容易。而且，活动资金通常都由军工企业负担。实际上，军工企业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够促使官方具体实施有利于自己的安全保障政策。众所周知，战后日本确立的产军复合体的头面人物，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但真正的受益者，却是台湾的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流。因为他们已成功地把日美军事同盟拖入了保卫台湾的战略。这也正是台湾帮的实力所在。以前，华盛顿的台湾帮非常知名。他们在东京也有相应的影响。

　　美国少数众议员宣称台湾已具备加入联合国的资格，并联合提出美国政府应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议案；美国务院同意向台湾当局领导人发放入境签证；美国参议院18名超党派议员力主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东京，台湾当局政策的代言人决不算少数。

　　台湾当局在东京发行的宣传性杂志《中华周报》，公布民主党访台议员团的名单。或许，东京的台湾帮比华盛顿的台湾帮有过之而无不及，活动更为猖狂。再如《中华周报》以《今后将加强国会议员外交》为题，报道了台湾的“自由民主同盟‘中华民国’总会理事长”饶颖奇访美的消息。过去台湾当局始终把学者推到前台，避免突出政治色彩，而这次则由政治家取代学者出访，它无异于宣布台湾当局今后将进一步对美国展开“外交”攻势。其意图就是把台湾的“立法委员”派往华盛顿和东京，从正面支援幕后的院外活动。《中华周报》还以《台湾的新干线，日本可能接受订货》为题，暗示在日本与法国的竞争中对日本有利。也可以认为，这是“台湾金钱外交”的又一举动。

　　可以说，台湾的院外活动已扩及东京的通产官僚、产业界和日本政府。不言而喻，院外活动的关键是财力，“财能通神”，仅靠人际关系是难以奏效的。尤其是对日本议会及其首脑，更要提供日常的政治捐款和选举时的特殊捐款。

　　台湾院外活动的形态

　　对台湾而言，日本冲绳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极为异常的情况是，冲绳的大半土地沦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已过了50年，而且经常发生妇女被美军强暴的事件。

　　1997年3月18日，由台湾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泰英率领的27人代表团，突然访问冲绳，考察投资环境。冲绳人民的反美情绪和要求撤走美军的运动，对于台湾的李登辉来说，才是真正的威胁。李登辉的战略意图，是使冲绳经济摆脱萧条，从而换取美军基地的长期存在，让驻冲绳的美军发挥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台湾与华盛顿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据日本《每日新闻》1997年9月3日分析，李登辉的意图“不纯粹在于经济，而是在于要通过加强日台共存关系，使日本参与台湾的安全保障这一安全战略”。也就是说，拥有美军基地的冲绳才是台湾最有利可图的。所以，台湾不是对九州、本州和四国，而是对冲绳才进行巨额投资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金钱“外交”。

　　当然，台湾对冲绳名曰“蓬莱经济圈构想”的投资带有附加条件，即它要享受自由贸易区制度的优惠政策。这就是说，台湾既要在政治上确保美军基地的长期存在，又要在经济上捞到极大的实惠，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而为达此目的，台北势必动用东京的台湾帮。

　　果然，日本政府欣然同意台湾提出的建立自由贸易区制度的要求，并对冲绳施展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即在利用台湾振兴冲绳经济的同时，要求冲绳同意为美军建立海上航空基地。不言而喻，此期间台湾帮极可能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和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冲绳对策小组委员会会长的权利，不住地向日本政府兜售台湾的意图。

　　为实现冲绳的经济发展，最理想的方式是把该县全境设为自由贸易区。但台湾担心，这有可能使冲绳香港化，不仅会导致台北的资金过多地流入，稍有不慎，还会引发台湾经济的衰退。所以，对台湾来说，在有限的区域内建立自由贸易区最为合适。

　　山中贞则很可能从中起了台北代言人的作用。在1997年11月12日召开的自民党税制调查会冲绳对策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山中不同意把冲绳全境设为自由贸易区，而是提出了区域限定方式。在此之前的1996年8月，冲绳县曾提出以那霸市为中心的设想，但在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后，于1997年11月又决定把冲绳县全境设为自由贸易区。然而，它却被山中方案否定了。

