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彭光谦

　　　-充分反映新时期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是军事战略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点

　　-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关键是把握军事战略的本质内涵，坚持军事战略理论创新的 马克思主义方向，以中国优秀战略文化为底蕴，推出有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

　　-适应战争形态与战争方式的时代性转变，确立信息化战争的战略思维，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的制胜规律，是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的基本任务

　　当人类社会踏上21世纪的征程后，在国际战略局势不断变化和世界新的军事变革浪潮的冲击下，我们所处时代的安全环境已是今非昔比。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面对新的安全挑战，创新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理论，已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

　　军事战略归根结底是治国之道。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客观要求

　　“兵者，国之大事”。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它涉及的是国家的生死存亡，盛衰荣辱。军事战略指导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亦即维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合法的战略空间；就是要努力保持国家战略全局的相对稳定，为人民的和平劳动和正常生活秩序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创造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态势，为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繁荣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一句话，就是要维护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无数实践表明，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就难以有力地维护国家的安全，也就难以实现国家的持续发展。因此，军委江泽民主席曾经深刻指出：军事战略归根结底是治国之道。

　　军事战略要保持其正确性，就必须在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发展。墨守陈规，不能随战略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就不可能保持战略指导的活力。在中国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战略文化的有益成份，创立了一整套关于建立人民军队、坚持人民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理论，确立了党的军事工作的正确方向，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下，以远见卓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作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新的判断，指导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战略问题的崭新认识。当高技术局部战争悄然登上战争舞台，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江泽民果断地领导制订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地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这是我军战略指导理论与实践的革命性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再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的军事战略思维。

　　进入21世纪，世界新的军事变革浪潮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这场变革是人类文明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的产物，是当代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在军事领域的反映。这场变革不只是军事技术的革命，更是军事结构与军事理论的革命。面对世界新的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在更加勇敢地投身军事变革的激流之中，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不断创新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战略理论，使我军在新世纪的国际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战略主动地位，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确保本世纪中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的实现。

　　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必须把充分反映新时期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把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作为自身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我军军事战略指导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就是要准确反映国家利益的需求，特别是及时准确地反映变化了的国家利益的新需求。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与以往相比，我国国家利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国家利益的范围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经济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200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达6200多亿美元，我对外经济依存度日益加深。我国国家利益不仅表现在领土之内，而且延伸至领土之外。平等的国际交往，互利的国际经济活动都对安全保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国家利益的重心上。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面临来自外部强敌的全面武装入侵的威胁，因此国家利益重心在于首先确保国家的生存，确保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固，确保全体人民的和平劳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政权建设的基础日趋巩固，外敌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国的生存获得了基本的保障。但干扰和迟滞我国发展进程，扰乱我国经济建设秩序等的可能性并未消除。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势必会导致国家发展受阻，最终也将危及国家的生存。进入新世纪，我国国家利益不仅表现在军事、政治、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国家利益的威胁不仅可能有来自军事上的“硬”打击，也有来自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等的“软战争”。

　　新时期创新军事战略理论就必须充分考虑上述新情况、新变化，拓展战略内涵，调整战略指导重心，从着重关注与维护生存利益转向在维护生存利益的同时，关注与维护发展利益；从关注单一型态国家利益转向全面关注多重复合型的国家利益；从着重关注打赢战争转向在切实做好打赢战争准备的同时，注重遏制战争的爆发和对战争实行有效控制。

　　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关键是适应战争形态与战争方式的时代性转变，确立信息化战争的战略思维，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的制胜规律

　　军委江泽民主席曾深刻指出：“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的社会经济面貌，也正在深刻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了军事领域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对我军的质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严峻挑战。”

　　我军是从国内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历来擅长与敌进行短兵相接的较量，擅长地面作战，擅长内陆纵深大踏步进退的攻防作战，建国后也主要进行的是以陆军为主的陆地边境反击战。可以说迄今为止，我军仍主要是一支陆战型军队，这就使我军的战略思维不可避免地烙上诸多传统思维的印迹。创新军事战略理论，就要勇敢地从曾经给我们带来胜利和荣耀，但实践证明已是落后的那些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

　　当代战争形态、战争方式、战争机理正在发生历史上少有的重大变化，高技术局部战争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基本形态，而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一是信息化武器装备正在成为军队作战能力的关键因素；二是非接触、非线性作战日益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三是体系对抗越来越成为战场对抗的基本特征。因而，我们必须在更新更高的起点上进行战略谋划与战略指导，确立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现代战略思维，特别要从陆战思维向多维一体思维转变，从单一军兵种作战思维向联合作战思维转变，从机械化战争思维向信息化战争思维转变，确立与信息化战争相联系的战争时空观、战争能量观、战争效益观、战争系统观、战争控制观与战争胜负观。以思维的创新带动军事战略理论的创新。

