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6飞机全机地面试验

歼7Ⅲ飞机全机振动试验

　　正是由于运10的研制成功，震动了美国民机大厂商。麦道公司破天荒在美国境外首次与外国合资办厂组装生产民机，即上海工厂的MD—82和MD—90。

　　1970年大规模开始的陕西三线建设，其重大工程集中在汉中地区江汉河谷地带的中型运输机运8飞机生产基地。

　　运8飞机装有4台涡桨6型发动机。能空运武装士兵96名或散装货物20吨，起飞重量61吨，航程5600公里以上。它原属航空工业“三五”计划的重要目标。1968年航空工业部下达研制运8飞机任务。1969年初，西安飞机厂以苏制安—12飞机为原型进行设计，历时二年多完成了设计。又用了二年完成了零部件制造和装配，1974年底，试飞成功。

　　从军民空运需要讲，运8不失为一种好机型，本来可以由西安飞机厂批量生产，即便与轰6生产有冲突，只需在附近建几个车间即可。(后来运7飞机的批生产就采用了这种办法)但时间已到1972年，原来航空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的领导人大部分被“打倒”，，航空工业各系统也由“造反派”夺权，接着军管(即由使用飞机的人管理生产飞机)后来由周洪波任革委会主任，林彪一伙曾插手空军和航空工业很深，瞎指挥造成了大量浪费。林彪事件后，李际秦任航空工业部部长。从上层到基层走马灯似的换了许多领导，谁也没能制定并实施一个合理的连续的长期规划。1972年，航空部决定运8飞机转到陕南的陕西飞机厂生产。1975年12月29日，在西安飞机厂的协助下，由汉中基地(陕西飞机厂)生产的运8试飞上天。根据航空界“上天不易，定型更难”的俗话，直到1980年2月，运8飞机才正式设计定型投入批生产。

　　地处汉中的陕西飞机厂，无论从外行还是从内行的角度看，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设计主旨的产物，是一种用山区游击战思想来理解现代国防工业和现代航空工业的产物。它深深地带着那个丧失理性的年代的印迹，到今天还留着许多后患。

　　汉中运输机基地是一个专业分工协作的工厂集团。他把飞机厂和附件厂分成飞机总装、部装、机械加工、起落架、锻铸冲压、精密工具、仪表、工艺设备加工等十多个专业工厂，为总装厂配套服务。在具体厂的施工中，也曾有所创新。如：设计、施工、建设单位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在一起研究制定工艺方案。领导深入现场，具体指导，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形成生产能力；老厂带新厂等等。但毕竟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失当。同时建设几十个大中型工厂和科研机构，战线过长，超过了陕西经济的承受能力，造成粮食、日用品等物资紧张。工厂群摆在秦岭巴山崇山峻岭之中，厂所过于分散，大量建设资金被浪费，后来的科研、生产协调非常困难。这种有浓厚文革色彩的中国式战备工业布局，被实践证明弊远远大于利。

　　汉中运输机生产科研群有20余个单位，分散在汉中、安康地区7个县极偏塞的山沟里，东西相距300公里；有的厂所被山岭沟谷切割，本身就很分散，可是内部还搞分散布局，几个车间摆在几条山沟里，一拖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一个车间也化整为零，变成一种“羊拉屎”的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同贵州歼击机基地那阴暗、潮湿的客斯特溶洞工厂相比，真是童工同工异曲。

　　由于战略布署和战术布局失当，催促加快施工，快速施工又造成了长远性的浪费。一些厂、所未能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进行作业，甚至有些工厂未经周密勘察就立即开工，以“挽回”文革损失的4～5年工期，其结果更为危险。因为不了解地质、水文、历史降雨情况，有的工厂恰恰建在滑坡区、洪泛区、泥石流区。暴雨一来，绿树遮蔽的工厂一下子被洪水和泥石流吞没。厂房塌裂，桥断路淹，未遭空袭，先受水淹，十分困难。基地某厂恰建在山谷大滑坡区，几次被滑坡泥石掩埋，多年来光为治理滑坡，打入山脊斜面的钢筋水泥锚桩就耗资近2000万元，几乎能在平原地区建一座新厂。另一些设在安康和凤县的(宝鸡南)十几个厂、所，因大山过陡，没有足够平地建厂，忍痛冒险设在低洼谷地，每逢大雨，如临强敌，全体职工奋力抗洪。在1982年的水灾中，仅汉中、凤县工厂群损失总计4500万元。形成生产不饱，迁建无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三线建设特有的“鸡肋现象”。