　　新闻媒体曾一度解释说，山中方案是在日本政府与冲绳县之间采取的折中方案。但事实上作为台湾帮的山中，是按台湾的要求提出区域限定方式的。台湾帮操纵日本政府和执政党的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欲操纵他国政治家，就要投入相应的活动资金。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在东京的院外活动资金是以何种方式周转，又是怎样靠它去转动政治的。

　　“我们这里与牵涉权益的事儿毫无瓜葛。”一个日本原青岚会领导干部的秘书在作这种表白后，把话锋一转评论说，“按一般常识，这种事情都是在幕后悄悄进行的”。这个自民党的资深秘书，并未否认背后有台湾院外活动资金存在的事实。一个并没有被认为是“台湾帮”的自民党议员的秘书也证实说：“若直接从台湾当局那里接受现金，将违反政治资金限制法。所以，一般都不直接接受，而是迂回操作。譬如采用台湾系统企业提供政治捐款的形式。我们事务所就未曾直接接受过。”上述两位秘书都没有否认存在接受金钱的事实。在他们看来，台湾当局提供资金是理所当然的。这令人感到，台湾当局提供院外活动资金，已成家常便饭，其涉及面相当广泛。用另一位已离职的原议员秘书的话说，“相当多的自民党议员，都从台湾当局的驻日代表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接受捐款。对于我们的要求，这个协会总是认真听取，并且相当关照”。

　　1972年日台断交后，台湾当局对日本的政治家尤其是对执政党自民党的国会议员，给予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无微不至的“关照”。台湾当局最热心给予照顾的，就是购买一般议员集资宴会用的宴会券。“我所服务的议员，并不处于台湾帮所享有的那种特殊地位，平素只是作为自民党的一位普通议员与对方进行极其一般的交往。尽管如此，对方每次都认购50万甚至上百万日元的宴会券。”

　　也就是说，每年一至二次的集资宴会，对于这名并非台湾帮的议员来说，台湾当局每次都要送上50万甚至上百万日元的红包。这仅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事情。在当时，这笔金额决非小数目。而且，这类事情涉及相当多的自民党议员，累计起来算，可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院外活动资金。这个秘书还断言：“现在，这类资金肯定正在流向除共产党和社民党之外的所有政党。”

　　“我当秘书的时候，无论哪位议员的事务所都干这类事情。经常应他们之邀在银座附近吃喝玩乐的自民党有关人员，数量亦相当可观。所以，在自民党的有关人员中，几乎没有人说台湾的坏话。”“坦率地讲，承蒙台湾当局关照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有关台湾当局挥洒金钱的问题，给人的感觉似乎也是无止境的。可以认为，这也是台湾当局的一种政治战略……”

　　　另外，自民党青年局大力组织初次当选议员访台之事，早已名声在外。但事情决不仅仅限于青年局。必须指出台湾对日工作的触角，似乎已伸向自民党的所有组织和国会议员。

　　外交不择手段，这种风潮今天是否依然流行呢？在这方面，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原苏联克格勃，可谓最具代表性。但也有人暗示，台湾亦有类似的秘密组织。

　　据上述原自民党议员的秘书透露：“对于台湾受理签证和提供政治捐款的做法，一般自民党议员无不感到心满意足。”这些来自台湾当局的捐款，理所当然都是以后门资金的形式处理的。而且，在他们接受资金的时候，都觉得这种行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在这里，政府的政治资金限制法已形同虚设。

　　更为叫绝的是，台湾还搞色情接待。这位自民党议员的秘书透露说，据一些原国会议员或其部下透露，“这正是访问台湾的目的之一。但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台湾帮轻薄的本性，由此而暴露无遗。他还说：“在原苏联，涉猎女人有可能被暗中拍照，所以，政治家对此都抱有戒心。而在台湾，则大可不必。”

　　这个秘书谴责说：“越是年富力强的议员，越喜欢台湾，这与色情招待也不无关系。”他还透露，台湾企业亦参与其中。“在日本经营的台湾企业，实力都很雄厚。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先接近日本的政治家，与之建立联系。然后再通过提供捐款和在台湾的接待，进一步加深关系”。