　　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必须坚持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同时赋予其时代内涵，以便科学和有效地指导我军建设与作战准备

　　我军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是20世纪90年代初制订的，这一方针首次提出由应付一般战争向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它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正确反映了我国战略环境的新变化和国家利益的新需求，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同时，10年来，国际战略格局和战争形态又有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新发展，新变化。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高技术局部战争只是显露头角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高技术局部战争的面目已经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本质更加清晰地表现为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将逐步取代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成为战争形态的主角。与此同时，党的十六大也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于是，在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后，无论是战争形态的变化，还是国家利益的拓展，都对我们坚持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一系列战略问题和战略指导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理论回答。例如，如何与时俱进，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进一步聚集到信息化战争上来，以此为“龙头”牵引我军的各项建设与准备；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军战略结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战略理论体系；如何进一步解决好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关系；如何确立我军战争控制理论体系，灵活自主地调控与把握战争；如何创新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新方式，等等。随着上述问题进一步清晰化，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内涵必将进一步充实与完善，我军战略体系的理论基础必将更加科学，更加具有实践牵引力。

　　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既要善于借鉴外军的有益经验，更要以中国优秀战略文化为底蕴，推出有自身风格和特点的理论成果

　　在新的世界军事变革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军队进入情况较早，投入力度较大，在信息化理论探索上处于相对的领先位置。对他们获得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反映当代战争规律的合理性认识，我们要大胆借鉴，不能回避与排斥。外军实践也可以成为检验我们理论创新正确与否的镜子。但是这种借鉴应该是自主性的、批判性的、扬弃性的，而不是模仿式的、尾随式的，不是盲目的照搬照抄。这种借鉴必须和中国的国情军情相结合，为我服务，为我所用。我们主张借鉴决不是妄自菲薄，决不是西方月亮比中国圆。恰恰相反，我们必须首先强调从中国自身的优秀战略文化传统中吸取丰富营养，把新时期的军事战略理论创新深深植根于5000年中国战略文化的沃土之中。

　　中国是东方兵学的故乡，历来有善于战略思维的优良传统。《孙子兵法》所揭示的许多军事哲理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立的一整套无产阶级战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就，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和理论创新的依据。新时期创新军事战略理论就是要挖掘这些伟大的理论宝库，决不能身在宝山不识宝，捧着金碗要饭吃。这种创新的理论从性质到目的，从内容到形式，从源到流，都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在信息化战争日益成为现代战争基本形态的新形势下，在战略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的态势下，我们特别需要在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实行完全的主动的战略思想上下功夫；深刻领会积极防御的精髓在于它的积极性，创新最大限度地发挥战略积极性，实行积极攻势防御的新思路；深刻理解人民战争的本质在于战争的人民性，创新信息化条件下发挥人民战争伟力的新战法；深刻理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思想，依此创新信息化条件下实行“不对称战略”奇正相生的新方式。

　　创新与发展军事战略理论要把握其本质内涵，要始终坚持军事战略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军事战略理论创新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而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严肃的、艰苦的认识活动。战略理论创新需要高瞻远瞩，见微知著。需要我们借助“望远镜”与“显微镜”来观察和分析事物。而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创新战略理论的望远镜与显微镜。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我们正确把握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观察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的锐利思想武器。”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创新才能接近真理，走向真理。鉴此，在当前的军事战略理论创新活动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目的正义性与战争手段正当性相一致的原则。因为我军是一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我们对人民战争伟力有着充分的信心。要坚持我军军事战略的自主性、自卫性与防御性。我们的战略永远是防御性的，这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军情决定的，它体现了我国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性质与自主自卫的军事战略性质的统一，保卫国家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不要把抛弃军事战略的本质内涵当作创新。要防止陷入“军事战略非战争化”、“战争本质非暴力化”的理论误区。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的指导与筹划的经典论断并没有过时。非战争行动古已有之，它的地位无论怎么上升，都是战争行动的延续和补充。信息化也只是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暴力对抗的工具，这种软杀伤的具体手段永远是暴力较量的一部分。在战争根源仍然存在的今天，在战争威胁依旧难散的当代，我们决不能模糊战争视线，放松战争警惕。否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的创新都会南其辕而北其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