　　70年代初的那种跳跃式西进，即便从战争角度讲也缺乏合理性(关于这点后文专题论述)。沿海工业长征式的“举家搬迁”“千里西进”，敌未至而我先乱，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浪费。它的思想根源和运作结果，与文化革命的发动、荼害、失败，构成了几乎同样色调和笔触的背景画面。西部一时没有形成生产效益，又拖垮了沿海原有的工业底子。1966年～1975年，全国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是建国以来最底的。近2000亿元投资，在“三五”期间只有59.5%交付，“四五”为61.4%。生产效益就更低了。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也由“一五”期间的35元，下降到“三五”时的26元和“四五”时的16元。生活清朴的中国人民辛苦劳动积累下的财富，大批大批被抛掷在西部的青山之中。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无人监督，无人检查，无人过问，也无人承担其具体责任，甚至今日大部分中国人也不全面了解这些情况，但许许多多的人却承受着它的结果。

　　为了与此决策相对照，这里仅举出一个世纪以前，侵略中国的那些帝国主义者，为最大限度的攫取中国的利益，是如何老谋深算又精于实干的。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结构中，进出口贸易业、银行业、保险业等方面的投资，始终占极大的比重。这部分的投资比例，1914年约为41%；一次大战后的1930年约为50%；1936年约为50%；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投资集中在有海内外销路、市场，原材料有保障，风险低、资金转移灵活、利润高的部门。通过银行，对各种产业进行控制、监督、情报并进行广泛的剥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地点上，十分注重产业和金融的群体效应和规模效益，主要应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其结果大都攫取了较高的利润。除了凭强制取得的政治经济特权进行超经济的掠夺，除了工业技术设备较先进等因素外，他们对投资采取的科学管理方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入侵、投资中国，对帝国主义国家也算是一场高风险事业。请看他们是如何评估、管理、实施并获益的呢？

　　1897年，德国计划入侵中国山东。他们很早就派出了海军部建筑顾问、海港工程督办、著名的海洋河道工程专家佛朗求斯到中国来。佛氏对山东整条海岸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对胶东湾进行了重点考察。事后，他起草了关于胶东湾的详细情况报告书。在书中，佛氏对胶州湾的位置、地势、港口、面积、岛屿、气候、风向、潮汐、地质、饮水、居民、工业、交通、渔业、农业、道路、航道、房屋、建材来源、未来车站预设地点、海水含盐度、动植物分布、海湾水深浅变化梯度、海岸线高低变化、高低潮线情况、泊锚地等等近30项，逐一做了极其周密的调查记录和分析研究。连小到一块礁石、一片沙地以后如何利用等等，无不详细叙述。

　　正因为有了佛氏的详尽情报资料和内行评估，德国政府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条约在北京签字仅一个月，德国国会(注意此处是国会而不是当时的德皇威廉)，通过了500万马克的建港拨款决议案，随后根据实际需要，又追加了350完马克，做为第一期建港费用。除政府投资外，官方还起劲鼓励德国私人资本进行各种投资，以分享帝国利益，减轻整体风险，扩大资本强势，形成广泛的利益群体和个人。政府即可以减少投资额，又可以从私人企业造成的进出口额扩大中收回投资及利润。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原则，建港工程由德商“回利格”公司总承包，并实施工程分项目总监督，工程在严格监督检查的控制下大规模展开。

　　德商根据最大效益原则，同时进行移山添海和建城建港，将开辟大鲍岛所出土石料用来添筑小港码头，在小鲍岛铲除高坡的土石料就近用于修筑大港码头。1901年，在当时的简陋施工条件下，小港3年建成，然后大港动工。1904年，刚建成的一号码头对商业开放，取得商业收益。为扩大商业收益，招引更多外商，同年把胶济铁路延长到大港码头。商港繁荣促使工程加快进行，2年后2号、4号、5号码头也相继建成开放，形成更大的港口吞吐量。租约签订第二年，青岛市政建设也紧锣密鼓进行。从1898年到1906年，德国官私商人在青岛边建港，边修路，(青岛地势起伏大岩石多)，边通车。由于港路建设互相配合，提高了整体进度，又降低了整体费用。等码头基本建成，铁路早已开通，城建也小有模样，吸引了大批中外商人进行各种投资和二次建设，青岛日渐繁荣。由于选址合理，青岛港航线和货运发展很快，仅用4年，就超过英国资本多年投资的烟台港(芝罘港)。到1913年，也即开工第15年，青岛由一片荒山礁石海滩，竟发展成为中国第六大港，而且城内的工商经贸，已执山东牛耳。宋宜昌/文(未完待续)