　　关于接受台湾方面捐款是否要出具收据，这种疑虑纯属对台湾不了解。他说：“无需出具任何收据。这正是台湾的魅力所在，政治家也才能够心安理得地与之交往。因为这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这个前议员秘书还说，在他任职期间，亚东关系协会“经常定期地在银座招待我们，而且是请事务所的全体人员出席。请我们吃饱喝足后，临走时还馈赠礼品。这就是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叫人没法儿不和他们密切关系”。

　　“很少能有比台湾更使日本男性满足的地方啦。政治家也概莫能外。所以，我们老板(议员)和当时在我手下工作的另一个老板秘书，很喜欢去台湾。对于年轻的秘书来说，那里简直就是伊甸园，再也用不着去看那些带裸照的周刊杂志了。”这位原议员秘书的证词，真是切中要害，一语道破天机。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奇怪，有时甚至比小说中描写的还离奇。这个原议员秘书披露的内容，其实还远未涉及台湾帮内部深层次的情况。更令人惊讶的真实内情，只有等待台湾帮从根本上去披露。但他们势必要把这些真相带入坟墓，一般国民是无法知晓的。

　　台湾帮的内部结构

　　促成岸信介和蒋介石走到一起的主要渠道，是旧日军(关东军)的关系网。岸信介的关东军关系网，是他在中国东北地区任职的三年间建立起来的。其主要成员是军国主义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等。而蒋介石同旧日军也有不解之缘。在这种关系的作用下，岸信介于1950年东渡台湾。在台北近郊圆山公园附近的军事训练所，重新培训了百余名国民党军官。此外，作为“白团”的后方部队，还创建了一个号称“富士俱乐部”的秘密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就战史、战略和战术等问题进行研究和收集资料。

　　再就是，蒋介石曾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岸信介，又与曾执陆军牛耳的山县有朋的关系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可见，两人从一开始就情投意合。戴国辉所著《台湾》一书中写道：“蒋介石对‘白团’承担的义务是，通过其在东京的大使馆，支付包括薪水在内的报酬，以尽表谢忱。”该书进而指出：“对于‘白团’的后台、战后生活陷于窘境的冈村宁次大将等有关人员，则从侧面给予物质上的支持。”“因此，一批穷困潦倒的原日军上层人士，便对蒋介石更加感恩戴德，知恩图报。”

　　“蒋介石集团同旧日本军人集团之间的关系，由于有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作基础，再加上日本式的人情世故而得以增强，这种关系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更加牢固。它已成为日后建立并支撑日台关系框架的主要基础。”

　　常言道，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当初，为了夺取国共内战的胜利，蒋介石的对日工作，主要是以利用旧日军这股战争势力为主线展开的。但后来，日本的一些与原日军上层人物有关联的战前官僚、财阀和政治家，也都相继参与进来。为此，蒋介石也投入了庞大的资金。这就为后来形成盘踞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做了铺垫。总而言之，用日本政界元老松野赖三(原防卫厅长官)的话说，台湾帮的鼻祖是岸信介及其弟佐藤荣作。

　　被称为台湾帮巢穴的日华议员恳谈会，成立于日台断交半年后的1973年3月。其首任会长，并非台湾帮鼻祖、曾任首相的岸信介，而是未参加自民党任何派系的一介议员滩尾弘吉。日中邦交正常化，意味着以岸信介为首的台湾帮的败北。这或许导致了蒋介石对岸信介的失望。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改头换面，把台湾帮的掌门人由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俩变为滩尾，以期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日华议员恳谈会的现任事务局长桥本靖男，声称该会目前有会员“约300人”。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公开其入会议员的名单。这有别于一般的议会联盟，说明它显然带有封闭性和密室性。由国民的代表人物结成的集团名单不敢公诸于世，的确荒唐可笑。这不能不令人对日华议员恳谈会产生满腹狐疑。原来这个组织是不民主的。最终桥本还是提供了一份打印的“日华议员恳谈会领导成员”名单。

　　从名单上看，该会现任会长是山中贞则；副会长为小泽辰男(新进党)、村上正邦(自民党)、平沼赳夫(自民党)，前田勋男(自民党)。会长山中，“在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时代，曾在台湾任教”，从东北地区时期起，就同岸信介过从甚密。副会长小泽辰男，早期曾是作为天皇的典型官僚的内务官僚，与滩尾弘吉属于同类。

　　村上正邦在桥本内阁时期，曾任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的要职。他是借担当以“追求权益的政治家”闻名的玉置和郎秘书的机缘进入政界的。之后，紧紧追随原首相中曾根。村上“最近荣膺台湾颁发的勋章”，现已成为参议院台湾帮的头号人物。

　　台湾帮的特点是二世议员较多。除平沼赳夫、前田勋男两位副会长外，还有干事长藤井孝男，副干事长中川昭一，干事爱知和男、椎名素夫、关谷胜嗣、福田康夫、船田元、古屋圭司。该会实际上的干事长，是曾任桥本内阁通产大臣的佐藤信二，他是原首相佐藤荣作的儿子。中川昭一，是曾率青岚会成员到处施暴的中川一郎之子。椎名素夫，是原台湾帮实力人物、岸信介的亲信椎名悦三郎的儿子。福田康夫是原首相福田赳夫之子。船田元的祖父，则是曾在台湾帮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原众议院议长船田中。岸信介的外孙安倍晋三(安倍晋太郎之子)，虽尚不是日华议员恳谈会的领导成员，却也开始走上台湾帮之路。

　　由此可见，上述人员的父辈或祖父辈都是战前派，且占据战争势力的中枢地位。不妨说，他们的国家主义思维均直接或间接地传授给了自己的子孙。从其他领导成员看，代理干事长林宽子是原首相福田赳夫的“外游之花”；副干事长永野茂门，是公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旧日军军官。用新闻术语来说，上述这些人都是鹰派人物，彻头彻尾的反共主义者。在美苏冷战结构业已崩溃的今天，反共势力理应正在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但麇集于日华议员恳谈会的许多人，却依然置身在过时的潮流中。

　　在台湾帮中，最活跃的是青岚会成员。青岚会是1972年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不久，按照幕后总指挥岸信介的颐指气使，由当时自民党内一群少壮议员纠集而成的。他们行动粗野，与暴力团毫无二致。其攻击矛头所向，直指当时为恢复日中关系竭尽全力的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他们煽动的右翼宣传车在街头巷尾喧嚣一时，令自民党和政府内部为青岚会的横行无忌大伤脑筋。

　　总之，从其颇为过激的行动也可以看出，这一特异集团的背后必有庞大的资金支持。而且，他们是歃血为盟，带有封建色彩的血盟议员集团。仅此一点，令人看到青岚会自台湾帮时期起就具有的那种非比寻常的诡秘性。

　　青岚会的领导人是中川一郎。他周围纠集了中尾荣一、石原慎太郎、中山正晖、藤尾正行等反共右翼政客。按派系分，这些人多属福田派。但背后，却受岸信介指挥。令人感到，青岚会的成立可谓是台湾帮的一次总动员、大集结。台湾帮这股反共势力企图阻挠日中两国接近，公开打着反田中和反大平的旗号，与政权分庭抗礼。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帮中的青岚会人员，至今仍香火未断。如中川一郎和滨田幸一两个人的儿子，他们至今仍承继着青岚会的思想和行动，并且拼命地鼓动周围的年轻议员也步其后尘成为台湾帮。在日本政界，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鹰派政治家的二世议员，必定成为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鹰派。如安倍晋太郎的儿子安倍晋三，就是如此。小泽一郎本人，也继承了他生父的国家主义。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退出政界的老台湾帮或青岚会成员，至今仍在从事反华亲台活动。如已退出政界的藤尾正行，现在担任日华亲善协会会长。该协会集结了民间的台湾派势力，首任会长是原文兵卫(原参议院议长)。日华亲善协会，是为抗衡亲华的日中友好协会而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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